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7

第七章　再起波澜

第一节 与殷承宗的缘份

众所周知殷承宗是中国最著名的钢琴家。他的知名度之高不仅来自他曾经荣获的柴柯夫斯基钢琴比赛第二名，而且，还因为他在文革的特殊年代中的特殊经历。他弹奏的钢琴伴唱《红灯记》曾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更喜欢他弹奏的《黄河》，那是一条大气磅薄的“黄河”，那种力度与厚实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我尤其喜欢结尾部分那种超迈与豪放的《东方红》旋律，每次听到那里，都令我激动不已。他弹出了中华民族的精髓。

殷承宗的黄河有两个结尾，一个是东方红的结尾，一个是别的。这两个结尾分别打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烙印。对于这两个结尾，听众各有各的喜好。但是，我更喜欢“东方红”。殷承宗自己也更喜欢东方红，他到台湾演出，台湾听众也更喜欢东方红，他们为东方红这种“最强音”激动得近乎颠狂。

这些年来，殷承宗走出国门，经香港到美国，最后在美国落脚谋生，可以说历尽沧桑。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多了一种回归渴望，也许是在外漂泊的时间久了，更勾起某种故园情思，总之，他对国内钢琴的发展特别关注。尤其是对于有才华的琴童更是看重。由于钢琴狂热的持续，中国涌现出一批天份极高的琴童，他们在国内外的比赛中脱颖而出，已经越来越为世人瞩目。

在中国这么多琴童中，郎朗是最抢眼的。他在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得两个最高奖项，这很为香港钢琴界看重。殷承宗到香港时，听到钢琴界有关人士谈到了郎朗这个孩子，那份盛赞的口气一下子就让殷承宗产生了兴趣。他非常想见见这个天份极高的孩子，他不仅是爱才心切，他更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天份高的学生。几年来，他一直想在国内物色一个学生，他所要物色的学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生，他要找到最好的。

殷承宗揣着一个美好的愿望风尘仆仆来到了北京。

在中国的玄学界，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一位传教传功的大师会有这种神秘的经历：即儿时的某天，突然被一位素不相识的道士或高僧认领为弟子，遂撇开庸碌的世俗，从而踏上仙途。这是某种天意还是天缘？反正是越玄越好。

写书人不一定非要把殷承宗找郎朗一事往玄里写，但，这确实是件与众不同的事情。因为中国的钢琴老师奇缺，高水平的钢琴老师更是罕见，要想投入到他们门下，即便交纳昂贵的学费，恐怕也难以承诺，而如殷承宗者更是求之无门，安有送上门来找学生之理？

事实上，殷承宗正是抱着找到郎朗亲见一面的愿望，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也许殷承宗先生的了不起处正在这里。这点，让我想到了李斯特。

肖邦第一次到巴黎时，没有人认识到他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钢琴家。但是，李斯特听了他的演奏却激动不已。李斯特为了把肖邦介绍出去，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那就是在他自己的钢琴音乐会上，他正在弹琴时，突然停电了。等到一阵忙乱中把蜡烛点燃时，钢琴重新弹响。人们只觉得这琴越弹越好，却不知道李斯特已经换成了肖邦。就这样，李斯特甘作人梯，让肖邦一举成名，轰动巴黎。钢琴家之间亲密感人的故事可以俯拾皆是。

殷承宗与郎朗之间的故事也很多，很感人，他带着郎朗去美国，一路精彩。容慢慢道来。

殷承宗第一次见到郎朗时，郎朗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新楼大教室。他是早早坐到教室里，准备听殷承宗上大师课。郎朗父子都非常看重上大师课。中外著名大师有好多来过这里讲课，阿格丽奇来过，阿什肯纳基来过，还有意大利的康巴内拉也来过，他非常看好郎朗，他要把郎朗带到国外去深造，并且愿为此创造一切条件。这位意大利的著名钢琴家也有着李斯特的那种品格。听了这些大师的上课，郎朗见识了很多，视野开阔，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郎朗是个好学生。听课时，很守规矩。他对殷承宗早有崇拜，他的父亲也非常敬佩殷承宗的黄河。郎国任在谈到殷承宗时，操着那种世俗的精明口吻：殷承宗老有名了！

