[推荐][转帖]音乐的百年回响

作者：庄永平

　　一叩响本世纪近代音乐之门

　　(一)世纪之初上海地区音乐现状

　　自上世纪中叶上海成为我国主要通商口岸之后，随着外国商品大潮的汹涌拍岸，外国文化也长驱直入涌进上海。其实，早在近代上海开埠以前，徐家汇地区，由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首的徐光启而得名。而后，徐家汇天主教堂成为江南一带天主教传教中心。又如建于董家渡的天主教堂，其内管风琴的音管，居然随乡入俗改用金属制为竹制，可见外国宗教文化渗入之一斑，也堪称世界一绝。至于教会学校，从最早1839年法国天主教设立的漕宝路读经班起，怀恩、培雅、度恩、文纪、裨文、圣芳济等学堂，以至后来集中了我国最多的外国教会学校，著名的有徐汇公学、中西书院、格致书院、圣约翰大学，等等。而更重要的是，西洋宗教传播是以其音乐为先的，因此，宗教音乐就成为我国人民首先接触到的西洋音乐。学校里除演唱宗教歌曲之外，已组织有少数西乐队形式。如徐汇公学西乐队曾演奏过海顿的交响曲，这是欧洲音乐大师作品在中国演奏的最早记录。当时基督教在上海的重要文化机构“广学会”，也大量印刷出版宗教音乐歌谱。西洋教堂和学校的种种活动，为我国引进西洋音乐之先导，以后我国西洋音乐的实质性启动，正是从上海的新式学校中开始的。

　　除了宗教音乐之外，至本世纪初，西洋音乐已开始渗入到社会的各方面：出现了一些西洋铜管乐队；出现了外国琴行；发行了涉及西洋音乐的书籍、画报等，更有不少西方音乐家来沪表演。如早在上海开埠前后，英军入侵上海时，就有军乐队随军奏乐；后英国商人已在上海开设了“谋得利”琴行；上世纪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淞沪组建一支15人的军乐队，可以说是由中国人自己组建并演奏的最早军乐队。全国著名的15个军乐队中，上海已占有6个。而上海租界上成立的“公共乐队”几经发展，后成为有影响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至于报刊媒体上记载的近代西洋音乐的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如徐柯《清稗类钞》所载的“美国女子擅风琴者至沪表演”；法国海军军官亨利·絮贝尔日记中提到的，在荷兰驻沪总领事夫人的沙龙里欣赏欧洲古典音乐等。当时《申报》上常载有“八音筒奏中外名乐”、“洋枪小队试春操……吹笳鸣鼓马萧萧”、“西人赌赛足力……并有兵船乐手吹笙击鼓以助”等描写西洋军乐队的演奏。又有“英女士惹尼嘉士，擅拉胡琴（小提琴）试奏”；“往英国戏院观外国戏（歌剧）”，以及“意大利洋行告白的乐器广告”等。那时随《申报》附送的《点石斋画报》，也经常涉及到一些与西乐有关的内容。如《卖野人头》、《西戏重来》、《履新盛仪》、《西乐迎神》，等等。

　　在另一方面，上海地区的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由于上海城镇的急速发展和西洋音乐的渗入，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是城市化使以前包括音乐在内的小农经济文化，不得不变革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二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发展已停止不前，更不能适应上海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需要。总之，至本世纪初，可以说上海率先在全国中，积聚了西洋音乐引进和民间音乐改革的巨大能量，从而带头叩响了我国近代音乐之门。

　　（二）清末民初学堂乐歌的兴起

　　本世纪初，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已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随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民主思想的迅速传播，新式学堂普遍建立，出国留学形成风气，学习西方蔚成潮流。而最早主张在学校中设唱歌课的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他在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奏折中，已建议在课程中包括“歌乐”一科。而另一主要人物梁启超就曾明确地提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饮冰室诗话》），并认为唱歌为学校中不可缺者。1898年10月，梁启超流亡日本，翌年8月与他人共设大同学校时，已组织有“大同音乐会”。由于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学校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新风尚，后来就把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现象，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在政治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和改革社会的愿望，在行动上就是大力引进西洋音乐。有意思的是，这种引进不是直接来自西洋，而是来自东洋的日本，这也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直接产物之一。学堂乐歌主要是引进日本已流行的欧洲歌曲音调，然后顺延我国传统填词作曲的创作方式，填上富于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唱词。可见，这种以歌曲为主的音乐启蒙做法，在当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不可能引进西洋音乐的各种高级形式。学堂乐歌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西洋音乐影响我国的实质性启动。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音乐及各种艺术形式，如歌曲、风琴、钢琴和提琴等，开始得到初步的介绍和乐器技艺的传授，从而掀开了我国音乐史上新的一页，学堂乐歌也就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一个里程碑，成为我国现代音乐掘起的奠基石。

　　（三）沈心工等学堂乐歌先驱

　　正是上海具有新式学校的广泛基础和民主思潮的人文背景，遂使上海成为我国学堂乐歌兴起的前沿基地。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学堂乐歌的兴起，和那时具有民主思想的音乐先驱者们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密不可分的，而其中又有两点是极为显明的：一是他们都为日本的留学生，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洋文化取得成功，而我国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欲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以仿照西方的学制为典范，故我国西洋音乐的引进开始主要也是来自日本。二是以留日学生成为急先锋和中坚的力量，他们大部分又为上海籍人，这些人的家庭均较富裕，接触民主思想后，出国探求救国图强之路。他们先在日本组织音乐社团，继而回国大力提倡而使学堂乐歌蔚然成风。如沈心工、曾志忞、高寿田、冯亚雄等。即使不是上海籍人，但他们的主要音乐活动地区都涉及到上海，如李叔同等。

　　沈心工（1870-1947）上海人，“心工”是他发表歌曲时的笔名。出身于清道光年间上海望族家庭，1902年4月赴日留学，其间与曾志忞等在江户（东京之前称）留学生会馆发起组织“音乐讲习会”，为我国最早的音乐讲习会。沈的第一首习作《男儿第一志气高》（初名《体操-兵操》）就是在那时编写的，这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乐歌作品之一。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近30年。沈在该校创设了“乐歌”课，据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这是我国小学最早设有“唱歌”课的一年。沈除长期在南洋公学附小任职外，还先后受聘于上海务本女塾、南洋中学、龙门师范学校等。1904年沈在务本女塾主办的“乐歌讲习会”和“沪学会”等的教学活动，来自于各方面的教师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为推进乐歌运动的中坚。如夏颂莱、吴怀疾、王引才等。沪学会的创办人李叔同最早的音乐教育，也是萌发于此。沈在从事音乐教育的同时，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教材编写的工作。在1902年至1927年间，共编写了180多首歌曲，先后收集在1904年编辑出版的《学校唱歌集》初集，可能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用于学校唱歌课的教本。后增编出版了《学校唱歌集》第二、三集。1912年又增补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共6集。1913年还出版了他所编辑的《民国歌唱集》1至4编，1937年出版《心工唱歌集》等。沈所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大多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和鼓吹国民革命及共和新政的，代表作有《体操-兵操》、《黄河》、《十八省》、《买布》、《革命军》、《美哉中华》、《革命必先革人心》等。

　　曾志忞（1879-1929）号泽民，上海人。其父曾铸，1905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01年曾偕夫人曹汝锦赴日留学。次年参加沈心工发起组织的“音乐讲习会”，1903年于东京编印出版的《江苏》杂志上，连续发表《乐理大意》和《唱歌及教授法》。其中以五线谱和简谱对照刊印了《练兵》、《游春》等6首歌曲，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公开发展的学堂歌曲，也是现能见到的中国人正式使用简谱的最早记录。1904年5月，曾又在沈心工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基础上，重新发起组织“亚雅音乐会”，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曾的夫人曹汝锦是我国最早留日学习小提琴的女生。同年7月，曾译补出版《乐典教科书》（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是当时出版最早的一本较完备的乐理教科书。继而发表的《音乐教育论》，是我国最早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后在《醒狮》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和声略意》一文，是中国人写作的讲述西洋和声学知识的第一篇文章，成为我国引进西洋和声学的先驱。1907年回国后，主办慈善机构“贫儿院”，其组织的“贫儿院管弦乐队”，不失为我国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也是第一个全由中国人任演奏员的西洋乐队。

　　李叔同（1880-1942）生于天津。艺名息霜，出家后号弘一。李叔同虽为天津人，但这位后来成为艺术全才和通才的他，一生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19岁南下上海，即参加袁希濂、许幻园、张小楼等组织的“城南文社”。其时诗文词赋已是全社之冠，并表现出文学和书法篆刻的天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学习，和沈心工先后同学。随又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在主持“沪学会”期间，运用我国民间乐曲《老六板》填写的《祖国歌》，歌词充满了豪言壮语与爱国激情，遂使曲调更显雄浑深沉，这是他编写的学堂乐歌的代表作之一，也可以说是开创了运用我国民间曲调写作学堂乐歌的先例。1905年赴日留学，于1906年独力编印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由上海公益社出版，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由此揭开了中国音乐期刊史的第一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杂志所刊的木炭画“乐圣比独芬”（即贝多芬）像，又是我国第一幅出自国人之手的西欧音乐家画像，《乐圣比多芬传》是我国学者最早介绍西欧音乐家生平的文章，而用在封面的《马赛曲》旋律片段，更是在我国书刊中首次出现。1912年重返上海，其间用五线谱印制的三声部合唱曲《春游》，是李首次发表的合唱自度曲，也是我国近代音乐创作中，最早用西洋作曲手法写成的多声部声乐作品。后李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等学校，教授音乐、图画，直到1918年皈依佛门。李的弟子有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均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此外，还有一些活跃于乐坛教育的上海籍音乐家，如高寿田（又名砚耘），1903年留日，可能是我国第一位选学小提琴的留学生。回国后，与曾志忞、冯亚雄创办上海贫儿院，任音乐部主任，并参加本院组织的管弦乐队。曾在龙门师范等学校教授音乐。1914年编著出版的《和声学》（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和声学教材。冯亚雄（又名历夫），1905年留日学习长笛、单簧管、圆号等西洋管乐器。回国后，与曾志忞、高砚耘创办贫儿院，负责教授管乐。1912年又和曾志忞在北京创办“中西音乐会”，改良中国戏曲音乐和首创用西洋乐器伴奏京剧。曾教京剧大师梅兰芳演奏钢琴。

二走进都市中的民间音乐

　　一戏曲、曲艺音乐的渐趋成熟

　　上海近代历史上流传过很多声腔剧种与曲种，尤其是明昆曲形成于上海近邻昆山，波及甚深。晚清上海曲家巨擘俞粟庐（上海人），主持吴局，自组粟社，使上海一度成为昆曲演出中心。最为重要的是，现存的《遏云阁曲谱》、《集成曲谱》等重要的昆曲传统乐谱，都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明清三百年来昆曲音乐艺术的结晶。京剧自本世纪前已在上海形成了被称为“海派”的上海京剧音乐特色，这就是在接受京皮黄的同时，保留了诸多的老徽调、梆子唱腔及京剧早期的唱法，还兼容了不少吴语地区的民歌小调。二十年代以来，大量连台本戏的上演，加强了音乐的一定戏剧性。而周信芳“麒派”艺术的形成，音乐上具有苍劲质朴、富于激情的特点而自成一格。产生于上海本地的沪剧，其音乐在进入都市后，在原山歌调的基础上，吸收了苏滩的一些唱腔音调节奏，同时加快了各唱腔板式化的进程，剧种腔调趋于成熟，由本世纪初的“本滩”进入“申曲”阶段，至1941年定型为沪剧。至三、四十年代，已出现了王筱新、施春轩、筱文滨和石筱英、解洪元、邵滨孙、杨飞飞、丁是娥、王盘声等唱腔流派。除京、昆、沪剧种以外，流入上海的其它剧种和曲种，也都由于上海特定的环境，大多获得了发展与成型的机遇，在各剧种声腔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如近代上海戏曲舞台上较有影响的“苏滩”，它原是一种曲艺清唱形式，自本世纪前在上海组成第一个苏滩班后，二十年代一度成为上海主要舞台艺术之一。越剧从1917年进入上海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的三种腔调：四工腔、尺调腔、弦下腔等都是在上海形成的。四十年代后又形成了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六大流派唱腔，为五十年代后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它如粤剧、淮剧、扬剧、绍剧、甬剧等，均因为在上海拥有大量的乡民观众而发展迅速。而现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曲艺之一的评弹，也是在上海异地开花结果，发展出繁花似锦的众多流派。另一种在上海本地形成的滑稽戏，其南腔北调的音乐风格也为上海所独创，成为一种特殊的喜剧及其音乐形式之一。

