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5

第五章　命运之神还能朝你们微笑吗？

第一节 特殊公民

披着满身彩霞顶着耀眼光环，郎朗父子回到了祖国。第一次走出国门就为学校、为祖国赢得了如此殊荣，也为他们郎家争了一口气。终于到了他们父子特别是郎国任该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迄今为止，在这种档次的国际少年选手比赛中，中国选手从没赢得过第一名，更为了不起的是，不仅获得了第一名，而且一举获得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这个特别奖只能奖励最出色的选手。以往几届比赛都不曾涌现出这种选手，所以，从来也就不曾设立这个“杰出艺术成就特别奖”。就是说，这个奖迄今为止，只为郎朗一人而设。用郎国任的口头禅：了不得啦！

的确是了不得。当郎朗的光芒照亮了埃特林根的国际赛场时，也把郎国任那始终压抑的胸膛照得一片透亮。

回国的时候与来的时候气氛完全不同了，万米高空一碧如洗，棉絮状的云海给人以无限的安逸与温馨。赵屏国老师的情绪好极了，从他那张阅历丰富的面孔上挂着的不衰的笑意，就足够郎国任欣慰了。

郎朗的喜庆更是溢于言表。从小看着他长大管着他长大的父亲，见到儿子取得了如此值得庆贺的成绩，能不从心里往外高兴吗？

然而，郎国任就是郎国任，他的高兴几乎就没有表现出来。他既没有像赵老师那样紧紧搂抱着郎朗共同分享了埃特林根的巨大荣誉；也没有像郎朗的母亲那样，在家中与儿子尽情享受母子亲情；妈妈可以瞅着儿子笑个透亮，乐个痛快，妈妈也可以搂着儿子亲个没完。但是，郎国任却不能。郎国任好象找不到更适合的方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似乎他从来就不会似的。至少他没有抓住机会表达和渲泄出去，因而，他的面部依然让人看上去不够晴朗。于是，就连相濡以沫的周秀兰都无法理解。

郎朗是个非常热爱荣誉，非常适应欢庆的孩子，哪怕夸大一些欢乐，延长一些欢乐的时光，他都会非常适应的。他是那种极富激情的孩子。然而，他的亢奋劲儿还远远没过的时候，可以说，全家人期盼已久地为郎朗庆功的宴席还没有摆好的时候，郎国任瞅了眼表，马上和以往一样，黑着脸，打断了正在高声演讲着有关埃特林根比赛的过瘾场景的郎朗，命令他马上开始练琴。这种口气与脸色，使满家的欢娱气氛骤然煞住，也使得周秀兰和儿子很是尴尬。当然，同时尴尬的还有家里的一屋子亲戚。

习惯了，周秀兰习惯了，郎朗习惯了，一屋子的亲戚哪个不习惯呢？郎国任在儿子取得第一名时，他以泪洗面，那泉涌般的泪水，恣肆奔涌，他用宽厚的手掌怎么抹也抹不净。事后，他自己也说不清他为什么那一刻泪水那么多。泪水揩净之后，他变得异常冷静，他冷净得几乎不近情理。他天天与儿子斯鬓相磨，居然从没有搂抱过儿子亲一亲，哪怕一种简单的亲昵举动，在儿子那里都不曾感受过。从儿子懂事起，他郎国任一直扮演的是严父形象，在儿子眼里，他成功地以威严取代了温情。他从来没有像人家父亲那样亲过儿子，哪怕一次，也没有！一次次成功，一次次辉煌，一次次激动人心，郎国任却依然没有改变严父的本色。或许正是这一点，在郎朗的任性活泼的可塑性格中，注入了顽强与冷峻的理性力量。郎朗为中央音乐学院争得了荣誉，郎朗也为他的鞠躬尽粹尽遭人家白眼的父亲争得了一份光彩的脸面。郎国任走进中央音乐学院的大门可以挺胸昂首而不必目光顾盼担心门卫阻拦了。郎国任在郎朗上课时可以理直气壮地在教室外边听课了，哪怕趴墙根也不会再有人扔白眼，更不会被疑为黑社会头子，相反，倒会赢得家长们的一片艳羡和盛赞。有时候，学校上大师课，国外来的著名钢琴家如阿什肯纳吉、阿格丽基等，钢琴系本科生、附中、附小学生全都抢着涌进新楼的502 教室。再宽敞的教室也会被挤窄的，于是，学校三令五申，严加管理，不许任何家长入内。但是，被挡在大门外的家长们眼睁睁看着郎朗的父亲郎国任潇洒而入，竟无人拦挡时，便指点着郎国任质问把门的何以让郎朗他爸进去。把门的说，你们谁要是能赶上郎朗他爸，你们就可以进去。人们面面相觑，再无言以对。

郎国任从此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特殊公民，进出自如，无人可以攀比。郎朗出名了，郎国任也随之出名。尤其在这些整天围围在音乐学院望子成龙的琴童家长心目中，郎国任成了权威。只要郎国任一出现在中央音乐学院，就会被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们围拢起来，他们请教他培养孩子弹琴的若干问题，他们遇到什么总是都愿意听他的指教，一度他的话所起到的作用超过了学校里老师的话。比如家长们时常会咨询他哪位老师水平更高之类，到哪个班级更好什么的，这些话说出去是会有份量的。于是，学校有关人员找郎国任正式谈话，非常客气地对他说，你了解我们学校的事儿挺多，正反两方面的事情你都了解，你说的话家长们都挺听的，有些话，你尽量别跟他们说，你多说些对学校有利的话，帮着学校做些工作。千万别起副作用。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郎国任自然心中有数。他从来不是乱讲话的人。他既不会因为当初在这里受到的歧视而说这里的坏话，拆这里的台，也不会因为如今受到的礼遇而无谓地为这里捧场。他有他的做人原则，也自然有他的说话原则。他轻易不说什么，一说就一个准，所以，他在家长们心中有着很高的声望。家长让他听听他们的孩子弹琴，然后问他这孩子能考多少分。他只要一开口说多少分，准保八九不离十。在学校大门口的家长渴望自己的孩子考进这所院校，便让郎国任给听听，看看有没有希望考进来，郎国任凝眸听后，大约琢磨个三五分钟，要么点点头，要么摇摇头，凡是他点过头的就真能跨进这所高楼深院。家长们对他几乎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有的家长请他辅导自己的孩子弹琴，出的学费并不比音乐院校教授们得到的少一分。也真有郎国任的，一位默默无闻的女孩经他手教过一段时间之后，参加了国际少年钢琴大赛，竟然获得了第三名。