仅凭父亲这种评价，就可以把殷承宗的权威在儿子心目中矗立起来。听说殷承宗来授课，郎朗格外高兴。

殷承宗来了，教室里发出一阵兴奋的骚动。郎朗朝殷承宗望去，只见殷承宗跟照片上差不太多，一袭深色的西装，领带笔挺高贵，个子不太高，却显得很结实。他脸上挂着笑容，那笑容既像属于每一位收在他眼中的学生的，又像是单独赐给郎朗的。

“你就是郎朗吧？”殷承宗慈祥地盯视着郎朗。

郎朗孩子气地点点头，竟有些腼腆。

讲课的时候，殷承宗的眼神一直注意着郎朗。仿佛他早就认识郎朗似的，只要郎朗在，只要郎朗听得有兴致，他就很兴奋。他做示范的时候，朝同学中极自然地喊了一声：郎朗过来试试。

郎朗就过来了。按着要求，坐下就弹。他能够非常准确地表达出老师的要求。看到郎朗这个挺招人喜欢的小胖子，大大方方，还虎虎有生气，殷承宗眉开眼笑。他觉得郎朗很像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尤其是郎朗在弹琴时，那份投入，那份激情，那份乐感，更让殷承宗回到自己的童年。他一动不动地盯着郎朗，特别入神，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自己在给那么多人上课。

郎朗活泼爽朗，快人快语，这也与殷承宗很对味儿。他太喜欢郎朗了，他们师生可以说一见锺情，没有丝毫陌生感，仿佛他们早就相识，只等这次会面了。于是，殷承宗主动提出教郎朗，而且分文不取。

殷承宗给郎朗上课，对于郎朗父子而言，是求之不得的。对于赵屏国老师呢，就不一定很舒服。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在郎国任眼中，赵屏国与殷承宗不能比，尽管他从未否定赵老师对于郎朗有着知遇之恩，对郎朗的成长功不可没，但郎朗到了一定份上，需要水平更高的老师予以指导，对此，郎国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那时候，郎国任也还是愿意告诉别人郎朗的老师是殷承宗。郎朗从朱雅芬那里打了个好基础，从赵屏国老师那里有了至关重要的升华，他从赵老师那里学会了弹琴时进入放松状态；他从殷承宗那里学到了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俄罗斯的发声。俄罗斯的发声太重要了，这对于成长中的郎朗简直是雪中送碳，是他产生飞跃的重要前提。

数年之后，郎国仁还说，殷承宗本身是演奏家，弹琴有感情，讲课也有很强的感染力。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所以，他教郎朗，对郎朗很有收获。他给郎朗上课，讲得比较多的是肖邦、老柴。肖邦和老柴的东西情感比较丰富。我在旁边看他怎么弹，怎么下键，怎么发声。同样是下键，这么下，就有音乐，那么下，就没有。

善于动脑筋的郎国任不放过对任何大师名家的研究与学习，从中总结出一套规律，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教学法。这是最关键的。

郎国任说，我和郎朗一块研究殷承宗的发声，他的发声很有特点。在弹联音联线时，许多人只*踏板联，我觉得应该放到手上，主要*手来联。手联非常重要。手抬起，再用踏板，手哪怕欠点缝，声音也照样好。但，光用手把线条联在一起，起伏虽然有了，发出的声音却不是从内心发出的，也不能打动人。只有手和吸气相联，（说到这时，正在练琴的郎朗马上做着抬手深情吸气的示范，）深情地贴摸键，才能增强感情色彩，这就是郎朗在弹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时，何以能够*音乐光色打动人，能够一举夺冠的关键所在。这也是郎家父子从殷承宗等国内外大师专家那里学到的东西，然后精心地加以研究所得到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绝活。

郎国任认为，许多人弹肖邦弹得不到位，在于弹得太外在了，弹肖邦的情感千万不能外在。弹好肖邦得*悟性，悟性从听课中来。肖邦的旋律歌唱性特强，特粘联，越粘联越美妙，郎国任让郎朗多听弦乐，特别是小提琴的联音，他让儿子把钢琴弹出小提琴的联音效果。正是这种发现与努力，才使得郎朗成功地在仙台大赛中，把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弹得那么魂牵梦绕，富于魅力。