　　二“大同乐会”与民间丝竹社团活动

　　上海地区的民间器乐，在城镇中活动的，由于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产生了各种异化现象，在郊县活动的，在进入都市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较为突出的是明清以来琵琶乐的发展与古琴乐的复兴。继清代琵琶艺术呈北衰南盛以来，南派的无锡、平湖、浦东、崇明四派中，上海已占其二，其重心移到了江南一带，并以上海地区最为集中。浦东派琵琶，始祖为上海南汇的鞠士林，弟子有鞠茂堂、陈子敬和程春塘，并以陈子敬为最。陈子敬的再传弟子沈浩初1929年编著出版《养正轩琵琶谱》，对浦东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崇明派近代琵琶名家沈肇州于1916年编辑出版了《瀛州古调》，使崇明派琵琶乐曲及其演奏技巧流传开来。崇明派琵琶另一传派被称为“樊氏三辈”（樊紫云、樊少云、樊伯炎）。而长期在国立音乐院任教的朱英，是近代以来平湖派琵琶的最主要传人。1921年他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随员身份，赴美国参加太平洋会议并为来宾表演，被认为是近代有记载的赴国外琵琶独奏的第一人。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上海出现了我国音乐发展史上有记载的最后一个琵琶流派--汪（昱庭）派。汪氏对我国琵琶音乐发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当时培养了一大批琵琶演奏新人。这些后起之秀大多成为后来全国琵琶乃至民乐界的中坚力量。如孙裕德、李廷松、卫仲乐、秦鹏章以及金祖礼、张萍舟、陈天乐、陈永禄、杨大钧、柳尧章、程午嘉、浦梦古等。我国古琴乐的发展虽然连绵流长，但自本世纪以来，已缺乏组织与交流。1934年由张子谦、查阜西、彭祉卿等琴家发起组织的“今虞琴社”，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古琴事业的复苏和流布，奠定了基础，一时使上海成为全国古琴活动的中心。其出版的《今虞琴刊》虽只发行了一期，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其次，从本世纪初开始，上海民间丝竹乐活动也渐兴旺。以往乡村中那种锣鼓喧天的合奏形式，因不能适应市民欣赏和演出环境的需求，因而不得不摒弃锣鼓响器和唢呐，运用只加少量击节性乐器的“清丝竹”形式。这种活动开始在茶楼定期聚会，以乐会友，切搓技艺，合作演奏，自娱娱人，后来形成了社团性质的丝竹组织。如较早的“文明雅集”（1911）、“钧天乐处”（1915）、，“清平集”（1917）、“国声社”（1918）、“国乐研究社”（1919）等，“国声社”1919年编著的《国声集》，是现能见到的最早一本记录上海民间丝竹乐曲的乐谱。丝竹高手有杨志刚、郑耕莘、周星宝、袁诵尧、许仙、张志翔、金忠信、张丽生、朱少梅、楼恂如、王云甫、任悔初、倪燮跃、蔡之炜等。至二十年代，出现了众多的社团，其特点是有的社团已从演奏一般丝竹乐曲，扩大为整理或改编演奏其它的一些民乐传统乐曲等，主要的社团有：友声旅行团国乐组-上海国乐研究会（1920）、紫韵乐会-中国国乐团（1920）、乐林国乐社（1923）、霄兆乐团（1925）、云和国乐学会（1927）、侯家宅国乐组（1928）、梅友国乐研究社（1932）、沪东国乐社（1945）、“中国管弦乐团（1941）以及一些商界组织的社团，如“华联同乐会国乐组”、“邮务工会国乐组”、“新亚药厂国乐队”、“上海纱布联谊社国乐组”等，另有市郊的丝竹班、打唱班、道教班仍很兴旺。丝竹高手和民乐演奏家有周俊卿、周晋升、曹向春、姚守梅、李廷松、孙裕德、金祖礼、陈璋庚（陈重）、金筱伯、褚光荣、陈永禄、陆春龄、周惠等。

　　在众多的社团中，最有影响的当是成立于1920年的“大同乐会”。会长郑觐文，卫仲乐曾任乐务主任。“大同乐会”虽然是一个业余音乐团体，但已具有准专业民族音乐团体性质。它在民族乐队编制与乐器的改良；在改编与创作乐曲；在培养民族音乐专门人才等方面，对日后上海乃至全国民族音乐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柳尧章对《春江花月夜》的改编成功，无疑是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论是乐曲内容还是其演奏形式，均对我国传统国乐有了很大的突破，成为我国民族合奏音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除了众多的江南丝竹社团外，本世纪以来，由于大量广东人集聚于虹口一带，为数众多的广东音乐社团应运而生，至二十年代，其规模与影响均为民间音乐之最。如松柏丝竹会、中华音乐会、精武体育会粤乐组、俭德储蓄会粤乐组，还有红光大戏院、广东大戏院以及大新、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均设有粤乐组。另有岭东丝竹会、韩江丝竹会、光华潮乐丝竹会等潮州音乐社团。最主要的是，广东音乐艺人思想解放、善于吸收、勇于革新，而成为一时乐坛的主力，创作了一批清新明快、爽人耳目的作品。其中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贡献最为突出。吕早年在上海的音乐活动，他创制高胡，改进和发展演奏技巧，获得极大成功。乐队由此改为以高胡为主，表现力大为提高，吕对现代广东音乐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推动作用，为现代广东音乐奠定了基础。在上海装设无线电台和早期无声电影时期，都大量运用了粤乐和粤曲，而为上海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更是风靡全国，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三现代专业音乐的起步

　　（一）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的创建

　　本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兴起，不仅很快在中、小学中普及了音乐教育，而且直接导致了我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建立与发展，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出现了各种新式的音乐学校和社团，尤其是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第一所专业建制的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人是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教育家萧友梅。1927年11月27日，举行开学典礼，院长由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萧友梅任教授兼教务主任，实际主持工作，次年正式被任命为院长。学校后被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但萧仍一如既往地全力为办好音专而不遗余力。经过数年师生们的共同努力，终于使国立音专人才辈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与国际水准的我国最高音乐学府。萧友梅办学成功，首先是采用了合于国际通行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标准，但又考虑到我国的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较完备的专业设置和推行较科学的学分制教学体制。其次，以一流的师资，保证学校的较高教学质量。先后聘请了查哈罗夫、富华、佘甫磋夫、苏石林、阿萨科夫、拉查雷夫等外籍音乐家担任学校要职。对我国出国学成归来的音乐家更是加以重用，如黄自留美归来，即被聘为教务主任等职，担任了几乎所有的作曲理论课程，对学校的发展大有建树。周淑安、吴伯超、应尚能、李惟宁、萧淑娴、陈洪、赵梅伯等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而被聘为音专任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学堂乐歌时期以留日学生为主的局面，现已变为以留欧美的为主，说明在西洋音乐的引进方面更为直接，并在以往音乐启蒙的基础上，开始向专业化方向的纵深发展。萧又在教学中精选中外经典优秀音乐作品为教材，逐步建立起我国音乐教育教材体系。编写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不定期地举行音乐会，成立了“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定期在上海中西电台广播音乐，并在《新夜报》上开辟“音乐专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题音乐广播和报纸音乐专栏。头十年间，在54名毕业生中，为当时乐坛所瞩目，并在后来我国音乐发展上作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家就有李献敏、裘复生、喻宜萱、丁善德、戴粹伦、劳景贤、胡静翔、陈又新、刘雪庵、胡然、洪达琦、黄廷贵、张隽伟、李慧芳、张昊、谭小麟等，另还有十年中肆业的150名学生，如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冼星海、张曙、吕骥、蒋风之、洪潘等，其中不乏我国现代音乐的栋梁之才、著名音乐家。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学校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但还是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材，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黄贻钧、韩中杰、陈传熙、范继森、吴乐懿、马思荪、张隽伟、章彦、窦力勋、马思琚、葛朝祉、高芝兰、钱仁康、陆仲任、邓尔敬、陆洪恩、林声翕等。1942年6月日本全面占领上海，学校又被改组为国立音乐院，仍培养出了一些有才华的学生，如李德伦、黄源伊、柳和埙、邹德华、沈湘、司徒兴城等。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立音乐院分院，培养出王品素、姜蝶、潘英锋、周碧珍、汤雪耕、叶素、孙栗、胡雪谷等一批有较高造诣的音乐家。抗战胜利后又培养出汤正方、薛岩、瞿希贤、秦西炫、杨与石、桑桐、罗忠镕、李志曙、楼乾贵等优秀学生。

　　萧友梅（1884～1940）广东中山县人。1901年起先后赴日本东京音乐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莱比锡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在北京执教多所院校的音乐系且担任领导工作。1927年到上海创办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院-国立音乐院。萧长期致力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并作出重要贡献，是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其创作的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是我国第一首以民族历史题材而写的大型钢琴曲。

　　黄自（1904～1938）上海川沙人。1924年赴美留学欧伯林大学攻心理学，获文学士学位，后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获音乐学士学位。在美期间创作的管弦乐曲《怀旧》，是中国人创作的最早一首交响乐作品，也是外国交响乐队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交响作品。回国后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1930年被聘为国立音专理论作曲教授兼教务主任。1935年冬发起创办上海管弦乐团。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是我国最早创作的抗日歌曲；清唱剧《长恨歌》，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部这种体裁的作品。1935年为电影《都市风光》谱写了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也是我国首次专为电影创作的器乐曲。

　　青主（1893～1959）原名廖尚果，又名黎青主。广东惠阳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德国学习法律，兼学哲学和音乐。1929年受聘上海国立音专，任校刊编辑和《乐艺》季刊主编。出版有论著《乐话》和《音乐通论》，是我国较早的体系完整的音乐美学论著。1929年创作的《大江东去》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首艺术歌曲。

　　周淑安（1894～1974）福建厦门人。1914年赴美入哈佛大学、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纽约音乐学院学习。1928年回国后任教于上海中西女塾。同年，上海举行“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音乐比赛，她指挥中西女塾合唱队代表我国参赛夺得头奖。周是我国现代第一位女合唱指挥。1929年被聘为国立音专声乐组组长。作为我国现代声乐事业的先驱，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声乐家喻宜萱、郎毓秀、胡然等。

　　谭小麟（1911～1948）原名肇光，上海人。1932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9年赴美入欧伯林大学、耶鲁大学，从德国著名作曲家兴德米特学习理论作曲。回国后任上海国立音专作曲教授兼理论作曲系主任，是一位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将现代作曲理论技术与我国民族音乐相结合的先驱者。作品有《中提琴和小提琴二重奏》、中提琴和竖琴《浪漫曲》、《弦乐三重奏》、民族器乐曲《湖上春光》、歌曲《清平调》等。

　　在上海国立音专成立前后至四十年代末，上海有影响的艺术学校和音乐系还有：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创立于1916年6月，校长吴梦非，教务主任刘质平。后扩大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上海艺术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培养艺术师资的专业学校。学校在7年中共培养了1000名左右具有民主思想和专业水准的艺术人才，如首届毕业的邱望湘、陈啸空、钱君匋、沈秉廉等，为我国的艺术，包括音乐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1年以后，刘质平应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之聘，到该校高等师范科图音组兼授音乐课。该校是我国最早的一所美术学校。刘质平建议设音乐系并任主任。10年中培养了很多音乐人才。

　　1930年1月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及附属艺术师范学校创立，艺术教育系主任刘质平，后发展为“新华艺术大学”（新华艺专），设有音乐系、艺术教育系（内分图音部、图工部）。吴梦非（1893～1979）浙江东阳人。1915年到上海国人自办女校中率先设立文艺科的城东女学，担任乐理、声乐、钢琴和西洋画的教学。1916年和刘质平、丰子恺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校长。1919年和丰子恺等人发起成立全国性的《中华美育会》，出版会刊《美育》，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刘质平（1894～1978）浙江海宁人。1916年留日，1918年回国任上海城东女学艺术科主任。1919年和吴梦非、丰子恺共同创建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3年起接受中华教育改进社音乐教育委员会之托，负责起草小学等6种音乐科课程标准纲要。1921年担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1931年又和徐朗西、汪亚尘等创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及附属艺术师范学校。期间，还兼任20余所学校的音乐课，担任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音乐编辑主任。为我国近现代重要的音乐教育家。

　　其它与音乐有关的学校还有成立于1921年10月的上海大学文艺院美术系图音组；1925年的立达学园；1927年2月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1929年上海沪江大学增设音乐系及音乐师范科，黄自曾被聘为该系教授。1937年末丁善德等筹备上海音乐馆，后正式成立改名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先后培养出周广仁、朱工一、张宁和、董麟、董元、周文中、黄青白等优秀人才。1945年陶行知于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包括音乐组）迁到上海，曾培养了杨秉荪、杜鸣心、吴菲菲、黄晓同、林应荣等优秀学生。1946年7月，由李凌等在上海公开主持新音乐总社，创办“中华星期音乐院”，后改名为“中华音乐院”等。

　　黎锦辉（1881～1965）湖南湘潭县人。1920年冬到上海，1921年后创作有《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可怜的秋香》等二十四首儿童歌舞表演曲。1922年创办和主编全国儿童刊物《小朋友》影响甚大。1927年创建我国现代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1928年组建“中华歌舞剧团”后改称“明月歌舞团”。三十年代，黎和该团投入到电影和流行歌曲创作和演出中，成为三、四十年代商业化流行音乐的开端。

　　上海是我国歌剧与舞剧的发祥地，从黎锦辉的《麻雀与小孩》第一部歌舞剧起，后经过不少穿插有歌有舞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团体的成立，促成了我国歌剧与舞剧的产生。例如，邱望湘的《天鹅》、陈田鹤的《皇帝的新衣》、张曙的《王昭君》、聂耳的《扬子江风暴》、陈歌辛的《西施》、张昊的《上海之歌》、钱仁康的《大地之歌》、阿夫夏洛穆夫的《孟姜女》等，以及阿夫夏洛穆夫的舞剧《琴心波光》、《古刹惊梦》等。

四进步音乐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一）“左翼”音乐团体和救亡歌咏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许多革命文化工作者到了上海，于1930年3月2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继而又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等8个左翼文化组织。10月，“左翼文化工作者总同盟”（简称“文总”）成立。至此，上海成为革命音乐文化的摇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掀起了救亡歌咏活动的高潮，上海又成为抗日音乐文化的桥头堡。那时，成立有许多革命音乐组织和上百个歌咏团体。如1933年成立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员有任光、安娥、聂耳、张曙等。1934年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成立，成员有田汉、肖之亮（肖声）、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孙师毅、吕骥、王为一（王芝泉）、陈梦庚等。1935年2月，由爱国群众自发组织的“民众歌咏会”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早出现和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主持者是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刘曾于1936年6月7日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第三次歌咏大会上，指挥700多会员和5000多群众高唱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歌声激盪，群情激愤引起轰动，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5年6月，由“左联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领导的“业余合唱团”（又称“业余歌咏团”）成立，主持者吕骥。最初成员有沙梅、盛家伦、崔嵬、丁里、塞克等左翼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20余人。后来麦新、孙慎、孟波、周钢鸣、吉联抗等相继加入，冼星海、张曙都担任过指挥。1936年初，“词曲作者联谊会”（又名“歌曲作者协会”）成立，参加的作曲家有吕骥、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张曙、任光、冼星海、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等，词作家有施谊（孙师毅）、安娥、周钢鸣、陈子展、塞克、许幸之、龙沐勋、任钧、柳倩、关露等。该会成立的目的在于促进群众歌曲的创作，为群众提供演唱材料，如《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打回老家去》（周钢鸣词、任光曲）等歌曲发表之前，都曾在会上讨论修改过。后来吕骥、麦新等还组织过另一个人数不多的“歌曲研究会”；周巍峙组织主持的“新生合唱团”；陈田鹤、刘雪庵、廖辅叔等人组织“中国作曲家协会”等。1937年8月8日，上海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冼星海等音乐家均参加了救亡演剧活动。10月，上海歌咏界又发起组织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团长何士德，成员有孟波等16人。由此，抗日歌声成为那时振奋人心的主旋律。

