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好儿郎朗
第一节 通往仙台
大赛之前,学校放假了,郎朗父子回到了沈阳。回沈阳练琴毕竟不是上策,但是,他们也只能作出这种选择。
回沈阳的一个主要目的,还是郎国任办理去日本的签证手续。他自费去日本,只能在沈阳办。而郎朗和赵老师他们公派出国在北京由文化部统一办。郎朗可以留在北京跟老师练琴,但是,他更离不开父亲。且不说郎朗在沈阳练琴下了多大功夫,但说临近比赛时,他们父子离开沈阳奔北京的狼狈劲儿,就够折腾记忆了。赵老师不知郎朗练得怎样,心里边特别惦记着,眼见还剩下一周时间就要起飞日本,可郎朗仍然留在沈阳不见回来,赵老师往郎朗家一劲儿打电话,催促他赶快回去。本来应该是郎国任陪郎朗回北京,机票都买好了,可郎国任的签证偏偏拖着他走不了,使馆那边明明说好了某天可以取到签证,所以,郎国任才买了机票,不想那天签证根本下不来。北京那边又催得急,再说赵老师还没给郎朗检查呢,万一发现点啥问题,时间太短了怕不够用,所以,只好临时改由母亲周秀兰陪着郎朗坐飞机回北京。问题来了,机票明明写的是郎国任的名字,周秀兰要用得改名字。机票改名是件多么麻烦的事呀!但,那也得改。
周秀兰本来就是个急性子,托人托脸的好不容易将机票上的郎国任改为周秀兰之后,汗水未消,就带着郎朗赶到了北京。届时,赵老师的脸色显然不太好看。好在郎朗的曲目练得还让他满意。
那几天北京持续高温,差不多零上40来度。学校照顾郎朗即将参加国际比赛,允许他到14层楼上去弹那台平时摸不着的斯坦威。得到了好琴,郎朗往死练。天热得受不了,汗从他光着的脊梁骨沟不停地往下流淌。这天别说弹琴,什么不干,光呆着,那汗就不会消失。郎朗脱了背心,仅穿一条小三角裤衩,眼见汗水顺着儿子的后脊梁滚滚而下,这当妈的心里边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豁出来了,为了儿子!周秀兰为了给室内降温,让儿子多少能够舒服一点,简直是发疯了——她用郎朗喝水的瓶子一次次接水往琴房的地面上泼。(因为找不到盆子)第一次泼时,躁热的水泥地面一下子就把倒上的水咽掉了,周秀兰就再去接一瓶,再往上泼。汗水比她泼出的水要多一些。这镜头完全被儿子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周秀兰一说到当时的情景,声调就会因激动而拔得很高很颤。
在陪儿子练琴的日子里,周秀兰见到了很有权威的老师。她平时也从郎国任那里得知了一些他们之间的矛盾,她是不希望扩大这种矛盾的,也只能随时随地劝劝丈夫。这一次,她从权威老师那里感受到了这种矛盾正在加剧,这样下去,肯定对郎朗不利。她也想从中做些调解工作。其实,他们彼此都是为了郎朗好,这一点无庸置疑。只不过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思维方式。权威老师说话比较直率,他一直为那天郎国任在学校吵闹的事而想不通。所以,他以抱怨的口气说郎国任有点太过格了,因为郎朗考试的事儿在学校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吵嘈,影响太不好了。
权威老师显然是希望能够得到周秀兰的支持,以便让周秀兰劝说一下郎国任。如果是说别的什么事情,也许周秀兰还会比较客气地附和权威老师,说到这件事,她周秀兰似乎比郎国任更有想法更不满意。周秀兰觉得这事很憋气。因此,老师的话音刚落,她马上表述自己的鲜明观点。她说,你说期末考试公平吗?别人我不知道,郎朗他班那个我见过,就冲那双小手他也不该排在郎朗前边。权威老师说,郎朗排*后点也有原因,郎朗自从德国获奖回来,有点骄傲,人家都有反映。周秀兰说,郎朗骄不骄傲我还不清楚?我问你,你们学校有没有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有些事情咱不说装不知道就是了。
面对周秀兰灼灼逼人的考问,老师只能苦苦一笑。他为不能说服周秀兰而深表遗憾。