或许这就是郎国任所说的音乐奥妙？郎朗曾以激赏的口吻跟赵老师说起过他爸爸的音乐奥妙，结果，赵老师听了很不以为然。郎国任的确不是科班出身，也不是正规的钢琴老师，他在教学上的权威性无法得到公认。但是，他就像马俊仁，土法上马，不迷信权威，敢想敢干，有心智，出绝招，每每在关键时刻为儿子把握住机遇，因此，他就把儿子弄上去了。弄上去，就是好家伙。在国内受委曲，咱就到国外出气；在中央音乐学院不受宠，咱就到国外受宠，在国际上获奖，比什么都强。就像马俊仁如果不培养出一批打破世界纪录的弟子，他能被承认吗？马俊仁至今也是个极有争议的人物，而郎国任也正是这样一个人物。起码，他并不怎么被赵老师这种科班出身的人看好吧？郎国任才不再乎这个。他一惯奉行我行我素。只要对儿子有利就是最高的原则。他最明白儿子弹到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老师。就像发射卫星时的助推火箭，是得一段换一节的，绝不可能一节火箭用到底的。

前边说到了殷承宗曾在宾馆的桌子上给郎朗讲课，给他做示范。殷承宗壮硕的手指把桌子弹得叭叭响，那声音荡起一片热烈。后来，郎朗也学着往桌子上弹，练手指的功夫。那是他从北京回沈阳时，因为钢琴搬到北京了，家中一时没琴，所以，他就一大早起来弹窗台练习。弹得来了情绪时，劈劈叭叭的声音震天价响，暖气管子也一同发出共鸣，带动了整个楼房激动起来。这下子惹恼了楼下的人，立即有人从楼下上来找了，当邻居得知是郎朗回来了，在用窗台当钢琴练，便不好意思说什么了。当然了，郎朗也不好意思再弹下去了。

殷承宗给郎朗讲弹琴技巧，也讲音乐的内在东西。响鼓不用重锤，郎朗一点就透。他的接受能力颇受殷承宗喜欢。殷承宗给他上课的次数虽然不是很多，却让他有了一个大的提高。殷承宗给郎朗留曲子，留的量很大，再大，郎朗也能消化。这段时间郎朗的进步是飞跃的，并且，眼见着郎朗在逐步往成熟走，随后，郎朗开始了国际演出活动。

我从《钢琴艺术》杂志上看到一幅照片，那是配在一篇写殷承宗的文章中发的。照片上，殷承宗正在以大师的风度给郎朗上课，照片下边标着一排字，说明殷承宗下大给他的学生上课。郎朗抬头瞅着谱子，那眼神特别专注，殷承宗立于钢琴一侧，面部神态庄重深沉。

我在端详这幅照片时，我就想，这份杂志在钢琴界肯定影响较大，许多人都会看到，而经常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的赵屏国老师无疑也会看到的。那么，他会作何感想呢？他教了郎朗好几年，却不曾在这种杂志上发过这样一张照片。

殷承宗的出现，对郎朗父子无疑是个福音。他不仅免费教郎朗弹琴，而且，他还为郎朗提供了去美国演出的方便。

1996年7 月31日，郎朗父子去了美国，第一站就是纽约。纽约的大楼，纽约的繁华，到处都令郎国任目不暇接。明亮的玻璃幕建筑，像镜子一样不仅折射着阳光，也照亮了路上的行人和车辆。立于这种镜子面前，郎国任目炫神迷，禁不住回想起他所在的工厂，和那位铁嘴书记曾对他的尖刻批评。因为他超假了，去北戴河学二胡，铁嘴书记说：你还上北戴河，你咋不上扭腰（纽约）呢？旁边听到的工友吃吃笑他郎国任。他当时好没面子！他就是再有决心，再有眼光，他那时也不敢去想数年后，他真的来到了扭腰。