　　（二）充满朝气的进步电影音乐

　　三十年代前后，正值我国电影发祥于上海。1930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野草闲花》中，产生了我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孙瑜词、孙成壁曲）。之后，左翼音乐组织与音乐家也都积极参加了进步电影的创作活动，如聂耳、冼星海、任光、张曙、麦新、吕骥、贺绿汀等音乐家；田汉、安娥、周钢鸣、孙师毅、许幸之等词作家。他们创作的电影歌曲在当时及后来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很多群众流行的歌曲，就是电影插曲。如聂耳从1933年起，为电影《母性之光》写了插曲《开矿歌》以来，短短的两年间，共创作了37首歌曲；冼星海也写了《夜半歌声》、《热血》等；任光写了《渔光曲》、《采莲歌》等以及张曙的《一条心》；吕骥的《自由神之歌》、贺绿汀的《乡愁》、《神女》、《西湖春晓》、《工人之歌》、《春到人间》、《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等，刘雪庵的《长城谣》；江定仙的《新中华进行曲》；沙梅的《打回东北去》等等。另外，三四十年代参与电影音乐创作的还有严工上、刘雪庵、陈歌辛、黎锦光、宣刚、严华、夏之秋、盛家伦、沙梅、章彦、秦鹏章等。就是那些所谓搞纯音乐的，也为新兴的电影所吸引，参加了某些影片的音乐创作，如黄自不仅他所创作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歌曲《旗正飘飘》，被长城影片《还我山河》用作插曲，后来他还为影片《都市风光》写了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第一部全部作曲的影片（片中另由赵元任谱写主题歌《西洋镜歌》，贺绿汀写了片中器乐曲，吕骥指挥），也是我国作曲家在交响音乐创作上较早的尝试。黄自还为影片《天伦》创作了主题歌《天伦歌》，其配乐由任光负责。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全用民族乐器配乐的电影，由卫仲乐、秦鹏章和当时百代国乐队四位乐手合作演奏录音。此外，由聂耳主持，于1934年夏在英商百代公司内，成立了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为电影配乐的民族乐队。成员有王芝泉（王为一）、陈中、林志音、陈梦庚等人。1934年11月聂耳离开后，由任光主持，又增加了黄贻钧、秦鹏章、章彦等人。在伴奏之余，乐队还致力于民族器乐合奏。曾演奏、灌制了《翠湖春晓》、《金蛇狂舞》、《花好月圆》、《彩云追月》、《昭君和番》、《孟姜女》、《山国情侣》等19首乐曲，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进步电影音乐和当时险要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的艺术形式，其歌曲常也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到了四十年代后，它的娱乐性作用就越来越明显了。

　　（三）聂耳、麦新等音乐家的活动与作品

　　在进步音乐家中，最突出的是聂耳、冼星海、麦新、张曙、任光等。他们积极参加左翼音乐小组的活动，以高昂的斗志，大声呐喊，投笔从戎，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抗日歌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自卫歌》、《毕业歌》等；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等歌曲均是在上海时创作的。还有麦新的《大刀进行曲》、《铲东铲东铲》、《马儿真正好》等；张曙的《日落西山》、《芦沟问答》、《洪波曲》、《壮丁上前线》等；任光的《打回老家去》、《王老五》等；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一二八”纪念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等，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聂耳（1912～1935）原名守信，云南玉溪人。1930年7月到上海，从此，上海就成为他音乐创作和活动的基地。1931年4月考入黎锦辉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后进联华影片公司一厂工作。1934年4月进百代唱片公司，曾任音乐部副主任，组织并主持百代国乐队。1935年1月，任联华影片公司二厂音乐部主任。聂耳在沪其间积极参加上述进步音乐小组活动，并开始他创作的辉煌之路。1933年首作《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和儿童歌曲《卖报歌》。1934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计有为田汉的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所作的《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所作的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写了《大路歌》、《开路先锋》、《小野猫》；为电影《飞花村》写了《牧羊女》和《飞花歌》，《牧羊女》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电影儿童歌曲。为电影《新女性》写了一套以《新女性》为题的组歌。为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写了《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为电影《逃亡》写了《逃亡曲》、《塞外村女》；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了《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等。其中《开矿歌》、《码头工人歌》、《打砖歌》等由聂耳亲自在百代唱片公司演唱灌制了唱片。此外，他还整理改编了《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山国情侣》、《昭君出塞》等民间器乐合奏曲。聂耳所写的群众歌曲，有的如《义勇军进行曲》，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有的如《大路歌》，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第一个准确而深刻地树立起无产阶级音乐形象；有的如《铁蹄下的歌女》，能深切地刻划出那种被压迫人民的痛楚心情，音乐形象十分生动感人。

　　麦新（1914～1977）原名孙默心，上海浦东人。1935年起积极投入救亡歌咏活动，先后参加了刘良模领导的“民众歌咏会”，被选为该会干事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吕骥领导的、上海救亡歌咏运动核心的“业余合唱团”，为该会的常委之一。1936年又参加吕骥、孙慎等领导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翌年参加钱亦石领导的上海“战地服务团”。麦新一生写了约60首歌曲，大多是在上海时期创作的。著名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行军歌》、《红五月》等。尤其是《大刀进行曲》，原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全曲音乐语言简洁、激扬，节奏干脆、利落，富于动力感，具有一往无前的贯虹气势，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和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麦新的儿童歌曲创作，形象生动活泼、性格鲜明，其中以《铲东铲东铲》、《马儿真正好》等较为突出。另外，麦新还是一个有才能的、杰出的词作家。除歌曲由自己作词外，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吕骥的《保卫马德里》、冼星海的《只怕不抵抗》和《“九一八”纪念歌》、孙慎的《缉私歌》等歌曲，都是由他作词的。

　　任光（1900～1941）浙江嵊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8年前后回国，任英商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1933年和安娥一起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工作。抗战前夕再度赴法国考察音乐，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1938年10月回国，投入抗战宣传活动。三十年代初起，先后参加了“苏联之友社”、“剧联”电影小组所领导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和“剧联”音乐小组等“左翼”进步组织。任曾利用自己的住处和小汽车，作为左翼文艺界活动和掩护的场所；利用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机会，出版了不少抗日歌曲和进步的音乐作品。他第一首成功的作品是为影片《渔光曲》而写的主题歌《渔光曲》。这部电影的首演曾创造了连映84天的空前记录，后来在莫斯科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是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其它还有《采莲歌》、《新凤阳歌》、《大地行军曲》、《抗敌曲》、《打长江》、《采菱歌》、《月光光》、《新莲花落》、《王老五》等。群众歌曲《打回老家去》，是当时仅次于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最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另外，任光利用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之便，灌制的唱片有聂耳的《毕业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以及他自己创作的《渔光曲》和《新莲花落》等。任光还作有《彩云追月》等4首民族器乐曲，《彩云追月》至今仍被广泛演奏，不失为一首优秀的民乐合奏曲。

　　此外，冼星海、张曙等进步音乐家，在上海期间都创作有大量的抗日优秀歌曲，如冼星海的早期歌曲，都是他回国后在上海的1935年至1937年间写的。其中有第一首电影歌曲，为艺华影业公司影片《时势英雄》所作插曲《运动会歌》；第一首救亡歌曲《五卅周年纪念歌》，以及《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夜半歌声》，等等。

　

　五旧上海--外国音乐家的乐园

　　（一）我国第一个准交响乐队的建立

　　早在1879年，租界已组织有铜管乐队（即公共乐队），其规模很小。1907年，由德籍音乐家鲁道夫·布克任指挥后，带来了6名欧洲乐师，乐队加入了弦乐器，扩充为约30人的管弦乐队。1918年由曾在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意籍钢琴家梅百器接任指挥后，在上海酒店和咖啡馆物色了40名乐手，并亲自到欧洲招聘了意、德、奥、俄等国乐师12名，聘请刚从意大利米兰音乐院毕业的小提琴高材生富华任乐队首席，扩充了乐队，演奏水平大为提高，并正式命名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工部局交响乐队开始不仅演奏员都是外国人，其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居留在上海的外国侨民。

　　1927年，始有我国小提琴家谭抒真及1935年后的王人艺、陈又新和刘伟佐义务工作过，直至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威麟、毛楚恩才正式加入乐队。1919年至1946年，梅百器一直任乐队指挥，第二指挥兼管乐队指挥是克里格，首席小提琴富华于1931至1936任管乐队指挥，1937年任管弦乐队第二指挥。1937年后塞耶任指挥。乐队每年分室内（多在兰心大戏院，今上海艺术剧场）和室外（多在兆丰公司，今中山公园和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两季演出。演出季除每星期日的星期音乐会外，还经常举行纪念性的音乐会等。当时乐队虽以演奏西洋古典乐曲为主，但也演奏一些新近问世的佳作介绍给听众。另外，来沪演出的世界著名音乐家也常和乐队合作，如小提琴家波利索夫、钢琴家莫伊赛维茨、克莱策尔、齐尔品、大提琴家彼雅迪高斯基、小提琴家蒂博、波拉克、彼亚士特罗及许多歌唱家。也曾和我国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王人艺、夏国琼、赵梅伯、吴乐懿、沈雅琴、廖玉矶及民乐演奏家卫仲乐等合作演出过，也偶尔演奏我国作曲家如黄自、沙梅等的作品。1942年至1945年在上海沦陷时期，一度改称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除富华接替梅百器任指挥外，尚有日籍朝比奈隆、俄籍司娄斯基任短期指挥。1945年后乐队改称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任指挥的除梅百器和富华外，另有戴粹伦、斯登堡、弗德里克、阿甫夏洛莫夫、意达利安诺、马思聪、萨利切夫、黄永熙、司娄斯基、马果林斯基等曾轮流作客席指挥。1947年后，外籍乐师相继离去，这时，我国乐师大批入团，已占近三分之二。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准西洋交响乐队，不仅如此，其规模和水平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对我国交响音乐的起步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

　　（二）纷至沓来献技的外国音乐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上海作为远东乃至世界有名的文化城市，成为外国音乐家们的乐园，吸引了很多蜚声世界乐坛的音乐家前来献艺。如1922年11月起，加拿大女小提琴家凯思琳·帕洛在夏令配克影剧院举行两场独奏音乐会。接着是波兰钢琴家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于12月起在市政厅举行两场独奏音乐会。1923年4月底，世界级的奥地利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前后在上海举行了4场独奏音乐会。1925年英国歌剧泰斗赫伯特·凯夫来沪江大学演唱。后又有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西盖蒂、波利索夫等来沪献艺。而闻名于世的意大利“圣卡洛歌剧院”也曾于1929年底来沪演出。进入三十年代，来沪的音乐家更为频繁。如丹麦-俄罗斯的女小提琴家塞西莉亚·汉森；世界著名小提琴家，俄罗斯的亚沙·海菲茨于1931年底演于兰心大戏院，上海琵琶名家李廷松与之同台献艺而引起轰动。接踵而来的还有波兰小提琴家西蒙·戈德伯格和匈牙利女钢琴家莉莉·克劳斯联袂出演；法国小提琴家雅克·蒂博、俄罗斯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和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奥地利大提琴家伊曼纽尔·福伊尔曼和莉莉·克劳斯同台演出；俄罗斯大提琴家格雷戈尔·皮亚季戈尔斯基、波兰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和伊格纳茨·弗里德曼、俄罗斯钢琴家本诺·莫伊谢耶维奇和亚历山大·车列普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多的世界级音乐大师献艺于沪上，在当时外文报纸刊登的此类音乐会广告上，常印有A.StrokPresents（A·斯特克罗主办）的字样。正由于他的经心组织和善于安排，才能囊括这么多的名家到上海来演出，音乐演出市场的经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在上海的犹太及白俄音乐家

　　旧上海虽被认为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但对于外国音乐家们说，他们大都不是纯粹的淘金者，其接踵来沪，首先是冲着上海这一世界闻名的经济文化名城而来，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城市，可以大显身手。其次，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外国音乐家，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难所，上海一时成为他们理想的伊甸园。更有少数音乐家，被我国悠久的文化所吸引，热爱中国而定居在上海。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我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这些音乐家中以犹太和白俄为多。其间有两次来沪的高潮，一次是俄国1905至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有大批俄国人移居我国东北哈尔滨等地，其中一部分就辗转到了上海，这些人中犹太血统也占了不少。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逃避德国纳粹的迫害，大批犹太人出逃。当时处于“孤岛”状态的上海租界，由于不需要入境签证，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先后接纳了大批德、奥犹太难民，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音乐人材。除了工部局交响乐队外，国立音专也是他们最集中的地方。不少音乐家既是乐队的演奏员又兼任音专的教学工作。如最早加入学院教师队伍的，就有乐队的小提琴家首席富华和大提琴家首席佘甫磋夫；曾在俄国彼德堡音乐学院任钢琴教授的查哈罗夫；师从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在哈尔滨演出歌剧后来沪的俄国歌唱家苏石林；毕业于俄国彼德堡音乐学院吕维钿夫人等，这些人都曾被世界著名钢琴家齐尔品（车列普宁）称为“世界一流的教授”。其他留沪的还有声乐家波利比柯娃、舍利凡诺夫人、斯拉维安诺芙夫人、莫斯科大剧院女中音克利洛娃，钢琴家拉查雷夫、皮利毕可华、欧萨可夫、柯斯特维支、萨哈罗华小姐、俄籍辛格、工部局荷籍小提琴家海斯特、副首席俄籍小提琴家介楚斯基、阿萨柯夫、第二小提琴首席黎夫雪、俄籍大提琴家乌尔斯坦、长笛演奏家丕且纽克、俄籍单簧管演奏家沙利且夫、维尔尼克、挪威籍塔塔、双簧管演奏家达拉蜜士、大管演奏家佛丁那、工部局首席小号多波罗伏尔斯基、德国小提琴家卫登堡、奥国小提琴家费迪南德·爱德勒,后来当过工部局乐队首席。还有男高音歌唱家约瑟夫·弗鲁赫特、声乐家路皮气克夫人、男中音李斯奈、阿达·勃朗斯坦夫人，曾在国立音专学习后留校教学。德奥钢琴家汉斯·贝尔、马可史、罗伯特·科纳、安德烈亚斯·巴尔邦、赫伯特·鲁夫、亨利·马可林斯基及夫人艾琳，马除在音乐院任教外，还在沪江大学兼课，并以客座身份指挥过工部局乐队。中提琴手奥托·约阿希姆，曾在上海组织过一支犹太乐队，还开了一家琴行。其弟大提琴手瓦尔特·约阿希姆和儿子戴维斯·约阿希姆、德籍大提琴家约雅正、俄籍长号演奏家杰百可、菲籍大管演奏家卡利波、合唱指挥和作曲家埃尔温·马库斯、作曲家俄籍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德籍阿图尔·沃尔夫、沃尔夫冈·弗兰克尔、奥籍尤利乌斯·许洛士、德籍奥国音乐学家伊达·哈尔彭，在沪江大学任教。阿拉伯音乐学家约翰·哈泽德·莱维斯，曾和沈之白、卫仲乐、章枚和阿甫夏洛穆夫组织“中国音乐乐会”。