由此，郎国任在北京的处境有了一定改善。他除了每天要管儿子之外，他手里还有了学生。教学收费，这样他的拮据状态多少有了缓解。

但是，他仍然得回到白纸坊那座条件简陋的旱楼住，仍然得天天去刷除了他之外就没有人刷的公共厕所。他出国这些天，公共厕所已经被糟蹋得无处下脚了。他回来受到邻居们的笑脸相迎，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出自他刷厕所的功劳。他还得自己上街买菜，自己收拾屋子，自己给儿子烧饭，当然到了早晨，他仍然还得留心为儿子抢占厕所的位置。每每到了这种时候，他能不醉心于埃特林根尼曼娅家的那片草坪，和那摆放整洁的白色餐椅餐桌吗？多么强烈的反差，多么巨大的刺激。在西方世界，像郎朗这么大的弹琴孩子，怎么会有这种生活条件呢？当郎朗像王子一样骄傲地挺立在领奖台上时，外国人怎么会想到他回到中国竟然每天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呢？

改变！一定要改变！郎国任向往着上层人的高贵生活，从小他就向往，坚韧不拔地向往，越是处在艰苦的环境中，他的这份向往就会愈加强烈。或许这一点是他永不满足永远让儿子攀登高峰的最本质动因吧？其实，这何尝不是贫穷落后的中国家长们普遍的心里定式呢？

越穷越革命？差不多是这个道理。

然而，成功多么不易！尤其选择了钢琴去成名尤其不易！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步，但是，中央音乐学院在墙外看一片鲜花一片美丽，可是，进到墙里边，则完全不同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呢？

可千万别以为进到这里就会一举成名就会光宗耀祖，弄不好，你的孩子就会在这里葬送前程！葬送你的全部心血。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第二节 这里也有陷阱

经过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这样一部片子《南京路上好八连》。说的是一批年轻战士到了灯红酒绿、香风糖弹的大上海如何抵御资产阶级腐蚀的问题。战士们的抵抗力还是不错的，另外部队的思想教育也还是能够跟得上的，所以，糖弹没有能够打中我们的战士。然而，到了音乐学院这种纪律与管理相对松散的院校，特别是处于快到了青春期的男女孩子整天混在一起，所从事的音乐无不与感情相联，这种环境，要是家长们不盯着紧点，管得严点，那么，这些好奇心极强自控力较差的孩子就会掉进陷阱里，不定会惹出什么祸来。何况他们所处的是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从各种游艺厅录相厅所得到的教育会瓦解节衣缩食的家长们为孩子顽强筑起的那一道并不结实的防御堤坝。他们所处的环境何止是一条南京路？他们所面临的诱惑又何止是一个班长或指导员的能力所能管束的呢？弄不好，不仅成不了什么音乐家，能否成个正经人都是疑问。

改革开放，学校也不再封闭。过去一个班只招几名孩子，而且都是人尖子，考不上，是不可能跨进这所音乐宝塔中来的，但是，现在，挤进这所校门的人多了，成份也复杂了。有没考上但可以拿钱的自费生，还有水平更低，但家长可以凭借势力和金钱能够让孩子成为支教生——即支持教育的学生，这种学生得拿3 万，而且要逐年增多。这种学生一经介入，就为过去相对平稳的班级注入了一股激流，意志薄弱者就会受到这种激流的强烈冲击。我们的天才少年钢琴家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无时无刻不在经受着诱惑。

说不清楚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家中多了一个成员——一个年龄与郎朗相仿的男孩子。这是一位亲戚的孩子，也是从外地来到北京，交给了郎国任辅导看管。如果仅仅是辅导，那么对于郎国任来说并不难，但要很好地看管，那么这实在不是个轻松的事情。如果当初他要知道会因此带来的那么多的麻烦，他或许不会接受这个孩子。

郎朗父子在一起呆惯了，彼此都适应了，他们创造的家庭空气就是一个紧张得没有多余闲心的奋斗空间。电视没有，游戏机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只要是涣散意志的东西，一概与这个家庭无缘。然而，进来了这位男孩子，情况起了变化。

开始几天，那个男孩子表现得比较听话，也挺守规矩，规定他练琴他就练，跟他说啥事，他也瞅着你直点头。但是，搞过公安工作的郎国任却发现这个孩子有双不肯安份的眼睛。他和郎朗一个在这屋，一个在那屋，创造一种比赛的气氛。有时候郎国任出外办事，就给他们规定了练琴时间。家中有一个闹钟，郎国任临出门时，把闹钟拨到规定的时间。那个男孩我们不妨管他叫小军。这是个极聪明的男孩子，从他那双叽里轱辘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他很会来事儿，很会讨大人喜欢。他还抢着帮郎国任干家务活。当然，郎国任不会用他干，但，毕竟这孩子由此而给他以好感。既然亲友相托，他得负起这份责任。小军能否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这也对他构成了一种压力。他像要求自己孩子一样要求小军，甚至比要求自己孩子更严更细。因为郎朗是属于那种基本上不用管的孩子，响鼓不用重锤嘛！而小军呢？则完全与郎朗不同。他坐不住，他好动，他对外部世界的诱惑充满神往。他可以装两天样子，而到了第三天，他怎么也装不住了。特别是等二大爷一走，他就觉得屋子里像搬开了一座大山一样，眼前一阵豁亮，那个轻松呀！他可以自由伸伸懒腰，可以随便从凳子上溜下来。还可以打着口哨溜到郎朗这屋里东瞧瞧西撒撒，摸摸这儿摸摸那儿。这儿兜一圈，那儿兜一圈，有事没事跟郎朗搭讪着。郎朗也跟他搭话，却绝不影响
弹琴。郎朗有这个本事，可以在不影响练琴情况下左右逢圆。小军在郎朗这里找不到什么有趣的好玩事情做，就有点跚跚的样子回到他的房间接着练琴。练着练着，他就腻了，就去瞅闹钟。闹钟的指针像锈得不会移动了，这小子灵机一动，悄悄过去把时钟拨动了……