因为说服不了郎朗的母亲就更不可能说服郎国任了。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彼此都清楚愈来愈僵了,愈来愈不好办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频了,就不可避免会有矛盾。问题是有些矛盾是可以用交换意见的办法解决,有些则不可能凭借交换意见来弥合缝隙的。而有些话,要是不说开不捅明,则会憋在心理发酵,发到一定程度就会酿出大的冲突。权威老师对郎国任的一些做法免不了会有想法的。比如,郎国任非常看重殷承宗,非常珍惜殷承宗给郎朗上课。殷承宗给郎朗授课分文不取。殷承宗给郎朗上过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殷承宗确实潇洒,上课居然可以不用钢琴。他们是在宾馆的一张桌子上比比划划地走进了神圣的音乐领地。这有点像下棋中的“手谈”,有着另外一种妙处。郎朗上殷承宗的课格外兴奋,接受能力强,学到的东西自然就多,收获也比平时更大。作为学生而言,佩服更高水平的老师,也是自然的事情。作为学生家长,更是有着站在这山望那山高的心理,因为家长望子成龙心切。
殷承宗的出现,从客观上说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但,郎国任并不顾及这些对于权威老师意味着什么,只要对儿子有利的事情,他坚决去做。
人都有狭隘局限的一面,伟人也不过如此。何况老师呢?
郎国任在沈阳这边因拿不到签证而忧心如焚,沈阳- 北京两地犹如天河之隔。他每天都给北京那边的郎朗打电话。他一天不看儿子弹琴就闷得慌,就心里边没底。郎朗跟老师他们的签证已经下来了,文化部那边已为他们预定了23日的机票。郎国任这边因拿不到签证,只能放弃与郎朗同行。他在电话里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那个不放心呀。
郎国任是在23日上午10点多,才从日本领事馆那里取回签证。他满头大汗,恨不得插翅飞到北京机场与儿子同行。他马不停蹄地忙着行前的准备,一遍遍往北京打电话,落实那边的订票情况。他肯定赶不上郎朗那拨公派出去的班机了,他只能与自费的选手们同行。人家自费选手机票定在23日下午6 点,也把郎国任的机票定好了。而他在沈阳如果赶不到北京,那么机票作废不说,他也去不成了。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乘坐飞机,可沈阳到北京的飞机只是一早一晚才有,早晨七点左右是不用想了,晚上6 点的也不可能赶趟。急得郎国任真像踩在了热锅上。周秀兰在北京那边着急,郎国任在沈阳这边着急,两个人再急,有什么办法?
郎国任真算幸运。那天临时有一架过路飞机。郎国任慌忙坐上飞机时,还有点惊魂未定。他甚至连手表都不肯相信了。到了首都机场,已经4 点多了,自费前往的那几位都在机场里等着他,他连机场都没出,就直接转乘。面对同行者的惊叹,郎国任只是一劲儿擦汗,竟说不出一句话。
谢天谢地,总算抵达日本成田机场的。想到儿子已经先于他到达仙台,他心里边更加惦记。成田机场到仙台乘汽车有6 小时的路程,郎国任头一次到日本,头一次一个人出国,神经绷得很紧。到达仙台时,已是深夜11点了。还算顺利,他很快找到了郎朗他们居住的宾馆。郎朗一听说爸爸来了,脸上涌现的那份惊喜令郎国任感到无比欣慰。形影不离的父子,从沈阳分才两天多点,就好像分别了许久。郎国任怕郎朗过于兴奋睡不好觉影响第二天的练琴,便督促他快躺下。有郎国任在身边,郎朗睡得格外踏实。既然赵老师带郎朗来参加比赛了,何必再多来一位家长?全世界参赛选手似乎也都是老师带来的而没有任何家长尾随。郎国任是个特例。他这么急三火四地追来,在一般人看来是件弗解的事情。但是,郎朗需要。郎朗比赛太需要他的父亲了。不仅生活上需要,弹琴上更需要。哪怕父亲的一个眼神,都会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父子之间的默契又是常人怎么能够弄懂的呢?或许这就是郎国任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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