　　此外，上海那时还有一个拥有30多年历史和120名社员的“雅乐社”，有美籍奥立夫担任指挥。三十年代，由梅百器指挥工部局乐队伴奏的“上海合唱团“（俗称“万国合唱团”），成员大部为外国侨民，中国人仅沈之白、何士德、包可珍、章枚4人。还有奥国的莱奥·舍恩巴赫，曾于1940年在上海成立维也纳小歌剧团以及俄侨的“捷列克哥萨克合唱团”、“科德钦男声合唱团”、“东正教合唱队”、“俄国歌剧团”、“伊迦斯俱乐部”乐队、上海法文协会交响乐队、法租界公董局管乐队，等等。至于在众多歌厅与舞厅乐队中工作的外籍演奏员和歌唱家也占了不少。

　　在沪的众多外籍音乐家中，对我国现代音乐起过重要作用的，除了长期在工部局交响乐队任职的梅百器、富华等之外，还有：齐尔品（1899～1977）俄籍作曲家兼钢琴家。1934年来到中国，对我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感情。故拜京剧理论权威齐如山为老师和义父，由齐取此汉名。齐留华其间，写过很多乐曲都是与中国有关的。他于1934年11月委托上海萧友梅发起“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创作比赛，无疑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激发了东方作曲家发扬民族音乐的信心。后来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得头奖，这是中国第一首具有国际影响的钢琴曲，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苏石林（1896～1978）俄籍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1924年随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至我国哈尔滨演出，后在哈市的格拉祖诺夫音乐专科学校任教。1929年来到上海受聘于上海国立专科学校。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歌唱家，如黄友葵、满谦子、胡然、杜矢甲、斯义桂、郎毓秀、唐荣枚、沈湘、高芝兰、李志曙、温可铮等，为我国现代声乐的奠基人之一。

　　卫登堡（1880～1952）德籍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1939年2月流亡到上海，靠教学为生。在教学中经常对其老师约阿希姆和克莱斯勒、海菲茨、梅纽因等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演奏的风格要点，亲自作示范教学。我国三、四十年代不少小提琴家如谭抒真、杨秉荪、毛楚恩、司徒海城等均受过他的指导，钢琴家范继森、杨体烈、李名强等跟他学过钢琴。他还以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的身份，多次和中外音乐家合作开过音乐会。对我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阿甫夏洛穆夫（1894～1965）俄籍作曲家。1932年到上海，曾担任百代唱片公司乐队指挥，和任光、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我国音乐家过从甚密。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而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当初就是他配器的。1933年亲自指挥演出反映我国古城市井生活的交响诗《北平胡同》，并灌成唱片。1935年上演他的舞剧《古刹惊梦》，并担任上海工部局图书馆馆长。1945年演出他创作的大型音乐剧《孟姜女》，1946年又试奏了他根据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所作的歌剧。阿氏一生创作了几十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在上海期间创作的。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罕见的、把一生献给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外国音乐家，故而被破例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

　六纷杂红火的流行音乐

　　（一）黎锦辉与流行音乐的滥觞

　　本世纪以来“学堂乐歌”的兴起，造就了一种新颖的、被称为“歌曲”的形式。歌曲产生以后逐渐走向社会，其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音调较为激昂、节奏铿锵的群众歌曲；音调较为开阔，节奏舒缓的抒情歌曲；以及在音乐会上独唱的、有一定艺术氛围的艺术歌曲。到了二、三十年之际，又有一种为市民阶层所乐于接受的，多为表现男女之情的歌曲广为流行，这就是被称为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实际上是传统情歌之类的民歌小调在不同时代层面上的反馈，但更胜一筹的是它得到现代媒体的强大支撑。从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设立我国第一家广播电台起，上海有着全国最多的民营商业电台，舞厅歌厅之多也名列全国之首，现代流行歌曲也就应运而生，遂使上海成为我国现代流行歌曲的发祥地，为当时远东流行音乐最主要的中心之一。

　　上海流行音乐的实质性起步，是黎锦晖在1927年在上海创办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中华歌舞专修学校”开始的。当时学校中有女生黎明晖、徐来、章锦文、刘小我、黄精勤；男生顾梦鹤、马陋芬、谭光友等40余人。1928年初，又在华界小东门成立“美美女校”，招收了薛玲仙、王人艺、王人美、钱蓁蓁等人，后又招收了胡笳、张静珠、王韵清、张少甫、白虹、黎明健、杨枝露等人。1931年夏，聂紫艺（聂耳）、李果等5人以练习生进入该团，1932年又招收孤女周小红（周璇）入团。该团早期演出的节目，大多是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以及儿童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等，富于一定的教育意义，也反映了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思想。但是，后来剧团为了生存，纯粹出于商业性的需要，写作和演出了大量描写男女之情的歌曲，如《毛毛雨》、《桃花江上》、《特别快车》等，为我国现代流行歌曲首开先河，被称为“黎派音乐”。虽然此类歌曲有很大的娱乐性，但不少歌曲在当时客观上的消极意义是无容置疑的。

　　除了“明月歌舞团”外，当时比较有名的歌舞团还有严华、周璇的“新华歌舞团”、龚秋霞的“梅花歌舞团”等。另一方面，三、四十年代随着商业的繁荣，民营商业电台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最多时大约有二、三十家之多，为此应运而生了一大批为电台播音的歌唱社。如韦骏主持的“璇宫歌咏社”，姚敏、姚莉兄妹的“大同社”，“爵士歌本”出版人朱婴的“爵士社”，严华的“晓露社”，名歌星张露的“甜姐儿社”，另有“野玫瑰社”、“大陆社”、“夜莺社”、“兄弟姐妹社”等等，名目繁多。各商店大喇叭和家庭收音机里，整天播放的是“何日君再来”、“夜来香”、“香格里拉”、“蔷薇处处开”等一大批流行时曲。这些歌曲并被大量灌制唱片。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唱片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最多的是周璇，约有150张以上，被称为“金嗓子”；白虹约有125张，1935年上海评选歌星，名列榜首；姚莉约有117张、龚秋霞约有67张、王人美约有62张，其他灌制唱片的歌星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等。三十年代后期，有声电影兴起，歌舞团的一些名演员都进入了演艺圈，不少成了电影明星，很多电影歌曲仍由他（她）们演唱。如王人美演唱的《渔光曲》，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等。

　　（二）灯红酒绿的歌厅与舞厅

　　流行歌曲的另一个阵地，就是遍及全市的歌舞厅。最早在三十年代，靠近外滩的朱葆三路（现河南南路）上外国水手聚集，大小酒巴间中常跳布鲁斯和吉特巴舞（亦称水手舞），故一律采用美国爵士乐，这是上海流行爵士乐之始。以后其它舞厅、咖啡馆纷纷紧随开张迎新，如“一品香”、“爵禄”、“月宫”、“大华”等。另有一些大公司和大饭店也附设舞厅，如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场）内的“大东舞厅”，扬子饭店内的“扬子舞厅”等。不久，一大批规模宏伟、装修富丽堂皇的舞厅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兴起，如号称“远东第一”的“百乐门舞厅”及“仙乐”、“丽都”、“大都会”四家，以及“大沪”、“新仙林”、“高士满”、“维纳斯”、“维也纳”、“米高美”等等，总数不下五、六十家之多。还有一些备有乐队歌手表演的饭店，如国际饭店三楼及十四楼大宴会厅、金门饭店八楼、新新公司六楼的“新都饭店”和七楼的“万象厅”、大新公司的“五层楼”酒家等。此外，还开设有几间特殊的外侨俱乐部，最著名的是今茂名路长乐路口的“法国俱乐部”（原名“万国体育总会”），其富丽堂皇的设施堪称上海第一。还有美国“斜桥总会”、“意大利俱乐部”、“犹太总会”、“俄侨总会”，等等。富于欧美格调的不少咖啡馆也配有乐队演奏。最著名的是霞飞路上的“弟弟斯”（DDS）”以及“圣太乐”、“爵士咖啡馆”等。

　　早期上海舞厅、外侨俱乐部和咖啡馆等娱乐场所的乐队全为外籍乐师占据，据粗略统计，上海租界在娱乐业高峰时期，外籍乐师有五六百之多。在这支庞大的爵士乐队中，以菲律宾人为最多。如丽都花园舞厅的“唐乔司乐队”、仙乐舞厅的“罗平”乐队、米高美舞厅的“康脱莱拉斯”乐队和百乐门舞厅一度聘请的“纳尔逊”乐队以及“南考林”乐队和“海力笙”乐队等，均为当时著名的乐队。除了菲律宾乐师外，还有白俄、犹太、吉卜赛等欧洲人。如俄侨在大华饭店的“叶尔莫拉耶夫”爵士乐队、礼查和汇中饭店的“别尔沙茨基”五重奏乐队、华懋饭店的“费奥多罗夫”弦乐队以及赖斯基爵士乐队、舒特管乐队等。早期爵士乐队演奏曲目来源，大多是美国爵士乐谱和欧美电影，特别是美国好莱坞出品的电影插曲，如《时光流逝》、《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友谊地久天长》等。

　　随着娱乐业的高度发展，华人也开始跻身于各舞厅乐队。最早的几位华人乐手有鼓手梁敏，小号手何达、郑广伟及萨克管手郑荣初、邱宗良等。而率先在上海组建华人爵士乐队的，是1935年由9人组成的“余约章乐队”。约在1936年，虹口一带广东音乐颇盛，四川北路上“三余粤乐社”粤乐队，率先在“月宫舞厅”运用广东音乐伴舞，很受舞客欢迎。至1942年，“米高美舞厅”的陈鹤乐队，又率先在粤乐队的基础上，加入了小提琴、手风琴、吉它班卓琴和口琴，还有钢琴、倍司、鼓等，组成中西混合的新型乐队，很快风靡一时。这不仅使广东音乐舞曲化，而且对广东音乐发展的方向亦有较大的影响力。

　　抗战胜利后，欧美的舞厅音乐与爵士乐复起，取代了风光一时的广东舞厅音乐。这时，已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华人乐队。较为著名的有百乐门舞厅的“杰美金乐队”，维也纳舞厅的“黄飞然乐队”和扬子饭店舞厅的“凯旋乐队”。尤其是杰美金乐队，于1947年被聘为百乐门舞厅乐队后，名声鹊起，是一支被誉为可与菲律宾乐队相媲美的华人乐队。

　　歌曲除了演唱、演奏以及大量传媒的支撑与介入以外，在根本点上，乃是市场之需所致。旧上海流行歌曲的创作，大约以黎锦晖1929年前后创作的《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上》、《花生米》、《小小茉莉》等发其端。当时，由于文明书局给以大量出版，百代等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广泛发行，造成社会上极大的影响。继黎锦晖之后，涌现出大量的流行歌曲作曲家，如黎的弟弟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李厚襄、严个凡、梁乐音、严华等等。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黎锦光和陈歌辛。黎曾向英国钢琴家兼作曲家辛格学习作曲，三、四十年代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写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包括电影插曲，如《采槟榔》、《香格里拉》、《玫瑰花开》、《太平春》等。尤其是为歌星李香兰度身定作的那首《夜来香》，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发行，不仅风靡全国，而且在海外也历经不衰，世界各国出版的唱片版本多达80个以上。陈歌辛师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音乐教授的德籍犹太音乐家梅也学习钢琴、声乐及作曲，三、四十年代，也写了不少十分流行的歌曲和电影插曲，如那首最著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及《蔷薇处处开》、《夜上海》、《疯狂世界》、《初恋》等。

七独占鳌头的音乐文化设施

　　（一）万叶书店与音乐出版物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出现了一批我国早期的书馆、书局和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当时其出版力量在全国独占鳌头。这些书局在突出自身特色的图书之外，也附带出版了不少音乐舞蹈的图书。尤其是开设于三十年代末的万叶书店，是我国首家以经营音乐类书刊为主旨的书店。主要书籍有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上卷和大同乐会发行的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等，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中国音乐史书籍。1924年开始中华书局先后出版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上、中、下篇）、《西洋音乐史纲要》（上、下册）、《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音乐史》等著作。1926年开明书店初版丰子恺的《音乐入门》，是一本音乐启蒙的有较大影响的书籍。三十年代出版的有黎青主《乐话》、丰子恺《音乐初步》、《西洋音乐契子》、缪天瑞《中国音乐史话》、朱稣典《音乐概论》、郑志《乐学大纲》等。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清代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1～65册），这一较宏大的音乐基础工程在当时实属不易。四十年代还有丰子恺《音乐十课》、《西洋音乐知识》、李凌《新音乐论集》（第一集）等出版。

　　在歌曲方面，宗教歌曲在上海出版的最早，大多由广学书局、美华书馆、美华浸会书局、土山湾印书馆等出版。学堂乐歌的集子，大部分是在上海出版的，如沈心工等的唱歌集。上海是我国电影的发祥地，三十年代后出版有多种歌集，如上海星月歌舞研究社的《电影名歌500首》、《电影名歌1000首》、新声出版公司的《古今中外电影民歌选》等。一般流行歌曲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如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曲及爱情歌曲等出版量就很可观，大部分由同心书局、心弦会、文明书局等机构出版，在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三十年代群众歌曲崛起，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进步群众歌曲，在当时也有一定数量出版，如1936年大众歌声社出版麦新、孟波编的《大众歌声》、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周巍峙编的《中国呼声集》；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冼星海、张曙编的《抗战歌曲集》等。

　　在器乐曲方面，口琴曲集出版甚多，从1931年至1946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了《口琴入门》、《口琴吹奏法》约等20种。1918年出版钢琴曲《进行曲》，是我国较早出版的钢琴曲集。弦乐曲有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小提琴教科书》、1932年出版丰子恺的《怀娥铃名曲选》、1933年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和前苏联佘甫磋夫的《大提琴教科书》及大提琴曲《小品》等。