郎朗正在尽兴弹奏一个大曲子，还没有弹到一半，就听到一阵脆利的闹钟铃声。只见小军一声狂喊，兴奋得在屋里乱蹦。郎朗的习惯是得把一首曲子完整弹下来，因此，小军怎么喊他，他也坚持弹完。男孩子到了一起总不免要玩的，玩起来当然比弹琴更有意思。郎朗不会想到闹钟会被小军拨快了，虽然他也多少觉得有点蹊跷时间过得太快。还是让郎国任察觉到了。他第一次没有发现，第二次，他觉得这闹钟怎么快10多分钟呢？他照着手表把闹钟拨好，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发现闹钟走快了10多分钟。当他认定是小军这家伙搞得鬼时，他质问小军，小军却矢口否认。他在否认时，郎国任认真盯着他的眼睛，这孩子表情很是坦然，绝没有惊慌更无失色一说。这使郎国任意识到他遇到了一个难对付的孩子。有句俗话：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把这句话用在小军与郎国任身上不一定合适，但他们之间确实有着一些精彩的较量。

小军不定性，瞬息万变，管好一个郎朗就够他忙累的，还要再带上这个淘气的皮小子也真够受了。为了管理好这两个孩子，起码不能让小军影响了郎朗，郎国任很是动了一番脑筋。有一次，郎国任发现郎朗的脸被什么抓破了，便问郎朗怎么回事。郎朗没吱声，小军也不吭气儿。郎国任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趁他不在家时打架了。起因是郎朗管小军，小军不服气。郎朗尽管有委屈，但他没有向爸爸告小军的状，这一点，倒挺让小军感激的，从而也承认了错误。小军一般情况下是不爱认错的，除非你证据确凿他再也赖不掉了。

小军怕二大爷，二大爷只要一瞪眼睛他就哆嗦。但是，哆嗦归哆嗦，犯错误照样不耽误。他特别爱玩，一玩就要影响练琴。二大爷看得紧了他就受不了，坐不住了，浑身像生了虱子。他说他要上街去买本，老师要求必须买。二大爷知道他这是撒谎，编的理由，却也没有更充足的理由否定他。于是，就同意了。小军得到了获释般的自由，兴高采烈地朝闹市晃去。他作梦也不会想到郎国任睁着一双鹰隼般的眼睛尾随在他的后边，看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位获释的公子哥儿专朝热闹地方走。得啥看啥，只要有热闹，只要能消磨时间。他根本不知道马上就要考试了，而且这种考试将会对他的一生都产生重大影响。他转悠到那儿，特警就跟到哪能儿，他丝毫不会发现的。事实证明了郎国任的判断，他哪里是去买什么作业本，他是到大街上散心来了。一想到他的父母节衣缩食，苦挣苦盼、望子成龙的那份心情被孩子如此践踏，郎国任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真想立刻冲上去，教训他一顿。

小军仍然抱着膀子，摇摇晃晃，无事一样。他不会知道竟争时代，这个时间人家孩子都在争分夺秒地练琴，可他这么闲逛，如果让他的父母见了该有多么焦急！
时间在慢悠悠地流去。郎国任越来越没了耐性。但是，他只能挺着。眼见天暗下来，小军晃到了一处摆摊那儿，买了当时在孩子们当中最为流行的不干胶上印着的彩色小人儿。当他心满意足地捧着那些时氅小人儿，只顾低着头美滋滋地瞅着往回走时，突然感到面前的路被人挡住了。他停下脚抬头一看，惊得差点叫出声来：他的二大爷凶神恶杀般地瞅着他，脸上挂着一片冷笑。一惯伶牙利龄反应机敏感的小军这时候可没了感觉，他狼狈极了。往回走的路上，他像个在押的俘虏。

或许正是这种管束，这孩子总算考取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小军的家长像所有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孩子家长一样，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孩子这回总算出人头地了，可以放松地喘口气了。但是，郎国任却劝他们别乐得太早，他说更难的任务还在后头呢！

果然，郎国任与小军的斗智斗法仍在升级。

音乐学院的学生自由度要比别的学校学生大得多，主要原因是许多时间*自己支配。每周的一、三、五上午上文化课，四、五、六下午上专业课，其它时间就属于自己练琴。社会风气太差势必要影响校风，有人拦路堵抢小学生的钱，不给就威胁，定好时间定好地点索要，然后就拿着这非法得来的钱去游艺厅挥霍，由此而荒废学业荒废前程的孩子并不鲜见。

每天出入这里的郎国任很担心小军学坏，因此，他对小军看得更紧了。小军精明得很，他知道二大爷那双眼睛时刻在寻找他的毛病。问题是他如何不让这双眼睛发现什么。他对付这双犀利的眼睛最好的办法就是闲暇时看书。也不知真看假看，也甭管能否看得进去，只要把书本一捧，他就会偷窥到二大爷的眼睛变得温存起来。

在二大爷看来，小孩子的心计不过是些小把戏。这点他看不透还能算特警人员吗？当然了，除了练琴，能够坐下来装相看看书，自然也是他最为满意的。尽管他再明白不过小军看书是专门摆给他看的。

但是，他仍然发现了问题，而且是不小的问题。他发现小军手里的书怎么变厚了呢？好像书页里边夹着什么东西。

他指点着书问：“书里边夹着什么？”

小军神情有点紧张，嘴却挺硬：“什么也没有呀！”

郎国任一把将书抓过来，一翻，竟然是一迭人民币，数一数，47元。郎国任马上质问他这钱是哪来的。平时，他最注意掌握孩子手里的钱了，他认为孩子学坏就是从钱上开始的，所以，他对小军的钱的来源格外敏感。

小军应变能力极强，不用多么培养，将来大概也可以搞公安工作了。他把眼睛一眨巴，不慌不忙地说是同学的。郎国任问同学的怎么在你手里？答曰借人家的。穷追不舍：借谁的。小家伙当然可以说是借谁的了。于是，郎国任说他明天就到学校去对证。第二天，小军早早去上学，找到那个同学，两人订了攻守同盟。这已在郎国任意料之中的事。他不紧不慢到校去找到那个同学。