美国集中了世界上那么多的优秀钢琴家。如果说，以往世界钢琴的中心在巴黎，在德国，那么，现在的钢琴中心肯定是移到了美国。美国这片土地太富有了，也太有魅力了。世界各国有才华的钢琴家都往美国集中，中国的年轻钢琴家们也都涌入美国，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学生无论本科还是附中，也都想方设法去美国。光他们熟知的钢琴家就有好多在美国的。美国的钢琴家现在太多了，但是，美国仍然欢迎真正有才华的钢琴家。

到了纽约，人就觉得渺小起来。楼那么高，人怎能不变渺小呢？

郎朗此番赴美，是应美国的斯坦威演出公司所邀。第一场音乐会就在斯坦威音乐厅演奏。音乐厅呈圆形状，四周的走廊挂着许多音乐大师的油画肖像。郎朗一眼能认出的有贝多芬、霍洛维兹等。这些画像在这里看比在别的地方看要神圣得多。

斯坦威音乐厅在美国享有盛誉，到美国来的所有著名钢琴家音乐家必到这里演出。殷承宗对郎朗说：这里是钢琴家的圣殿。

于是，郎朗开始仰头瞅屋顶了。他瞅出了一片崇高和神圣来。在斯坦威音乐厅的马路对面就是更有名气的卡耐基音乐厅。后来，郎朗也到卡耐基音乐厅进行演出。越好的音乐厅就越能让郎朗兴奋，越能调动起他的激情，就越能使他发挥好。

郎朗父子非常看重这第一场演奏。一定要一炮打响。这是美国，在美国打响有多重要！为了演好这第一场，父子俩精心选择曲目：肖邦的12首练习曲、OP10、塔兰泰拉、柴柯夫斯基变奏曲、匈牙利狂想曲第6 首。这些曲目都是郎朗最拿手的，他们爷俩坚信不会出什么差错。

也许是斯坦威音乐厅空间太好，也许是到了美国人就变得心情舒畅，反正，那天郎朗每一首曲子在郎国任听来都比过去弹得好。光色好，音乐也好，还不断有那种灵感升腾的火花。因而，所得到的欢迎也是够激动人心了。

郎朗弹奏肖邦第二练习曲震动了斯坦威，也震动了纽约。这首曲子对指法要求特高，一只手的大拇指与食指伴奏，其它三个指头是旋律，要同时进行，要有分有合，其难度极高。不仅技术上要求精湛，音乐上也要求极高。郎朗在吸气时很有功夫，他好像吸的不是气，而是音乐的底蕴，音乐的精华，他慎慎地吸着，不敢有一丝的松懈。他对音乐有着惊人的控制力，这么小的年纪能够有着这样了不起的自力，确实了不起。

郎朗一炮打响，随后而来的另外六场比赛，也是场场发挥出色，场场精彩动人。他们从纽约到波士顿，与了不起的波士顿乐团合作弹协奏曲。波士顿乐团唤起当年的郎国任多少崇拜啊！波士顿到过中国，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郎朗完成了父亲的要求：每场演出必须弹好，必须要留下好印象，必须要有一批崇拜者跟随……台湾一批学生听完郎朗的演奏，感动得纷纷落泪了。他们对郎朗说：“你是未来的大师！”

《世界日报》一位女记者追踪采访。她问郎国任，郎朗这孩子如何练琴？几岁学琴？一天弹几小时？在哪儿上学？郎朗一一作答，她什么都问，都打听，都感兴趣，唯独没有问到郎朗弹琴的苦难和遭了多少罪。当她发现郎国任对孩子管得特别严，一点也不放松时，便不解地问：不什么要这样管孩子呀？

郎国任说已经管习惯了。不管的话，他们父子都不得劲儿。女记者对这种回答很不理解。郎国任只好向她诉说了在北京他们爷俩舍家撇业，天天在一起呆了5 年。5 年，已经把孩子管得习惯成自然了。

管了五年？她“NO！NO！”地连连摇头。郎国任无法给她解释，越解释，人家就越费解。她怎么能够理解中国的父母？怎么能够弄懂望子成龙呢？

郎国任只好避开那些沉重的话题，拣点轻的说。比如郎朗弹什么曲子，获过什么奖项等，当他听完郎国任的这种回答，忍俊不住地连声称郎朗是天才。

这位资深的女记者很敏感，她问这孩子是跟谁学的琴。郎国任一一道来：朱雅芬、赵屏国、殷承宗。这几位老师只有殷承宗在场，女记者就上前采访殷承宗。她问殷承宗什么时候开始教郎朗，怎么发现了郎朗，如何评价郎朗云云。