　　民族器乐曲出版较少，主要有1926年上海中国函授学社出版浦梦古编辑的《中国音乐谱》（第一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1941年初版《二胡曲选》（卷上），等。旧上海的音乐杂志数量众多，不少刊物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的有1906年1月创刊，上海公益出版社出版李叔同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最早的的音乐期刊。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社编的《美育》，在全国很有影响力。上海音乐学校编的《音乐界》、招伟民等编的《音乐季刊》，发表有我国早期提琴家司徒梦岩的小提琴曲译作等。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会编的《音乐教师的良友》；上海国立音乐院编的《音乐院院刊》、《乐艺》；郑导乐、谢韵心主编的《戏剧与音乐》；中华口琴会编辑出版的《中华口琴家》；易韦斋、萧友梅、黄自主编的《音乐杂志》；陈嘉震、金焰、任光、安娥编的《艺声》，创刊号发表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两曲。中国作曲者协会编的《战歌周刊》；陈洪编的《音乐月刊》；上海新兴音乐社编的《音乐世界》，第1卷第1期中有插图“大同音乐国乐队”等。陈剑辰主编的《上海口琴界》；陈洪编的《林钟》；李凌、赵枫编《音乐艺术》，第3卷迁至上海出版。丁善德、陈洪编《音乐杂志》；陈曼鹤等编的《音乐风》；上海新音乐社编辑出版的《新音乐》（上海版）；钱仁康主编《音乐与教育》；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编辑出版《音乐评论》；上海时代音乐社主编的《音艺新辑》，等等。早期致力于音乐出版方面较突出的有丰子恺和钱君匋。

　　丰子恺（1898～1975）浙江省桐乡县人。1919年在上海与吴梦飞、刘质平等创办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同年，又和姜丹书、欧阳予倩、吴梦飞、刘质平等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1921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立达学园、上海艺术大学等任教。1929年起任开明书店编辑。丰是本世纪初沈心工等开创“学堂乐歌”后，我国较早的现代音乐、美术教育家。尤其在音乐方面，早年出版的音乐普及读物计有32种，对我国现代音乐的启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钱君匋（1906～1998）原名王棠等，别号、笔名甚多。浙江桐乡县人。1926年8月担任上海开明书店音乐、美术编辑。1934年后曾任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任、兼任巴金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美术编辑。1938年7月创办全国首家以出版音乐刊物为主的万叶书店，出版了大量的音乐著作和译作。如1926年开明出版第一本丰子恺的《音乐入门》后，出版的音乐、教材、歌集达五六十种。以后万叶书店出版的音乐理论书籍、歌集、乐谱总达二百多种。钱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书籍装帧专家，晚年出版有《君匋书籍装帧艺术选》，并获得多次大奖。

　　（二）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

　　本世纪初唱片传入我国，法国商人洛浜生最早于1908年，在上海开办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后转让给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其后美国和日本商人也在上海联合经营“胜利唱片公司”，后由我国商人合资经营的“大中华”唱片厂。另外，先后开设的还有高亭、蓓开、长城、开明等名目繁多的皮包公司，实际多由上述三家唱片公司加工的，由此上海成为全国唱片灌制和发行的大本营。

　　据1964年中国唱片厂库存的旧唱片模板，包括外国曲目约34300面。有9600面由于缺乏原始登记资料，暂未编入外，现编入的有“百代唱片”（包括副牌“丽歌唱片”）6357面、“胜利唱片”1678面、“和声唱片”1518面、“高亭唱片”1439面、“蓓开唱片”748面、“长城唱片”12面，总数达11752面。其中早期大量灌制的是我国京剧和地方戏曲、曲艺唱片，包括最为弥足珍贵的谭鑫培等所灌制的唱片。在民族音乐方面，吕文成、伊自重、何大傻等合作灌制的广东音乐唱片约300张，可见广东音乐在上海一时之盛。“大同乐会”曾由胜利唱片公司灌制过《春江花月夜》，这大概是此曲改编的最早版本。百代公司国乐队（亦称“森森国乐队”）灌制过《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彩云追月》等聂耳、任光作曲的唱片19张。至于流行歌曲，包括电影歌曲更是成百上千，也灌制了不少群众歌曲。象聂耳亲自灌制过自己所写的《大路歌》等歌曲，也灌制过夏威夷吉它的独奏曲。另外，象阿甫夏洛穆夫也灌制过自己创作的《北平胡同》等描写中国的乐曲。这些公司虽然大多出于商业目的大量灌制唱片，但也一定程度上为弘扬我国民族音乐作出了不小的努力，并保存了我国早期一些珍贵的音响资料，是值得肯定的。

　　（三）琴行与乐器制造业

　　近代以来的上海，由于文化艺术的繁荣，也促使其他相关行业的兴旺发达。如旧上海的乐器制造业，一直在全国处于领先的地位。上海民族乐器制造业，约始于清康熙年间，到本世纪初，市区一些店行、作坊应运而生。最早是“马振兴”，至三十年代高峰时已有姚永顺、姚永兴、胡立大、文鸣斋、唐永昌、俞振兴、京音斋、金仁兴、殷记、成音斋等近二十家。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一些店行先后在近郊开设，最早是“吕顺昌”，后来有俞振兴、马良正、文盛斋、新乐斋、中华国音社、袁义昌、恒生春丝弦店、王顺昌等。由于近代上海琵琶乐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故如“文盛斋”万长松、万子初父子的琵琶制作曾名列全国前矛。

　　上海的西洋乐器制造业，早在本世纪前的1850年英国商人就在上海开设“谋得利”（MORTRIE）琴行，生产风琴，其组装的“谋得利”牌钢琴，是我国最早生产的钢琴。继而法籍印度商人开设“来瑞罗”（lazalo）琴行。1870年“谋德利”琴行又在闸北设厂。不久，英国商人又开办了“罗办臣”（Robinson）琴行，由于老板精通音乐，所买乐器品种齐全，生意兴隆。1890年有位宁波籍木工黄晓来离开“谋德利”琴行，自设装配工场，开设“祥兴琴行”，组装修配钢琴，这是国人开设的第一家钢琴厂。进入本世纪，中国人开设的琴行也就多起来了，如“永兴”、“协记”、“鸣凤”、“上海”、“美惠”琴行约有一二十家，出品的牌子有“施特劳斯”、“瓦格纳”、“莫扎特”、“霍夫门”等等，其中“施特劳斯”即是祥兴琴行的牌子，可与“谋德利”牌平起平坐。那时不少钢琴是出口到日本及东南亚一带的。琴行一般也生产风琴。手风琴约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在旧中国未能生产，五十年代初在上海才有私人集资筹建“百乐音乐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百乐手风琴厂前身），这是我国最早的手风琴厂。口琴约在本世纪20年代经日本传入我国。1932年潘金声成立我国第一家口琴厂--中国新乐器制造公司，设计制造出我国第一只能和老牌德国“和莱”牌相抗衡的国产口琴。后来，名叫潘炳生的又开设了我国第二家口琴厂--大中华口琴厂，生产“光华牌”口琴。潘金声于1934年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了“国产增光”的贺句书赠表彰。这样，中国最早的“国光”牌口琴商标就此而来沿用至今。之后，又有中央、上海、环球共8家口琴厂。

　　旧上海的西洋管乐生产，约在1906年，上海县城内的“燮锡烊铜锡”字号作坊，仿制出第一只黄铜大步号，开创了我国管乐器生产的历史。1932年上海“傅信昌军乐器厂”傅氏兄弟，曾仿制出我国第一只小号。由于生产工艺落后，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前，仅能生产步号、军号、青年号、小号等较简单的铜管乐器。

　　我国早期小提琴的制造与演奏，不得不提到1888年出身于上海的司徒梦岩。他于1906年赴美学习造船，同时学习音乐，曾是全美小提琴制造比赛三连冠戈斯（W．S．Goss）的唯一传人。戈斯在巴拿马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获首奖的小提琴，是由戈斯指导司徒梦岩制作的。司徒回国时，曾携回小提琴制作工具300余件，不仅和吕文成共同研究创制了用于广东音乐的高胡，而且司徒也是用小提琴演奏我国音乐的第一人，培养了广东小提琴名家伊自重，甚至杨（宝忠）派京胡的形成也得到他的启发。当然，真正小提琴的制作，四十年代虽有模板制作的普及产品，到五十年代初才步上正规生产。

八新时期的音乐之声

　　（一）上海音乐学院与专业音乐院团的组建

　　进入本世纪五十年代，迎来了朝气蓬勃、万象更新的大好局面，为音乐的更大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条件。重建了设施更为齐备、门类更为齐全的上海音乐学院，组建了各专业音乐团体，从而使上海的音乐朝着正规化、高水准的方向发展。1949年9月1日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改名为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贺绿汀任院长，向隅、谭抒真任副院长，谢绍曾为教务主任。贺绿汀兼作曲系主任，周小燕任声乐系主任，李翠真任键盘系主任，谭抒真兼管弦系主任等。不少外籍教师仍被聘用，并开始招收新生。1950年学校又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上海分院，此后，力量有所加强。8月，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并入；1952年9月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音乐系并入；1956年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部分教师被聘用，至此，正式定名为上海音乐学院。

　　学院首先把师资队伍的组织放在第一位，除上述教师外，又聘用丁善德教授为作曲系主任、副院长；作曲系聘用了原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钱仁康、马革顺、朱起东等教授，管弦系后由陈又新教授任系主任。钢琴系有李翠真、范继森、李嘉禄、夏国琼、吴乐懿五大教授。声乐系有谢绍曾、劳景贤、洪达琦，并再次起用老资格的俄籍声乐教授苏石林等。其次，在教学体制上，开始形成大、中、小学十四年一贯制的教学体制，从以后的教学实践和成果看，这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出人才的成功办学体制。

　　在教学中，大量引进借鉴外国近现代音乐技术理论，发展音乐科学研究工作。1949年10月，成立了音乐研究室，包括编译组。由学贯中西的音乐学家沈之白任主任，集合和招聘了精通外语和具有广博学识的人员，开始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了一些音乐理论技术丛书和音乐历史丛书；音乐论著和音乐辞典等书籍。1950年成立乐器制作室，由谭抒真副院长负责，不久就制造出首批高级提琴，1959年又由李良才技师与钢琴修理员戴行福共同研制成功国产第一架竖琴。学院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教育和建设尤为重视，1951年开始先后聘请北京京韵大鼓著名盲艺人王秀卿、榆林小曲民间艺人丁喜才、民间唢呐和笙演奏艺人宋保才、宋仲奇兄弟以及后来的上海本地二胡盲艺人孙文明及朱勤甫，等等。1953年组建民族音乐研究室，由贺绿汀、黎英海任正副主任。1956年又成立民族音乐系，对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有系统的采集、录音、整理和研究。学院曾先后开办了“音乐教育专修班”、“干部进修班”及歌剧、管弦、合唱三个训练班，以后又增办了“少数民族班”，如著名的少数民族歌手才旦卓玛、何继光等都是在学院学习或进修的。

　　1954年起设立“专家工作组”，先后聘请来校任教的有苏联钢琴专家谢洛夫、基本乐课专家德米特列夫斯卡娅、作曲理论专家阿尔扎玛诺夫、指挥专家迪利济也夫、民主德国小号专家考尔拉切克、保加利亚声乐专家契尔金、民主德国竖琴专家施瓦兹、苏联小提琴专家比利捷、捷克长笛专家鲍莱克、保加利亚声乐专家基洛娃等，对学院的教学建设有所建树。与此同时，也有计划地分批选派留学生到苏联和东欧各国学习。从1952年起先后赴苏留学的有徐宜、倪洪进、林应荣、曹承筠、吴菲菲、李民铎、殷承宗、黄晓同；赴保加利亚的有张利娟、施鸿鄂；赴匈牙利的有袁培文、宗伯、赴波兰的有钱乐知、史大正；赴捷克斯洛伐克的有周彬佑；赴东德的有姚关荣、焦杰等。另外，不断邀请苏联等国家的音乐界人士和团体访问学院，促进了我国同各国音乐界人士的交流。其中最为轰动的是1957年10月18日，苏联世界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奥依斯特拉赫和钢琴家杨波尔斯基的来访，贺绿汀院长代表全院将玉石香炉和玉石雕刻分赠两位音乐家。1958年6月6日，苏联国家交响乐团120人在团长阿诺索夫和小提琴家皮凯率领下来学院参观并演出交流座谈。学院也派遣人员参加国际有关的艺术与音乐活动，并屡获奖状。在五十年代历次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上，获奖的有杨嘉仁（指挥银质奖）、李志曙（声乐银质奖）、韩中杰（长笛银质奖）、郑兴丽（声乐优秀表演奖）、周广仁（钢琴铜质奖）；楼乾贵（声乐银质奖）、李瑞星（钢琴五等奖）；鞠秀芳（民歌金质奖）、温可铮（声乐比赛银质奖）、王石石（大提琴铜质奖）、韩铣光（圆号铜质奖）、施咏康（交响诗《黄鹤的故事》铜质奖）、蒋祖馨（钢琴组曲《庙会》铜质奖）、桑桐（《内蒙古民歌主题钢琴小曲七首》铜质奖）；萧白等（《幸福河大合唱》获大合唱金质奖）、殷承宗（钢琴金质奖）等。在其他的一些专业国际比赛，如国际舒曼、肖邦、李斯特、斯美塔那、柴可夫斯基、乔治·埃涅斯库等国际钢琴比赛及其他的国际比赛中均有获得最高或较高名次者。以后学院的丁善德、周小燕、吴乐懿、李民强等也多次出国担任有关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委。

　　贺绿汀1934年创作钢琴曲《牧童短笛》获齐尔品“中国风格钢琴曲”头奖而一举成名。后从事电影歌曲与其它音乐创作。1949年后，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分会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主要作品有歌曲《游击队歌》、《嘉陵江上》；大合唱《十三陵水库》；管弦乐曲《晚会》、《森吉德马》等，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丁善德1934年首演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和《摇篮曲》并灌制唱片，为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位灌制唱片的钢琴家，后又成为我国第一位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的音乐家。1946年赴法留学。1949年回国后历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作曲系主任、副院长等职。主要作品有：交响乐《长征》、钢琴曲《新疆舞曲第一、二号》等；大合唱《黄浦江颂》，出版有《丁善德钢琴曲集》、《丁善德艺术歌曲集》。