郎国任一出现在操场上，就被小军班里的同学认出来了，他们一迭声地说二大爷来了！他们都管他叫二大爷，也都怕这个二大爷，他们都知道这二大爷爷的厉害。二大爷在中央音乐学院这些孩子的心目中，特有威，那种威有点像正哭的孩子，母亲哄不了，但一说：再哭，狼来了！孩子马上就不哭了的效果差不多。

郎国任把那个孩子从教室里叫出来问这钱是借你的吗？那孩子说是的。真是借你的？那孩子说真的就是嘛！回答得非常肯定，不给老郎留一丝空隙。怎么问，都是咬定了钱是他的。一副哥儿们够意思状。对付这种事情老郎可是有一套办法的。他把脸一拉，极其严厉地说，“那好吧，要是不是你的，可别怪我不客气。走，你现在就跟我到学校保卫科去，到那里要是查清了钱不是你的，我就让保卫科把你跟小军一块开除！”说这话时，他发现那个男孩子脸色顿时苍白了。他说，走哇，跟我到保卫科去！那孩子怎么走得动呢？腿，开始打哆嗦了。于是，他交待了小军如何跟他订立的同盟。

郎国任把一切都搞清时，小军并不知道。他得意洋洋于自己的小聪明。他见到郎国任时先发制人，拉着二大爷哭丧着脸说：快把钱给我呀，我借同学的钱，得还给人家！他表演得那个像呀，郎国任乜斜着他，终于让他胆寒了，承认了错误。郎国任掌握了小军的秉性和特点，但要想一下子把他扳过来，也着实不易。常常是在他放学时，郎国任把饭做好了，就等他回来吃饭，却迟迟不见他归来，好不容易把他等回来了，你还没等问他为何回来晚，他倒劈头来了个先抱怨，他抱怨那倒霉车坐的，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就像他当真特别心疼时间似的。这个孩子的聪明处就在这里，他每次要是犯了错误，底气不足时，就会先声夺人，先朝你发脾性，就像他有着多么大的委屈。要是被他唬住了，那他就会窃喜不已。可郎国任哪是这么容易唬的呢？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郎国任自有治理他的办法。只是需要多劳些神的。不过，识破小军那一个个得意的小阴谋小把戏，倒也乐在其中。郎国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把握着小军，使他在专业课和文化课上都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也算他对小军父母有了个满意的交待。如果不是郎国任这么高明地驾驭这个男孩子，那么，真不知道他会滑到什么邪路上去。既便是郎朗这样自控力很强的孩子，也不时会遇到陷阱的。他们班里有位支教生，常常是男孩子们挑逗的对象。她穿戴特别扎眼，有股与她的年龄不相符的妖冶之气。她耐不住寂寞，最高兴的事情就是让男同学挑逗。她生在香港，家里边特别有钱。有一次，一个男孩子当着她的面对郎朗说：我昨天还摸过她呢！你想摸不？这个女孩子听了这话，就朝郎朗发出艳笑，郎朗掉头就走开了。他特别讨厌这种不自尊的女同学。

郎朗性格活泼，专业和文化课又都是拔尖的学生，尤其获过国际大奖，自然是学校的白马王子，也成了女孩子们注意的角色。有个挺漂亮的女同学对郎朗非常亲近，常常没话找话跟他讨近乎。她问郎朗：“除了弹琴之外，你最喜欢什么？”“还是弹琴！”郎朗不爱跟她粘乎，故意这么说。

“难道你就不喜欢点别的？”那女孩子见郎朗走了，自己嘟哝着。

随后，她就给郎朗写了封信。（郎朗说是信，其实，那就是情书。）郎朗记得非常真切，信封是白色的，上边有个图案，一个男孩子搂着一个女孩子。郎朗说，肯定是她用心选的。郎朗看了那信，他认为文字写得一般化，不打动人，至少郎朗看了没什么感动。他把这封信交给了爸爸。这是郎朗接到的第一封情书，交给父亲处理。父亲说，你别给她回信了，这么忙，哪有时间。

郎朗就没给回信。哪知上学见到那女孩子，她两热辣辣地盯着郎朗令郎朗无法躲避。她单刀直入地问他为什么不给她回信。郎朗只能吱唔。这女孩子不死心，回去后，又连着给郎朗写信。郎朗照例不能回，她就照例盯着郎朗问为什么不给回信。这个女孩子虽然年龄不大，好像在这方面挺有经验。她说不爱回信就别回了，给我打电话吧。于是，她又把家里的电话写给了郎朗，还叮嘱他千万别弄丢了。

郎朗当面尽管烦她，但他不想伤害人家，就假装点头应允，可回到家，他就把那电话纸条给扔到抽水马桶里了……

后来，郎朗到日本比赛时，也接到了日本女孩写给他的信，还有照片，照片签着名字。这位日本女孩还让郎朗给她照片，也要求在照片背面签上名字，郎朗自然不会照办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浪费时间的。

郎朗曾多次接到过女孩子的信，我问他那信上都写了些什么，郎朗的脸上挂着羞涩说我也没看清都写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问他怎么处理这些信的，他说，统统都扔抽水马桶里了。

都扔了？一封也不留？

当然啦！

郎朗跟我讲到那个比较适应改革开放的女同学时，用一种稚气的男孩子的正义口气说，她可真不要脸，她当着好几个男生喊，你们过来，看谁敢把我的裤子扒下来？

我问郎朗，有没有人敢过去扒的？郎朗摇头作怪状：我的妈呀，那谁敢。（郎朗说“我的妈呀”时，有股特别的回味。）

音乐院校与其他院校不同，管理上也相对要松散一些，而生源情况又是大中小学学生混杂，不同的年龄段互相影响。小学生与大学生混在一起，不学好的，学着抽烟，说下流话，小学生中学生抽烟现象严重，老师看管不住，有时来了烟瘾，会跑到厕所抽。还有的学生夜不归宿，在校外包了一个住处，天知道都干了些什么。校方对此很恼火，凡是抓着抽烟的，夜不归宿的就严肃处罚，情节较严重者，立即予以开除。校方希望能够杀一儆百，却仍然杜绝不了。令则不行，禁则不止。

胆大妄为的男孩子如果失去了家长管束，是很危险的。与郎朗比肩接踵差不多一块成长起来的一个男孩子，就是掉进了这种陷阱而无法自拔。那是一位非常聪明、音乐感觉非常好的孩子。在他10岁以前，与郎朗的感觉非常相似，也是属于表演型的，只要一坐到琴凳上就会兴奋无比进入状态。他年龄与郎朗相仿，看上去却是一幅十足的小孩相，显得比郎朗更小更活泼。那年，我曾听过这个孩子演奏中国曲子《闪闪的红星》，那个天真可爱的样子伴随着潘冬子的回忆，深深感染了我，令我至今无法忘记。但是，更让我为之痛惜的还是他所犯下的错误。那得从女生宿舍的洗澡间说起。洗澡间开着天窗，每天有一股股乳白的气流从那房盖上袅袅升起，对于那些遐想非非的异性极具诱惑力。最早对此注意的是那些干活的民工。他们先是爬到高处偷窥，再不就用望远镜观望。他们甚至有更为大胆的爬将上去“扒眼”。后来，这一秘密被一些思想不健康的男同学发现了，他们也学着民工的样子，悄悄爬到女洗澡间的屋顶上“扒眼”。在这些大胆好奇的男生中，就有那个音乐感觉极好的男孩。谁也说不清他究竟爬到屋顶上扒了多少次眼，但是，许多人能说清那天他是怎么出事的。其实，那天他也活该出事，当他趴到屋顶上面的那块透气玻璃窗往下边偷窥时，在雾气缭绕中看到了迷蒙的肉体在走动着。也许是他过于紧张，也许是在他之前趴的人多，把上面的承载系统破坏了，反正他在顶上往下偷窥时，突然把一块天窗连带着玻璃压掉下去，只听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玻璃落地跌得粉碎，吓得里边光身子的女生一片惊叫。惊慌失措中，她们看到了这位男孩子斜挂在屋顶上，她们更是惊叫不已。学校保卫科被惊动了，当场把这位男生抓住，然后，一个无法改变的处分决定断送了这个极有钢琴天赋的孩子——他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当我不断看到郎朗在钢琴上突飞猛进时，我时常会为那个男孩惋惜。我们都是家长，将心比心，那个孩子的家长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该受到怎样的打击？我想，他的家长还是有责任的，他们准是觉得孩子既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那就是他们培养成功了，他们松劲了，忽略了对孩子的要求和管束。如果能够像郎国任那样管束他的亲戚小军，那么，这个男孩肯定不会掉进这种陷阱，丢那份人，现那份眼。

孩子正是处在成长发育阶段，可塑性极强。面对诱惑的陷阱，孩子们都有自己的选择。家长管束只是一方面，孩子自身的品格则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们盛赞郎朗那么心不旁骛，那么有毅力苦练钢琴时，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他那种坚定的奋斗意识与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呢？

第三节 仍然受气绝不再忍

德国载誉归来，郎朗在中央音乐学院所受到的礼遇并不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并不是一顺百顺，甚至相反。郎朗去德国参赛之前，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了选拔赛，是要选出代表中央音乐学院参加中国主办的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前边已经写到了那次选拔赛上，郎朗非常遗憾地落选了。正是这一落选的刺激，导致了郎国任背水一战。而今，他是凯旋而归，他希望郎朗还能够有机会再到这次我们中国自己搭起的国际舞台上一显身手。

按着国际邀请赛的规定，即使没有被选拔上的选手如果想参加比赛，也可以为大会提供自己的录相带及有关资料。郎朗也在比赛前夕将录相带递交给了大会筹委会。按郎朗的水平，至少具备参赛资格。也有人希望郎朗能够参加比赛，但也有人反对。反对的人认为如果让郎朗参加比赛，那么，中央音乐学院组织的选拔赛那些评委不是显得太没面子了吗？中国人讲究面子，郎朗失去了参加中国北京首届国际钢琴大赛的可能。

在《百年钢琴》一书中，比较详尽地书写了这次国际邀请赛事。四川姑娘陈萨横空出世一举成名。而代表中央音乐学院的那四名排在郎朗前边的骄子如何呢？无一人进入前六名，等于全军覆没。有记者为此撰文惊呼：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音乐院校何以全军覆没。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提出这样的诘问：难道这所院校真的没有人才吗？如果郎朗也能参加这次比赛呢？

竟争时代，应该是公平竟争，然而，我们复杂的社会现状也只能把应该简单的竟争搞得复杂化了。家长和孩子一块参入竟争，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也构成了竟争中的重要筹码。因此，应该神圣的音乐殿堂也无法圣洁。音乐学院原本应该单纯的环境变得复杂起来。我们常常可以套用这样一个术语：微妙。

我们前边已经说过，郎国任是个何等精明之人，他什么事情看不明白？对于那些在竟争中*不正当手段拉拉扯扯的猫腻，他更是敏感。他最看不惯那些有钱有势的家长跟学校把关系搞得那么不正常，使他们的孩子那么受宠。他们受宠，占了便宜，郎朗就得相对吃亏。竟争本来就是一种*孩子们弹琴的真正实力的较量，谁有本事，谁就应该受宠，而一旦掺入了别的什么关系，竟争就变味了。

郎朗获得了国际赛事大奖，确实引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重视。但是，这种重视程度在郎国任看来，还是很不够的。比如，郎朗是自费前往德国参赛，他获了大赛，为国争了光，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给报销这笔路费。据说以往也有这种先例。可是，郎朗却迟迟得不到报销这种安慰。过去得到过这种安慰的人肯定不如郎朗获奖的规格高，影响大，这就越发使郎国任心里边不平衡。

事情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别是不能以郎国任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仅仅是不给报销（至今郎朗那笔路费也没给报销）那么郎国任也不会怎么样，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甚至得比过去更努力。问题出在某些人对于郎朗的偏见，或者借用郎国任的话说，就是对郎朗的不公平。“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在这里也适用。但，郎国任不但要让郎朗出名，而且要让郎朗出大名。

郎朗很看重期末考试，因为这是他在小学阶段的最后一次考试，也是对他的一次检验。为了迎接期末考试，郎朗精心准备了曲目，他想再创造一个里程碑。既然在国外得到承认，在国内他也要创造辉煌。在去德国之前的那次国际邀请赛选拔赛上，他的落榜，就让他一直耿耿于怀。他暗暗把这股劲儿用到了这次期末考试上。