　　谭抒真1927年已随工部局管弦乐队演出，成为该乐队最早的中国演奏员。1949年后，历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兼管弦系主任、顾问，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小提琴研究所所长。对我国小提琴演奏及其制作事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周小燕1935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8年赴法留学。1948年任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教授，1949年起历任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副院长。1988年创办“周小燕歌剧培训中心”。近年来培养了刘捷、张建一、廖昌永等国内外声乐比赛的获奖者，为我国声乐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沈之白1934年参加外侨的“上海合唱团”。曾和卫仲乐等组织“中国音乐学学会”。1940年任沪江大学音乐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中外音乐史教授。1950年起任上海音乐学院编译室主任，民乐系主任等职。曾主编音乐理论、技术两套丛书，担任《辞海》音乐学科主编。撰有《中国音乐史纲要》等论著，是我国著名的音乐理论家。

　　卫仲乐1928年入“大同乐会”，后任乐务主任。1933年大光明影院落成庆典，卫一曲《十面埋伏》技惊四座而一举成名。卫曾举行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场个人多种民族乐器独奏音乐会。1941年和金祖礼、许光毅创办中国管弦乐队，后扩充为中国管弦乐团，1949年后，历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民乐系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是我国现代著名琵琶演奏家、教育家。

　　1952年成立的上海乐团，是上海首家大型的、综合性的音乐团体。设有交响乐队、合唱队、民族乐队、铜管乐队，集中了原上海大部分的专业、业余音乐家。至1956年后，各队先后扩建为团。

　　1956年冬正式定名的上海交响乐团，其前身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1949年改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响乐团，两年后又改为上海市人民交响乐团，1953年春成为上海乐团交响乐队。首任团长和指挥黄贻钧，副团长陆洪恩。乐团现拥有近百名演奏员，四管编制，拥有瞿维、朱践耳等作曲家。演出古典、浪漫和现代乐派各个时期、各种体裁的外国音乐作品，举办过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柴科夫斯基、德伏夏克、普罗柯菲耶夫等作品演奏会，排演了罗马尼亚、波兰、俄罗斯、芬兰等国音乐作品专场音乐会等。尤其是注重推出我国作曲家的作品，如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等；贺绿汀的《晚会》《森吉德马》、丁善德《长征交响曲》及王云阶、瞿维、朱践耳、施咏康、刘敦南等的作品。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严良堃、杨嘉仁、陈传熙、韩中杰、黄晓同、郑小瑛等，以及国外著名指挥家杜布罗夫斯基、西米拉、阿诺索夫、迪利捷也夫、汉尼克宁、伊拉切克、金斯基、皮里松等曾作为客座指挥与乐团合作，世界著名独奏家杨·沃伊库、采尼尔·斯捷潘斯卡、达·奥伊斯特拉赫、马友友、傅聪、林昭亮等也以独奏家身分与乐团合作演出。乐团曾赴美国、德国、法国、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访问演出。乐团指挥黄贻钧、曹鹏、陈燮阳等也指挥过国内著名的中央乐团以及国外著名的柏林交响乐团、赫尔辛基交响乐团、苏联国家交响乐团与菲律宾交响乐团等。

　　黄贻钧1934年进百代国乐队任演奏员，大量参与电影、话剧的演奏配音与创作。1938年进上海工部局乐队任演奏员，这是我国最早正式加入该乐队的、为数不多的演奏员之一。1950年10月，黄成为我国最早的交响乐队指挥之一。1953年起先后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及首席指挥、名誉团长。创作有民乐合奏曲《花好月圆》、管弦乐《江南组曲》、《良宵》（编配）等。

　　朱践耳1955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作曲。1989年当选为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1993年当选为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主要作品有歌曲《打得好》、《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等；民乐合奏《翻身的日子》；《钢琴序曲第二号“流水”》；交响曲大合唱《英雄的诗篇》；交响组曲《黔岭素描》、交响音诗《纳西一奇》及多部交响乐等。

　　1957年成立的上海民族乐团，是由上海乐团民族乐队扩建而成的。先后任团长的有何无奇、董立基、何彬、龚一。乐团罗致了原上海优秀的民间音乐家，如霄兆乐团和上海国乐研究会主要成员、琵琶演奏家孙裕德任副团长；大同乐会和上海管弦乐团创建人之一的许光毅任副团长；还有原上海紫云国乐社和中国国乐团的陆春龄任笛子独奏演员；今虞琴社发起人之一、古琴演奏家张子谦任古琴独奏演员。乐团现拥有七十余名演奏员，分吹管乐、拉弦乐、弹拨乐和打击乐四组，形成大型的民族乐队组合。同时，乐团又根据乐种或乐器组合的需要，形成各种小型的乐队编制组合，如江南丝竹、广东音乐，弹拨乐合奏、少数民族乐器组合等等。多年来，乐团首先注重于挖掘我国民族音乐瑰宝，包括乐器改革、传统乐曲的整理加工等。其次，大力推进创作并使其题材多样化，形式更具特色。乐团以其浓厚的民族音乐特色，招待过来访的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及外国贵宾，曾代表我国民族音乐界出访过20多个国家，并经常与我国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华人地区，进行多种形式的交流与讲学辅导，为弘扬我国的民族音乐作出贡献。乐团现拥有闵惠芬、龚一、俞逊发和曹燕珍、张鸣杰等著名独奏、独唱演员。

　　孙裕德1924年师从汪昱庭学大套琵琶。后为“霄兆乐团”和“上海国乐研究会”主要人员。1957年任上海民族乐团副团长。孙为我国现代著名琵琶与洞箫演奏家。

　　张子谦1934年与查阜西、彭祉卿等28位琴友发起成立“今虞琴社”，1957年任上海民族乐团专职古琴演奏员，成为我国第一个职业古琴演奏家，为现代古琴广陵派的主要传人。陆春龄1941年入紫云国乐社，后发起成立中国国乐团。1952年先后任上海民族乐团、上海歌剧院笛子独奏演员。1976年后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陆曾出访过欧、亚洲二十几个国家，曾参加过欢迎英国伊丽莎白二世等各国政府首脑和国际友人的招待演出，创作有《今昔》、《喜报》等笛曲。

　　1956年上海乐团合唱队扩建为上海合唱团，是我国最早建立的大型专业合唱团。1981年以合唱团为主整编又起用上海乐团名称，设合唱队和管弦乐队，前后任团长的有司徒汉、陆在易，指挥司徒汉、曹鹏、郑裕锋等。1997年和上海歌剧院合并，取消建制。乐团曾以精湛的合唱艺术著称，演出过从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古典音乐时期及近现代各国著名作曲家的合唱作品，如亨德尔的《弥赛亚》、海顿的《创世纪》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合唱）》等大型音乐作品。还推出我国作曲家的合唱作品，如《黄河大合唱》、《幸福河大合唱》、《黄浦江大合唱》、交响合唱《英雄的诗篇》、合唱音诗《森林日记》等，曾拥有歌唱家董爱琳、周碧珍、金仲鸣、刘明义、靳小才、张世明、胡晓平等。

　　司徒汉1953年起历任上海乐团合唱队队长兼指挥、上海合唱团副团长、团长兼指挥。1979年起任上海乐团团长兼指挥。司徒汉从学生时代起就投身于群众歌咏活动，四十年来创作和指挥了大量的群众歌曲，如《黄河大合唱》、《幸福河大合唱》以及《黄浦江大合唱》等，曾任影片《聂耳》、《阿诗玛》、《枯木逢春》等合唱指挥。

　　上海歌剧院前身为成立于1935年的新安旅行团，1949年进入上海改名为新旅歌舞剧团，1956年10月与华东革大文工团、上海青年文工团、南京文工团合并组成上海实验歌剧院，1990年更名为上海歌剧舞剧院，1997年和上海乐团合并正式命名为上海歌剧院。历任院长和常务副院长有梁寒光、许平、朱可常、张优、陈强、肖炎、施鸿鄂、何少华，歌剧艺术家张拓，作曲家商易、萧白，曾拥有歌剧及歌唱演员任桂珍、林明珍、施鸿鄂、黄葆慧、陈海燕；舞蹈演员舒巧、李仲林、周洁、顾红；唢呐演奏家任同祥等。剧院几十年来创作了70余部大型作品，如民族歌剧《海峡之花》、《多布杰》、《大野芳菲》、《仰天长啸》、《楚霸王》等；音乐剧《请与我同行》、《雁儿在林梢》等；民族舞剧《小刀会》、《奔月》、《凤鸣歧山》、《木兰飘香》等，还有300多个形式各异的小型歌剧、舞蹈和音乐作品。排演和上演的中外优秀的歌剧有世界著名歌剧《蝴蝶夫人》、《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罗密欧与朱丽叶》、《蝙蝠》、《卡门》和中国歌剧《白毛女》、《江姐》、《洪湖赤卫队》、《红珊瑚》等。

　　创建于1956年6月的上海电影乐团，设有管弦乐团和民族乐团。1997年与上海广播电视艺术团合并，取消建制，组建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电影乐团先后任团长的为著名作曲家王云阶、吕其明等。著名指挥家陈传熙任首席指挥。另拥有黄准、寄明、葛炎、萧珩等作曲家。四十余年来为大量的电影和电视作曲配乐，如电影《聂耳》、《红色娘子军》、《红日》、《李双双》、《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等等，不少插曲如《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红色娘子军连歌》、《谁不说俺家乡好》等广为流传。乐团还经常举行音乐会，创作有交响乐《抗日战争交响乐》、管弦乐《红旗颂》、《喜马拉雅随想曲》、交响叙事诗《白求恩》以及民族管弦乐《红旗渠》、《山河行》、《飞天》等。

　　陈传熙1935年入国立音专，1946年任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任双簧管演奏员，1952年任上海交响乐团指挥，1958年任上海电影乐团指挥。陈曾为《林则徐》、《聂耳》等200余部电影指挥配乐。

　　

（二）初创的业绩

　　上海音乐学院的重建与各专业音乐院团的组建，为五十年代后上海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此，上海音乐创作和演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五十年代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品，如歌曲《人民的领袖万万岁》（贺绿汀曲）、《太阳出来石榴红》（严庆祥曲）、《抗美援朝进行曲》（李瑞星曲）、《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司徒汉曲）、《淮河两岸鲜花开》（向异曲）、《啥人养活啥人》（叶林曲）、《打起锣鼓通街唱》（沙梅曲）、《全国人民齐欢唱》（章枚曲）、《劳动最光荣》（黄准曲）、《喂好我的大黄牛》（沙汉昆曲）、《小英豪》（严金萱曲）以及电影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吕其明曲）、《红色娘子军连歌》（黄准曲）等，大都获得各种歌曲方面的奖状。大合唱曲有《幸福河大合唱》（萧白、王强、王久芳、张英明曲）、《十三陵水库大合唱》（贺绿汀曲）、《祖国颂》（刘施任曲）、《嘉陵江大合唱》（沙梅曲）、《黄浦江大合唱》（司徒汉曲）、《矿山烈火》（司徒汉曲）等。西洋乐曲方面有小提琴曲《牧歌》（沙汉昆曲）、钢琴曲《新疆舞曲第一、二号》（丁善德曲）、《快乐的节日》（丁善德曲）、《东蒙民歌主题小曲七首》（桑桐曲）、《庙会》（蒋祖馨曲）、《流水》（朱践耳曲）；管弦乐曲《马车》（葛炎曲）、《节日序曲》（朱践耳）、《黄鹤的故事》（施咏康）、交响乐《第二交响乐》（王云阶曲）等。民族器乐方面，任同祥改编的唢呐曲《百鸟朝凤》，获1953年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银奖；缅甸国家金奖。二胡曲《山村变了样》与《赶集》（曾加庆曲）；板胡曲《大起板》（何彬编曲）；笛曲《今昔》与《喜报》（陆春龄曲）；琵琶曲《欢乐的日子》（马圣龙曲）；筝曲《寒鸦戏水》（郭鹰整理）；大三弦曲《十八板》（李乙改编）；民乐合奏曲《翻身的日子》（朱践耳曲）、《祖国之春》（曾加庆曲）等。上海民族乐团还对江南丝竹和苏南十番锣鼓进行了整理加工。

　　五十年代末，民族舞剧《小刀会》创作成功，这是我国第一部用古典和民间的舞蹈语汇，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剧。

　　另外，五十年代在戏曲音乐方面出现了一批较成功的作品，如越剧《西厢记》、《梁祝》、《红楼梦》；沪剧《罗汉钱》、《星星之火》等。

　　（三）中外音乐交流的拓展

　　五十年代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国家出面，大量组织中外音乐文化界的交流。外国音乐艺术界来沪访问的以苏联、东欧国家的歌舞团为多，如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民主德国艺术歌舞团、蒙古人民军歌舞团、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南斯拉夫“科罗”民间歌舞团、越南人民歌舞团、苏联乌克兰国家歌舞团、罗马尼亚“云雀”民间舞蹈团、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墨西哥芭蕾舞团、哥伦比亚黛丽雅·萨巴达·奥丽维娅民间舞蹈团、英国兰伯特芭蕾舞团、柬埔寨文化艺术代表团、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玻利维亚“芳达西亚”歌舞团等，其中五十年代，苏联国家大剧院芭蕾舞团访沪演出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是最为著名的艺术团体来沪。

　　五十年代访沪的重要的音乐家及音乐团队，还有苏联作曲家卡巴列夫斯基、小提琴家柯冈、罗马尼亚小提琴家杨·沃依库及民间乐队、日本音乐家芥川也村志、苏联钢琴家德·谢洛夫和音乐理论家阿拉波夫、民主德国小号演奏家奥斯卡·考尔拉切克和小提琴家韦尔钠·舒尔茨、苏联歌唱家阿米拉纳什维、美国黑人歌唱家奥布利·潘奇、日本东洋音乐会会长田边尚雄等，1957年10月访沪演出的苏联著名小提琴演奏家达维德·奥依斯特拉赫及钢琴家杨波尔斯基，无疑是五十年代上海对外音乐交流的最重要活动之一。另有芬兰著名指挥家汉尼克宁指挥上海交响乐团。1958年6月苏联国家交响乐团来沪演出，为访沪的国外大型交响乐团首开先河。以后有民主德国德累斯顿交响乐团、捷克斯洛伐克交响乐团、蒙古国家交响乐团等。

　　五十年代上海曾派遣不少优秀的演唱、演奏家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均获得了很好的名次。音乐团体与个人出访，多以文化代表团、艺术团名义，且常以杂技歌舞为主体，伴有民族音乐演奏为多。如陆春龄、任同祥等随中国文化代表团、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艺术团出访法国、苏联、东欧及南亚等。