郎朗那天弹奏的曲子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和《轻盈》。这是他们爷俩精心研究的曲目。两首曲子既是对于技巧的检验也是对于音乐的测试。在郎朗这个年龄段上能够熟练演奏这两个曲子还是很不容易的。《匈牙利狂想曲》那天让郎朗弹得犹如疾风骤雨，横扫千军，郎朗的手指犹如按装了马达，他的炫技完全可以再现李斯特当年的光芒。

《轻盈》不如狂想曲那么璀灿炫目，在郎朗手下却也能够传递出一种意境。应该说，郎朗那天发挥得非常之好。起码令郎国任很满意。但是，他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听到期待的掌声。

也罢，考试毕竟不能等同于比赛，考官们是带着挑剔而来，观众则是为了欣赏而来。

郎朗的才华与他的同学相比，确有过人之处。放在这个圈子里边，郎国任不会耽心有任何闪失。但他还是耐心地听完别人的演奏。他想看看郎朗到底比他身边的同学高出多少。

在郎国任看来郎朗确实比他们高出一块。其他参加考试的同学固然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选自己最拿手的曲子演奏，也弹得很有光彩。特别是有个“小孩相”的学生弹奏中国曲子《绣金匾》很有感染力，这从评委们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郎国任对这个孩子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把他放在与郎朗相比的位置上，就不会发出太多光泽。所以，郎家父子胸有成竹地认为在这次毕业考试中，成功地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然而，他们父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考试结果与他们的感觉大相径庭：郎朗的成绩仅排在第三名。排在第二名他郎国任都不干，何况第三。

排在第一名的就是那个“小孩相”的同学。他的《绣金匾》即使弹得再好，能好到哪去？郎国任对这孩子研究得挺透，他认为这种*“小孩相”的魅力去打动人只能是一时的事，稍一长大，就会失去一切。从《绣金匾》这个曲子的技术难度看，根本无法与郎朗弹的李斯特曲子相比。如果弹给外行听，那么这个曲子通俗易懂，听起来阅耳亲切，倒容易得到欢迎，然而，作为毕业考试的严肃课堂，一首《绣金匾》即使弹得再好，在打分上也不应超过郎朗演奏的李斯特吧？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

获得第二名的孩子与郎朗同班，他的一双小手平时就很难创造奇迹，这次考试也肯定比不过郎朗，而得到的成绩却居然比郎朗高出一分。这一分更让郎朗不服气。一贯争强好胜的郎家父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郎朗对父亲嚷着不公平，要到学校去找。郎国任比儿子还生气，他铁着脸，一声不吭。他意识到这不是一般性的考试问题，而是有些看不上他们的人借此机会给他们一点眼色瞧瞧，是有意让他们出丑。自从郎朗声名雀起，就伴随着另外一种声音：认为郎朗弹琴匠气太足，是“小大师”，故意拿样，也有人说郎朗自从在国外获了奖就有了傲气等等。莫不是要借这次考试机会压压郎朗？郎朗的老师赵屏国明明在场，可郎国任想不通他为什么不替郎朗争呢？郎朗在国外获奖里，他那么高兴那么激动，郎朗为他争光了，可是，郎朗在家门口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倒装好人，像没事一样，这也太不够意思！细一想，赵老师为什么不争呢？人家老师都为自己的学生力争，学生就是老师的脸面，大有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效果，可赵老师坐在那里为何不为郎朗争呢？他郎国任想不通。

在儿子面前，郎国任心里再不满，也不愿多说。他强压着忿懑，尽量不表示什么，他怕激起郎朗更大的火气。郎国任手中仿佛有着一条看不见的小绳拴着儿子，控制着儿子，如果他把手中这条“小绳”松开，那么，郎朗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规矩。在这一点上，郎国任确实教子有方。他可以做到不怒自威。

郎国任在郎朗面前是虽然能够努力控制情绪，私下里却越核计这事就越无法下咽，他由刚迈进这所院校所受到的种种冷遇种种委屈，联想到一次次有人在他的背后搞动作，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要让他们出丑，是要刹刹他们威风。不出名不行，人家拿你不当回事，出了名也不行，人家还是鼓捣你，让你不得好。他郎国任左想右想也不得劲，刚刚在音乐学院挺起了腰板，就有人跟你过不去。他对此无法忍受他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但是，他又不能不为之犹豫：这事只要一闹腾，势必就要惹怒赵老师。那以后的关系怎么处呢？思来想去，他还是不肯压下这口气。

郎国任真正向权威挑战的日子开始了。这是他大英雄性格的真正一次亮相。他那天把音乐学院附小的楼道视作自己的舞台。数年来的委屈，憋闷，都在那一瞬间暴发开来。那里有着来来往往的人，有学校的老师也有学生家长出出进进，人越多越好，他郎国任高声大嗓地叫着：

你们就这么考试打分呀？你们懂不懂？你们的眼睛长哪儿去了？偏向也没有这么个偏法啊？太不像话！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凭什么给郎朗分打得那么低？有种的站出来我们找个明白人评评理。

音乐学院从创建到如今，哪位家长敢这么叫号？敢这么藐视学科老师？家长与老师的关系不说是主仆关系，起码也可以喻作上下级关系。下级得罪了上级那还有好果子吃？下级得变着法儿恭维人家。何况郎国任这么一叫喊不仅得罪一位老师，他等于向整个附小学科发难。仅凭这种勇气就令在场的其他家长唏嘘不已。你的孩子还想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

郎国任绝不是那种头脑简单易于冲动的一勇之夫。他这么做自有这么做的道理和勇气。音乐学院确有不正之风，确有一碗水不端平的现象。他郎国任最受不了这个。如果要是一星半点的失误，他郎国任也许不会这么大动干戈，他认为这分明是与他过不去。以往那些过不去，他能忍则忍，但现在，他绝不想忍！因为有些事情越忍越不利。

中国人有着爱看热闹的习惯。有些家长上前探问出了什么事。既然有人搭茬，郎国任就把期末考试如何压制郎朗，一五一十地诉说开来。

在郎国任盛怒面前，学校的有关人员怯怯地躲着走。也有的平时跟他关系不错的人上前劝他，总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也就越来越大。郎国任才不怕大呢！

但是，他再喊再闹，也不会改变考试结果。相反，对他们有意见的人更是以此为话柄，认为他们父子多么狂妄，多么不守规矩。这一闹，使得赵屏国老师很不愉快，这不是伤了他的面子吗？在他看来，郎朗受点挫折，也许不是坏事。一个孩子即使获得了殊荣，也不易把他捧得过高，这会使孩子骄傲起来。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看，受点委屈，也许更为有利。他毕竟是搞教育的。在赵老师这个角度看问题，不能说没有他的道理。但是，事实上呢？周围环境还没有把孩子捧得多么高就开始怕捧高了。

即使不可能骄傲的孩子，人们受传统的教育心理影响，或者别的什么复杂心理影响也是希望孩子经受点折腾，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考验。其实，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一股惯性的力量：门户之见，门第意识，这在中央音乐学院简直是约定俗成的局面。别说一个家长郎国任，即便是位置再高的人又能奈何几多？因而，看明白了的家长如果有钱有势，就会恰到好处地利用权势为自己的孩子谋到益处，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家长们就只能甘心当顺民家长了。

郎国任骨子里充满叛逆，他可不是那种知足常乐、见好就收可以当顺民的家长。他不仅在人际关系上敢于对挑战权威，他在钢琴艺术上，也仍然敢于对权威提出怀疑并且敢于冒犯。这在具备中国特色的音乐学院环境里就等于犯了大忌！他不仅犯了大忌，甚至还硬顶着这种大忌不思悔过。他的主观意识越来越强，强一份，就是对老师的冒犯，何况他一直灼灼逼人。因此，郎国任这位特殊的家长在这里就成了一个既让人敬，又让人怵，更让人恨的角色。这种角色的人生注定是不会平静的，无论干什么总要掀动波澜。

任何老师也不能没有个性，有个性就免不了冲突，某教授和郎国任之间的关系只能逐步升级，到头来已经不是家长与老师之间的矛盾了，而是个性与尊严之间的较量。知识分子爱面子，不知识分子也爱面子，中国人哪有不爱面子的？事情再小，牵涉到面子，便如同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分母是面子。

郎国任与某教授之间的矛盾，这次算是一个导火索。导火索的燃烧，逼近了暴炸。彼此的客气礼节应酬等在这种行将爆炸的压力面前显得多么脆弱。

在爆炸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仍然得按部就班地叙述郎朗父子。

他们父子俩受到这次考试的刺激，更加憋足了劲，更加刻苦地投入练琴。郎朗在过去受挫时就愿高喊着名次排在他前边的对手的名字，以此来激励自己，现在，他带着气练琴，更是把那考第一和第二的名字叫得响亮。伴着坚定有力的和弦，他觉得特别痛快特别过瘾！

郎家父子秣马砺兵，希望寻找一个新的机会，更强有力地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要向门第之见、门户之见宣战，要向世俗宣战，郎国任天生就有这么一种不听邪的好斗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真有唐吉诃德的那股子战风车的悲壮感。不过，他可是比唐吉诃德精明得多，也实际得多。他坚信，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实力，还是比赛——国际比赛，只有国际比赛的评委那才公平，你就是再有本事，你能跟国际评委拉上关系吗？

他们渴望着更高规模的国际比赛，就像被圈起来的骏马等待着辽阔平坦的大草原。

机会又一次来了。

1995年为郎朗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将在日本仙台拉开帷幕。这次比赛的规格要比埃特林根的国际比赛更高，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对于青少年选手来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水平最具影响力的比赛。

众所周知，柴柯夫斯基钢琴大赛是国际上影响深远的重大赛事，国际上许多重要钢琴家都是通过这个赛事而一举成名，比如美国的克莱本，比如中国的钢琴家刘诗昆、殷承宗等。也许是受成年人赛事的影响，1992年在莫斯科举办了首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一下子就轰动了世界。三年后，轮到了第二届比赛，将在日本仙台举行。郎朗得知这个消息，乐蹦高了。他们父子按着赛事要求将郎朗的录相带及有关资料寄给了大赛筹委会。

中央音乐学院报名寄材料的一共七人。他们都盼着自己能够取得参赛资格。郎朗也是如此，甚至比别人更急切。埃特林根大赛取得显赫成绩，如果这次连资格都得不到，那多掉架。这次比赛，是对郎朗的进一步承认。因为上次埃特林根比赛有人说怪话，认为还有更好的选手没有到场。言外之意这一回如果郎朗能够一举拿下嘛，这还差不离——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郎朗周围同学已有好几位接到了回复。最先接到信的是个女孩。她乐得有些忘形，四下里张扬，结果，那不是一封承载好消息的信，而是一封仅仅告诉她寄去的材料收到了的信。过几天，那女孩子又收到一封外国字的信，她以为这回一定是参赛通知了，却不想她得到的是没有入选的通知，令她沮丧至极。

其他人陆续得到参赛通知。凡是接到回复的都是一幅兴高采烈的样子，而偏偏郎朗没有接到。郎朗起初还能稳住劲儿，他成竹在胸。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见到回信。已经过5 天了，凡是得到通知的选手名字都被写在黑板上，那黑板很醒目的。得到通知的选手名单，就得报文化部。可郎朗迟迟没得到。怎么办？爷俩都很焦急，赵屏国老师也是急得没法。这时候，他很怕别人问他郎朗怎么样？拿到通知没？更让他不舒服的是有些人抄着一种酸叽溜的口气劝慰他：别着急，郎朗还能选不上？

郎朗那几天也特别难受，别人见到他时只要一问这事儿，他就心烦，他看年很清楚这些探问的人表面上伟大做出亲心的同情状，心里边才乐着哩！他们巴不得能看到郎朗出丑。

怎么办呢？往组委会打个电话问问？又觉不妥。就在这焦躁万分的时刻，有人告诉郎朗，二楼有一封外国来信，全是外国字，可能是郎朗的。郎朗平时在一楼上课，不到二楼去，所以，来信了，他也不知道。当有人告诉他时，他蹦着高冲上二楼，却发现老师不在，二楼的门锁着。郎朗一直等到下午，才算拿到那封望断秋水的信。他立刻跑去交给了赵屏国老师。赵屏国老师喜笑颜开，当即高举着这封信，像接力赛一样，跑着去追撵校长，边跑边喊：“郎朗，郎朗的通知来了！”