　　九盛开的民族音乐之花

　　（一）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进入六十年代初，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那时，在“革命化、群众化、民族化”的号召下，上海音乐学院非常重视向民族民间音乐学习，不仅早已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室，而且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请一些民间音乐家来院教学传艺，同时，师生们又分队赴全国各地，开展“边劳动、边创作、边演出、边采风”的“四边”活动，收到了丰硕的成果。1958年8月，又成立了以小提琴专业学生何占豪、俞丽拿等为主的“小提琴民族乐派实验小组”，试图解决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民族风格问题。何占豪来自越剧团乐队，对越剧音乐非常熟悉。曾用越剧音调创作了弦乐四重奏《越曲》，并与小提琴同学丁芷诺将二胡曲《二泉映月》改编为小提琴独奏曲，获得好评。于是，在1959年，又和陈钢合作创作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取得了成功。乐曲取材于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爱情故事，运用叙事性的写实手法，吸收了我国戏曲音乐曲调作为素材，借鉴了民族拉弦乐器的一些演奏技法与效果，在交响音乐民族化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梁祝》的诞生，是中西音乐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的典范，说明具有鲜明的民族音乐特征的西洋音乐形式作品，不仅能受到我国人民的普遍欢迎，同时也为外国人民所接受。这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经常为外国乐队演奏和录制音响制品的曲目，成为代表我国现代音乐的主要成就之一。

　　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较优秀的作品还有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和《接过雷锋的枪》（朱践耳曲）、《高举革命大旗》（孟波曲）、《工人阶级硬骨头》（瞿维曲）、《南京路上好八连》（柴本尧曲）、电影歌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吕其明、杨庶正、萧珩词曲）、《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寄明曲）等；小提琴曲《苗岭的早晨》和《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陈钢编曲）、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何占豪曲）、《白毛女》（朱践耳、施咏康曲）；圆号协奏曲《纪念》（施咏康曲）、大提琴协奏曲《嘎达梅林》（王强曲）等；管弦乐《八一交响诗》（刘福安等曲）、《白毛女幻想序曲》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瞿维曲）、《红旗颂》（吕其明曲），是一首气势磅礴、富于民族特征的乐曲。民族器乐曲有琵琶曲《赶花会》（叶绪然曲）、扬琴曲《边寨之歌》、（张晓峰曲）、古筝曲《林冲夜奔》（陆修棠、王巽之曲）、《战台风》（王昌元曲）、笛曲《百鸟引》（顾冠仁改编）、唢呐曲《山里来了售货员》（张晓峰曲）、民乐合奏曲《东海渔歌》（马圣龙、顾冠仁曲）、《三六》、《京调》（顾冠仁编曲）、《夺丰收》（李民雄曲）等。

　　六十年代中期，以京剧《智取威虎山》等戏曲音乐的革新与创作引人注目，这不仅是对戏曲音乐的改革与创新，也可以说是开辟了我国戏曲-民族歌剧的一条新路，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另外，芭蕾舞剧《白毛女》创作，在芭蕾音乐民族化方面也取得了成功。

　　（二）“上海之春”

　　“上海之春”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舞蹈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市文化局共同主办。第一届于1960年5月举行，至1966年每年一届共举行了七届后中断，1978年恢复举行改为每两年一届，至1996年共举行了十届，至今总共为十七届。每届演出的节目题材丰富、体裁多样，如交响乐、大合唱、歌剧、舞剧、民乐合奏以及各种独唱、重唱、独奏、重奏、协奏，有的还演出戏曲与曲艺的清唱等。音乐盛会均邀请全国各地及世界的音乐家和团体加盟，力求推出新人新作，并组织各种器乐的比赛，举行各种学术讨论会和专题座谈会，有力地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如第一届上海之春演出了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幸福河大合唱》、王云阶的《第二交响乐》、施咏康的《第一交响乐（东方的曙光）》、大提琴协奏曲《嘎达梅林》、合唱《六十年代第一春》（司徒汉等曲）、民乐合奏《东海渔歌》等大型作品。还演出了苏联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乐》等。第二届首演了丁善德的《长征交响乐》、何占豪的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以及刘福安等的《八一交响诗》等。第三届推出的有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金湖大合唱》（张敦智曲）、圆号协奏曲《纪念》以及民乐小合奏《京调》、扬琴曲《边寨之歌》等。第四届推出的有歌曲《高举革命大旗》、交响乐《郑成功》（萧珩、吕其明曲）、民乐合奏《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曾加庆改编）等。第五届组织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是后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前身。这一艺术形式是上海音乐舞蹈界通力合作的尝试，也是上海地区大协作精神在音乐舞蹈界的生动体现。第六届首演了吕其明的管弦乐《红旗颂》，还有京剧《红灯记》等戏曲清唱。第七、八届推出吕其明的交响诗《首战平型关》和《白求恩》。第九届开始歌剧、舞剧新作不断，如民族舞剧《奔月》、独幕舞剧《魂》、另有交响诗《红娘子》（瞿维、王久芳曲）、《龙华塔》、《长城》（萧白曲）、幻想曲《血染的红花》（朱践耳曲）、钢琴协奏曲《山林》等。第十届有歌剧《大野芳菲》、神话舞剧《凤鸣歧山》、古典舞剧《岳飞》（纳拉崇孚、马友道、陆建华曲）；歌曲《祖国，慈祥的母亲》和《可爱的中国》（陆在易）；民乐合奏《山河行》、《飞天》；交响诗《向往》、合唱音诗《森林日记》、合唱音画《敦煌》（徐景新曲）、管弦乐《黔岭素描》、《油画五帧》、《帕米尔风情》、《睡莲》、《南国抒怀》、《喜马拉雅随想曲》（金复载曲）等。第十一届有音乐喜剧《风流年华》、民族舞剧《画皮》（马友道、陆建华曲）、音诗《纳西一奇》、《音诗-钢琴与乐队》（瞿维曲）、交响素描《湘西印象》、《第一钢琴协奏曲》（徐纪星曲）等。第十二届有神话舞剧《大禹的传说》、法国轻歌剧《美丽的海伦》、《第一交响曲》（朱践耳曲）、《小交响曲》、《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和《C大调钢琴三重奏》、《大管协奏曲》（夏良曲）、音乐抒情诗《蓝天，太阳与追求》（陆在易曲）等。第十三届有音乐剧《雁儿在林梢》、意大利歌剧《托斯卡》、《第一交响曲》和《第二交响曲》（朱践耳曲）、《五指山随想曲》（瞿维曲）、合唱音画《千岛湖》（朱良镇曲）、《枫桥夜泊》（金复载曲）等，还邀请了荷兰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艾莉·阿梅林和钢琴家傅聪加盟演出，举行《黄自作品音乐会-纪念黄自逝世五十周年》等。第十四届有交响合唱《世纪之光》（庄德淳曲）、《第四交响曲》和《第五交响曲》（朱践耳曲）、合唱序曲《在十八岁生日晚会上》（陆在易曲）、交响合唱《巨人》（奚其明曲）、《第三交响曲（春天）》（王云阶曲）、、《第二交响曲》（潘国醒曲）、《交响狂想诗》（刘湲曲）、《交响舞诗》（赵晓生曲）、《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陈强斌曲）；中阮协奏曲《满江红》（何占豪曲）、民乐合奏《风》（徐景新曲）、《长恨歌》（金复载、陈大伟曲）、二胡协奏曲《夜深沉》（刘念劬曲）等。第十五届有钢琴协奏曲《辽音》（赵晓生曲）、《梦四则》（何训田曲）、中阮与乐队《塞外音诗》（顾冠仁曲）、唢呐与乐队《梁山随想》（张晓峰曲）等，并举行了《陆在易作品音乐会》。第十六届举行了《朱践耳交响乐作品音乐会》，首演了他的《第六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第八交响曲》和《小交响曲》，交响乐《平仄》（何训田曲）、声乐随想曲《春江花月夜》（徐景新曲）、琵琶协奏曲《山坳里的变奏》（金复载曲）等，并由新加坡华乐团、美国音乐家钢琴、小提琴协奏曲专场等演出。第十七届有上海交响乐团《迎接1997年香港回归获奖作品专场》音乐会，演出了获金奖的交响诗《百年沧桑》（朱践耳曲）等。

　　“上海之春”还推出中西乐器独奏比赛和各种评奖活动，如1963年第四届“上海之春”进行的全国小提琴和二胡独奏比赛，上海音乐学院的郑石生、闵惠芬分别夺得了一等奖，此次比赛对我国器乐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1980年第九届“上海之春”举办了“九城市钢琴比赛”及全国第一届琵琶邀请赛。1986年第十二届“上海之春”举办了首届华东六省一市民歌会演和参演节目创作评奖。此外，还举行有“上海国际音乐比赛1987·中西杯-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及演奏”、“海内外江南丝竹创作与演奏比赛”等。

十国际音乐舞台上的民族之光

　　（一）新的旋律，新的辉煌

　　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浪潮的推进，使上海音乐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例如，曾被解散的上海民族乐团重新建团，一度被中止的上海之春盛会也恢复了。更令人注目的是，五十年代以来几乎绝迹的流行音乐开始复苏，现代新潮音乐的崛起，等等。上海音乐学院经过调整充实，已具备向世界一流教育水准冲刺的雄厚实力。尤其在创作方面，出现了题材多样，风格各异的大量新作，标志着上海的音乐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中歌曲有《祖国，慈祥的母亲》（陆在易曲）、《红杉树》（沈传薪曲）、《少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寄明曲）、《一支难忘的歌》（黄准曲）、《可爱的中国》（陆在易曲）、《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徐景新曲）、徐纪星的《志摩诗三首》及流行歌曲《远山》（奚其明曲）、《阿姐鼓》（何训田曲）等。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贺绿汀曲）、《沉痛的回忆》（司徒汉曲）、《雨后彩虹》（陆在易曲），音乐抒情诗《蓝天，太阳与追求》（陆在易曲）、合唱音诗《森林日记》（张敦智曲）、清唱剧《生命宇宙的春天》（刘念劬曲）等。西洋器乐有《C大调钢琴三重奏》和《降B大调钢琴协奏曲》（丁善德曲）、钢琴曲《太极》（赵晓生曲）、钢琴协奏曲《山林》（刘敦南曲）、钢琴弦乐五重奏《桃花坞木刻年画》（林华曲）、《小提琴协奏曲》（许舒亚曲）、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陈钢曲）、钢琴协奏曲《希望之神》（赵晓生曲）等。管弦乐有吕其明的《白求恩》、《孙中山》及《铁道游击队》、《龙华塔》及《伊犁河畔》（何占豪曲）、《帕米尔风情》（刘念劬曲）、《南国抒怀》及《睡莲》（陆在易曲）、《喜马拉雅随想》及《空弦与联想》（金复载曲）、琵琶与交响乐队《乌江恨》（杨立青曲）、《湘西印象》（潘国醒曲）、《向往》及《魂》（奚其明曲）、《小交响曲》（徐仪曲）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朱践耳，近年来尤其注重于交响乐的创作，在西洋技法，特别是现代技法与民族风格的结合上作了有益的尝试，有较大的影响。如《交响幻想曲-纪念为真理而献身的烈士》、《纳西一奇》、《黔岭素描》、《第七交响曲（求索）》、《第八交响曲（天籁、地籁、人籁）》、唢纳协奏曲《天乐》等交响乐作品。民族器乐有《新婚别》（张晓峰、朱晓谷曲）、《A的随想》（胡登跳曲）、《秋湖月夜》（俞逊发、彭正元曲）、《边寨之夜》（费坚蓉曲）、《梅园吟》（许国华、龚一曲）等。合奏曲《山河行》（徐景新、陈大伟、陈新光曲）、《水之声》（阎惠昌曲）、《潮音》与《龙腾虎跃》（李民雄曲）、《飞天》（徐景新曲）、琵琶协奏曲《花木兰》（顾冠仁曲）、《古老的歌》（马圣龙、周成龙曲）、重奏曲《观花山壁画有感》（徐纪星曲）、弹乐合奏《驼铃响叮当》（顾冠仁曲）等。胡登跳新创的丝弦五重奏，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创作有《回忆》、《欢乐的夜晚》、《思念》、《畅想》、《跃龙》等曲。新创作的江南丝竹曲有《江畔》（胡登跳曲）、《绿野》（顾冠仁曲）、《秋雨》和《庙院行》（彭正元曲）等。上海民族歌剧创作一直是弱项，七十年代末开始有所改观，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创作演出了《多布杰》（刘念劬曲）、《大野芳菲》（商易、左焕坤曲）、《樱海情丝》（叶纯之曲）、《血与火》（刘念劬曲）、《海峡之花》（庄德淳曲）、《仰天长啸》（萧白曲）等，但影响不大。然而，在引进西洋歌剧方面，则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排演了《蝴蝶夫人》、《女人心》、《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杜兰多公主》、《蝙蝠》、《阿依达》、《浮士德》等外国著名歌剧。民族舞剧一直是上海的强项，之后又创作了《半屏山》（朱晓谷、周德明曲）、《奔月》（商易曲）、《凤鸣岐山》（刘念劬曲）、《木兰飘香》（庄德淳曲）、《大禹的传说》（刘念劬、马友道曲）、《吴越春秋》（李瑞祥曲）、《无字碑》（杨立青曲）等等。

　　此外，音乐理论研究也有了较大的突破，涌现出不少专著，如《中国民族音乐大系》（东方音乐学会编）、《中国音乐史纲要》（沈之白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夏野著）、《戏曲音乐史概述》（庄永平著）、《汉族民歌概论》（江明淳著）、《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叶栋编著）、《民族器乐概论》（李民雄著）、《弹词音乐初探》（连波著）、《民族管弦乐法》（胡登跳著），以及《和声学专题六讲》与《和声的理论与应用》（桑桐著）、《欧洲音乐史话》（钱仁康著）、《赋格曲写作》与《复调音乐写作基础教程》（陈铭志著）、《民族化复调写作》（刘福安著）及《外国音乐辞典》（汪启璋等编译）等。