赵屏国老师跑得呼呼急喘，令人感动。校长接过通知看看，也替郎朗高兴。她希望郎朗能够再创辉煌，为学校争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郎朗这回够呛。甚至有人当面对郎国任说，郎朗这回要做不得奖准备。郎国任就不爱听这话，他当即没好气地说：凭什么呀？不想拿奖还去干什么？我从来不做不拿奖的准备。

获得参赛资格的郎朗这回可不用自己花钱前往了，文化部把他列为公派选手。郎朗出国比赛自然需要去一位监护人，老师想去，家长也想去，谁更应该去呢？他们对郎朗都很重要，都不可或缺。从监护人的角度说，父亲应该是第一监护人。但是，最终，他还是让给了老师。他只能自费前往日本。

老师当然支持郎朗参加比赛，但他与家长的想法总是难以默契。从制定比赛曲目上就有分歧。家长主张弹肖邦的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而老师就认为不妥。老师有老师的经验，家长有家长的道理。老师求稳，甚至有些保守，他担心这首为爱情写的曲子，情感复杂，特别是第二乐章与乐队合时，很难出效果，万一有个闪失呢？把握性究竟有多大？

家长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些，但他认为在这种大赛上必须要有点冒险精神，才能出奇制胜。他的魄力让他冲出一切保守有束缚。另外，他对自己的儿子还是了解得比较深透，他认为郎朗更适应弹肖邦的协奏曲。郎国任与郎朗核计，郎朗自己也愿弹肖邦。老师觉得郎朗还小，才13岁弹这首描写爱情的曲子合适吗？他没有把握。何况这是去比赛，没有绝对把握的曲子是不该往外拿的。老师完全是替郎朗考虑，是为郎朗好，这一点郎国任什么时候都认可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于他们的差异，性格的差异，思维的差异。主要还是思维的差异。

郎国任敢想敢干，敢于让儿子拔高、跃进，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去创造奇迹。这一点，他颇有点像马俊仁。没有多少书本文化，也没念多少大书，没有什么像模像样的理论，却敢造！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打破常规。他对郎朗的要求是不能跟别人一样的，别人两天拿下一个曲子，郎朗就得一天拿下；别人16岁可以弹的曲子，郎朗13岁就得拿下，别人一下子迈一个台阶，郎朗一下子得迈两个或者三个台阶，郎朗就得破格，要不，怎么能够显出郎朗呢？超常规思维才能培养出天才。因此，他常常觉得老师过于保守，在留一些曲目时，对郎朗的潜力估计得不够。他只把郎朗当作人才去培养，而没有当作天才培养。所以，当老师让郎朗按部就班，按着程度进展时，郎国任总爱挑剔，总让老师给郎朗多吃点，再拔拔高。这一点很让赵老师不舒服。何况郎国任在处理我际关系时向来不那么讲究方式方法，过于急切地表达个人想法，很容易让人难堪。

老师不是不掌握郎朗的能力，他只是觉得郎朗在打基础时，还是应该慢慢来，急不得。家长心急，希望孩子一步到位可以理解，但是，郎国任这种家长决不是一般家长。他对音乐的理解对儿子的理解都有独到之处。从一般意义上讲，孩子这么小，连爱情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却让孩子弹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这能弹好吗？

其实，不仅郎朗的老师不赞成这次比赛让郎朗弹肖邦这首大曲子，就是别的老师也不会赞同。他们都认为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理解和准确表现肖邦那复杂的爱情呢？

不错，郎国任也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带有一定的冒险性。F 小调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它是肖邦疯狂地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对自己情感和灵魂的惟一救度方式。这首感天动地的爱情篇章让一个13岁未有任何爱情体验的孩子去演奏，确实有点耸人听闻。

但是，郎国任毕竟是郎国任，他一经决定的事情是不会受到别人干扰的。为了更把握起见，他请周广仁教授给郎朗上一课。周广仁教授连续数年担任国际评委，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权威。她得知郎朗要弹肖邦这首协奏曲时，也连连摇头，觉得不合适。演奏肖邦的音乐重要得是对于他的音乐内在东西的理解，可让郎朗这样一位涉世不深，没有任何爱情体验的孩子去理解这样精典的爱情曲子，岂不太难为孩子了吗？

郎国任平素就很尊重周广仁先生，尤其得知这次在日本仙台举行的国际赛事上周广仁先生又将出任评委（她是中国惟一的一位评委），所以，周先生的意见郎国任格外看重。他必须得认认真真地倾听周先生的意见，认认真真地请她听听郎朗弹奏的这首协奏曲。郎国任想，如果周教授听完后认为弹得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再换另外一首协奏曲。

周教授那天听得非常认真，表情深沉而端庄，精明的郎国任不时地投去一眼，观察周教授的表情，但他什么也看不出来。等郎朗在键盘上完成了最后一个挥洒的手势，周广仁终于面露喜悦。她毫不掩饰心中的兴奋，她觉得郎朗对音乐的理解很准确，这种理解非常了不起。她终于首肯了。

后来，许多人听到郎朗弹奏这首如泣如诉缱绻反侧的爱情诗时，无不被郎朗投入的情感所打动。他们惊讶于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而且从来不懂爱情之类的东西，何以弹得这么感人。这简直成了一个谜。我也觉得难以理喻。就此，我曾问过郎国任先生。他一句话揭穿了谜底。他说，他告诉郎朗要用整个心去想对祖国的爱和对母亲的爱。

天呀！把肖邦死去活来的爱情借代为对于祖国和母亲的爱，郎国任，可真有你的！

然而，我不能不为之耽心，这种借代到了真正比赛的场合，在那么多那么有资历有水平的国际评委们听来，能被首肯吗？再说，此番大赛的参赛选手水平之高竟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在第一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中，选手们就竟争异常激烈，以至于赛到最后，第一名获奖者竟然轮空，这说明了对于大赛荣
誉的捍卫。

郎朗父子，命运之神还能朝你们微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