　　（二）频繁的中外音乐交流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在上海的各种音乐节、艺术节上，外国来访的音乐家和团体更多，还有不少作为音乐学术与教学交流来访的，这里只能列举其中的一小部分，如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指挥艾德勒、英籍华裔钢琴家傅聪的多次来访、荷兰室内乐团、奥地利钢琴家瓦尔特·弗兰什曼和汉斯·卡恩、德意志室内乐团、美国女歌唱家罗伯塔·彼德斯、挪威钢琴家伊娃·克纳尔达尔、澳大利亚小提琴和指挥家卢威林和黑管演奏家威斯特莱、西德钢琴家比林、英国BBC广播交响乐团、美国女歌唱家希尔斯、美国旧金山歌剧院和音乐院院长索尔金德、美国钢琴家尤金·李斯特和贝蒂·欧勃莱、波兰肖邦音乐院钢琴系主任扬·艾凯尔、小提琴家林昭亮、国际低音提琴协会主席大卫·沃尔特、美国“奥杜邦”弦乐四重奏团、瑞士苏黎士音乐交响乐团、美国歌剧女高音歌唱家卡门·巴斯鲁普、英国伦敦三重奏组、美国钢琴家阿尔冯索和歌唱家西莉·茄尔森·蒙第西诺、美国声乐教授丹尼尔·菲洛、法国小提琴家吉拉尔·普拉和长笛演奏家阿兰·马利翁及打击乐家西尔维奥·古阿尔达、法国钢琴家理查·克莱德曼、美国铜管五重奏团、美国长号演奏家基斯·勃朗、双簧管演奏家达雷尔·斯塔布斯、英国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美国指挥家理查德·庞丘斯、日本作曲家三木稔、日本音乐家岸边成雄、美国大提琴家保尔·奥莱夫斯基及钢琴家威廉·雷斯、英国作曲家迈克尔·蒂培特和音乐评论家梅里昂·鲍恩、法国指挥家皮里松、日本大提琴家清水胜雄、德国奥尔夫学校教师玛尔戈特·施奈特夫人、美国钢琴家鲁道夫·费尔库斯尼、欧尚·马许、长号演奏家艾文·瓦格纳、日本名古屋交响管弦乐团、加拿大钢琴家查理·里纳、美国钢琴文献教授约瑟夫·布洛克、日本电子琴演奏家日野正雄、英国钢琴作曲家罗纳德·史蒂文森、美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弗朗克·蒂洛、荷兰指挥家阿里·冯·贝克、美国旧金山音乐艺术学院院长罗斯·麦基、美国华盛顿青年交响乐团、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美国小提琴家沙文·米利基率领的50人演奏团、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男低音歌唱家尼古拉·罗西·雷梅尼、日本作曲家伊福部昭、美国旧金山歌剧中心指挥帕特里克·萨默斯、法国里昂歌剧院院长布劳斯恩，等等。

　　九十年代有澳大利亚昆士兰青年交响乐团、美国吉他演奏家威廉·马提斯、美国旧金山歌剧院指挥萨姆尔斯、美国小号演奏家亨利·诺瓦克、意大利“罗西尼”铜管五重奏组。1994年以色列爱乐乐团，指挥祖宾·梅塔，小提琴大师伊扎克·帕尔曼的访沪演出，无疑是九十年代上海音乐界的最大盛典之一。1995年世界著名轻音乐团-曼托凡尼乐团访沪演出，1996年有“当代帕格尼尼”之称的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意大利的萨尔瓦多·阿卡多及以后的访沪演出。1996年和1998年同为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管弦乐团和美国克里夫兰交响乐团访沪演出，以及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卡雷拉斯、世界著名小提琴家萨哈姆、俄罗斯基洛夫大剧院交响乐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等等。

　　七十年代末以来，上海音乐家和团体的出访也越来越频繁。如七八十年代上海乐团访问新西兰、俞丽拿等弦乐四重奏组赴菲律宾参加国际艺术节、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民歌艺术小组参加南斯拉夫国际艺术节、中国上海歌舞团赴美国、秘鲁、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演出、上海乐团与上海歌剧院组成中国上海艺术团赴瑞士、波兰、捷克演出、上海歌舞友好代表团参加日本大阪建城400周年活动、上海音乐学院组成民乐小组参加日本大阪府1983年友好交流项目演出、上海音乐家小组赴加拿大、上海歌剧院青年歌剧交流小组赴美国北岭加州大学音乐系合作演出《艺术家的生涯》、上海民族乐团赴香港、新加坡和德国演出、上海交响乐团赴香港与日本、上海仲林舞剧团访问日本、上海民族音乐家小组赴美国俄亥俄州演出、上海民乐演奏家、上海歌剧院分别访问香港，等等。

　　九十年代有上海乐团访问苏联、上海交响乐团访问台湾、美国、德国、瑞士、意大利等，上海民族乐团赴美国旧金山“上海周”活动、上海交响乐团和上海乐团多次参加澳门艺术节等。上海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队也多次受邀出国访问表演。

　　另还有进行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出国比赛和担任国际比赛评委、指挥外国交响乐团、在境外开个人作品音乐会、在国外音乐学院作客座教授以及辅导港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我国民族乐器演奏和指挥排练的，等等。

　　（三）国际音乐舞台上的闪光

　　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上海音乐学院经过调整充实，已显示出非凡的实力。1979年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在参观学院附中时，留下了“每一个窗口都是一位天才”的名言，真实地反映出学院自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其雄厚的教育力量已能跻身于世界著名音乐学院之列。上海在各种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大奖和特别奖的有：获第二十届布达佩斯科伊达-埃尔凯尔国际音乐比赛歌剧演唱一等奖和特别奖的胡晓平；同获第三届维也纳国际歌剧歌唱家比赛一等奖的张建一与詹曼华；获第十二届里约热内卢国际声乐比赛环球特等大奖和歌剧院大奖、巴西作曲家维拉·罗伯斯金牌奖的汪燕燕；获法国图卢兹国际声乐比赛男声组第一名及共和国总统杯奖的陈彧；获意大利“贝尔旋律歌剧”声乐比赛第一名的葛毅；获巴黎国际声乐比赛彼埃尔·梅斯迈特特别奖的顾欣；获第十三届里约热内卢国际声乐比赛最佳音色奖、奥地利萨尔斯堡第五届莫扎特国际音乐比赛“贝仁莱特”声乐特别奖、西班牙巴塞罗那第二十九届国际声乐比赛“莫扎特”特别奖的陈小群；获法国第四十一届“图鲁兹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大奖、“多明戈世界歌剧大赛”第一名、娜威“宋雅皇后国际声乐比赛”第一名的廖昌永等；钢琴的获1982年美国洛杉矶“全美钢琴比赛”和1985年美国加州棕榈尔市乔安娜·霍奇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的江天；获第四届鲁宾斯坦国际钢琴比赛金质奖章的获许斐平；获第三届澳大利亚悉尼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的杜宁武；获美国第九届吉娜·巴孜尔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的孔祥东；获西班牙第三十四届玛丽亚·卡纳尔斯国际音乐演奏大赛第一名的许忠；获1982年伦敦卡尔·弗莱什国际小提琴比赛特别奖的薛伟；获1983年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器乐与声乐比赛小提琴第一名的施群；获英国第一、二届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与青年组以及华沙第三届利平斯基和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的王晓东；获第一届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少年组和第三届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少年组第一名的董昆；获第一届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青年组第一名的戚鸣；获1980年全美青少年皮亚蒂戈夫斯基大提琴比赛、1983年美国纽约“提携艺术家协会”音乐比赛第一名和一等奖的蓝洁、获1988年美国哈默尔-罗斯特罗波维奇大提琴比赛第一名的马新华；获美国第三十二届石山手风琴独奏比赛第一名的刘如莹以及获1982年美国齐尔品协会小提琴作品比赛第一名的许舒亚等。获其它二等奖以下有声乐的刘捷、罗魏、黄英；器乐的李坚、秦萤明、廖冲、陈彦新、张乐、钱竞平、郑青、陈庆荣以及李伟刚等的弦乐四重奏，等等，在国内的各种比赛中，也不乏获得首奖和其他好的名次者。另外，丁善德、周小燕、吴乐懿、张世祥等都被邀请担任国际上各种音乐比赛的评委。

　　结语世纪之交的音乐回响与震荡

　　本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回首上海百年音乐史，既有黄钟大吕的灿烂辉煌，也有移宫换调的艰难曲折；既有雄壮激越的号角嘹亮，也有委婉如泣的喇叭声咽，无不使人感慨万千、百感交集，给人以深邃的启迪与深刻的反思：

　　一、开放的经济文化与城市格局，是上海曾经拥有辉煌的前提。虽然上海在上世纪中叶，是在外国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开放的，但也使上海人民直接面对世界。几千年封建统治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所谓雅乐已名存实亡，文人音乐难以为继，民间音乐支离破碎，音乐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而眼界一旦打开，找到了差距，只有在中西音乐的激烈碰撞和摩擦中，迎头赶上。于是，到了本世纪初，现代音乐的先驱者们抱着救国图强的信念，从上海东渡扶桑大力引进西洋音乐文化，首次叩响了我国本世纪音乐之门。之后，又经过留学欧美的音乐家们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终于打开了我国现代音乐之门。上海在开放的文化和城市势态下，吸引和接纳了大量的外国音乐家，经过演出、教学、创作，促进了中外音乐的交流，也培养和产生了我国一代音乐家。上海出现了被誉为远东第一的工部局交响乐队；上海又是远东流行音乐的中心之一，建有远东一流的舞厅；还有上海组装的钢琴远销日本和东南亚，等等，这些均是由于上海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一直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列密不可分的。

　　上海城市的五方杂处，不仅现代音乐起步于上海，就是传统与民间音乐的改革，上海也是最为适宜之地。全国不少戏曲、曲艺音乐，它们大多在上海获得了发展与成熟定型的机遇。而我国传统器乐中，现代广东音乐的崛起，它的兼收并蓄与锐于创新的精神，更是得力于上海开放的城市环境和中外音乐交汇的艺术氛围。

　　本世纪五十年代后，由于当时政治条件等因素，对外开放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音乐体制，对上海新时期的音乐建设有所帮助，但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与后半世纪世界音乐的发展有所脱节，拉大了距离。至七十年代末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强，上海再一次显示出开放带来的巨大音乐活力。音乐作为一种“国际通行语言”，对外开放对于它的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

　　二、开放的城市格局和音乐艺术氛围，必然吸引了众多的人才，也造就了更多的人才。上海曾经拥有辉煌，和上海拥有人才的优势有密切的关系。本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兴起开全国之先，就是有留日的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人，大力引进西洋音乐与首创精神分不开的。之后，我国第一所现代专业音乐院的创立与建设，又是和萧友梅、黄自、周淑安、黎青主等音乐家的不懈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外国音乐家也功不可没。而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和交响乐事业的建设，开始时全是来自外国音乐家，后来谭抒真等我国音乐家也作出了努力。有了郑觐文、柳尧章、卫仲乐、查阜西、吕文成等音乐家，才使我国的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在二、三十年代一度辉煌。也正是有了聂耳、冼星海、吕骥、麦新、任光、张曙、周巍峙、贺绿汀、孟波等一大批进步音乐家，才有了抗日救亡群众歌曲与进步电影音乐的铸就，领导了全国新音乐波澜壮阔的汹涌潮流。有了黎锦辉等中外音乐家的探索，才有了我国歌剧与舞剧的起始；有了我国流行音乐的滥觞，等等。

　　上海国立音专更是我国专业音乐人才的摇篮，在前五十年间培养了大批我国音乐人才，其中不少成为我国现代音乐界的栋梁之材，如李献敏、喻宜萱、吕骥、贺绿汀、丁善德、斯义桂、江定仙、陈田鹤、刘雪庵、谭抒真、钱仁康、戴粹伦、陈又新、李翠真、吴乐懿、黄贻钧、韩中杰、桑桐、瞿希贤，等等。可以说二十年代末以来，对我国专业音乐建设与发展有所建树的著名音乐家，大多出自国立音专，或有着不同程度的历史渊源。

　　本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有众多的音乐家奔赴和支援全国各地，各地也有不少音乐家在上海参与音乐建设。同时，上海音乐学院，又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贺绿汀、丁善德、谭抒真、周小燕、沈之白、卫仲乐、黄贻钧、司徒汉、瞿维、朱践耳、桑桐、陆春龄、张子谦、任同祥等成为全国著名的音乐家，大多具有世界影响。至此，上海音乐人才的优势和竞争机制，一直是上海占有全国音乐文化半壁江山的根本保证。

　　三、有了宽松开放的外部环境，有了人才优势，为优秀作品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音乐创作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尤其是政治、经济等方面和音乐创作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中外音乐史清楚地告诉我们，盛世出大器之作，危世更可能出骇世之品。只有充分把握音乐自身能量的集聚和释放过程，站在其变化的切换点上，就可能出大作品。从曾创作出令上海骄傲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来看，三十年代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出现了聂耳的不朽名作《义勇军进行曲》，这是引进吸收西洋音调与曲式的典范。五十年代末，在大力提倡音乐民族化精神的鼓舞下，作曲家以其深厚的戏曲音乐根底，并在旋律、配器、演奏的民族风格上作了大胆的探索，出现了传世之作《梁祝》，这是以民族化音乐语言取胜的楷模。虽然两曲出现的政治背景和创作手法等方面不尽相同，但都取得了成功。可见，对于音乐创作来说，“下里巴人”常流露出人民的情感，宜疏导而不是堵塞，“阳春白雪”出现不易，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只有对音乐自身上升或下降发展势态的把握；熟练驾驭音乐创作的普遍规律和我国音乐的特殊性，再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提供的必要条件，就可能创作出具有强烈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大作品和好作品来。

　　“弦管交响，金鼓齐鸣，继往开来，前程如锦”，上海音乐的百年回响，必然引起对新世纪音乐发展的强烈震荡。我们曾经拥有辉煌，瞻望新世纪，我们更有信心，能够自立于世界音乐之林，占有更为辉煌的一席。我们不仅要在演唱、演奏的表演上获得更多更高的荣誉，更重要的是要创作出象《义勇军进行曲》和《梁祝》那样富于鲜明民族性的作品，让世界乐坛象我们演奏贝多芬的作品那样，演奏我们的作品，那才是值得我们骄傲的。

注：看后该文，有一个很大的遗憾，中国三四十年代有这么多优秀的音乐，该文作者却只用了寥寥几行字就带过，怎能不说是中国百年音乐史的一大漏洞？用人为的因素去抹灭一段历史和记忆也许可以实现，但是音乐的记忆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http://www.greenworm.com/loverindream/story/4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