殷承宗的情绪特别好，他非常爱回答记者的提问。他的学生在美国为他这位老师争了光，他脸上便放起光了。那光也能照亮别人，且也能给人以温暖的。殷承宗肯定地说，郎朗是中国最好的琴童。

女记者又问：“像他这样的孩子在中国还有几个？”

殷承宗马上答道：“什么几个，仅仅一个！”

仅仅一个！这是殷承宗对郎朗的评价，也是对郎朗的信任。这很令郎国任感动。他在对我诉说这件事时，他的高兴是溢于言表的。

在美国这段时间，郎朗父子和殷承宗朝夕相处，彼此都觉得很愉快。殷承宗很细心地照顾着郎朗父子。无论生活上还是练琴上，都安排得很好。即便业余时间，他们也玩得很开心。殷承宗爱好游泳，可郎朗还是个旱鸭子，殷承宗就耐心地鼓励他下水，教他游泳，还让他趴在自己厚实的背上，驮着他在游泳池中前行。在外人看来他们一点不像师生，倒像是父子或者兄弟。总之，郎朗非常难忘与殷承宗在一起的日子。

尽管他们郎家父子是那样感激殷承宗，但是，最终，郎国任在为郎朗前途的抉择上依然没有顺从殷承宗的意愿。这就又一次说明了郎国任的不同寻常之处。这也是后话。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24 15:51:05编辑过]

第二节 又一次惊人举措

从美国归来，郎国任的视野更开阔了，心气也更高远了。他已经感觉到曾经那么神往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往里边挤的中央音乐学院，已经让他感到太狭窄了，甚至有种说不出来的憋闷。对于赵屏国老师教郎朗，他已经觉得不那么合适了。郎朗接受能力太快，他恨不得儿子能够飞得更快更高。而赵老师却远没有他这么急切。他给郎朗留的曲子，在他郎国任看来，太保守了，与郎朗提高的速度已不大合适了。他有了想法，搁心里憋着，不说，那可不是郎国任。管你爱听不爱听，愿意不愿意，该说就得说。他大概也不会想到，他与赵老师的矛盾已经达到了一触即发之地，经不起他这一说——

郎国任跟赵老师接通了电话，他对赵老师说：你让郎朗弹“拉三”吧！郎朗有这种激情，也有这个欲望。郎国任说这话时，口气一定不柔和。（郎国任从来说话也不大讲究口气是否柔和的问题）这在对方听来，能不觉得刺耳吗？

赵老师马上说：那不行！得按教学大纲来。

郎国任回敬道：哪有按大纲来的？郎朗从进音乐学院起，就从未按过大纲。要是按大纲来，还拿不到金牌呢！（这话说得很冲，也很理直气壮，毕竟儿子拿了大奖，有什么比拿大奖还是国际著名的大奖更有说服力的？）

对方顿时语塞，好久没有回音，可想而知，作为资深的一位老师此时内心会有着怎样的翻腾不已。后来，电话是在摔出的声音中挂断的。

在对待儿子的问题上，再有责任心的老师也是不如家长动心的。更何况郎国任这种敢于打破常规，敢于藐视权威，一心要创造奇迹的家长。他的举动常常令人不可思议，更难于接受。

郎国任当时只有一门心思，就是让儿子跟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比，让儿子成为超级神童。他得知世界上有一位希腊的神童，13岁时弹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所以，他也要让郎朗在13岁时拿下“拉三”，撵上这位希腊神童。前苏联有位金发神童基辛，12岁轰动世界。基辛确实神奇，一头金发羊毛卷，隆起的眉骨下深陷着一双瓦蓝的眼睛。那目光绝对有着超凡脱俗的感觉，弹琴时，从不旁视，异常专注瞅着暝暝前方，仿佛在与神灵交流，并能从神灵那里获取弹琴的灵性。这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曾被喻为来自天国的金童子。他在12岁上能弹肖邦的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这对郎朗而言，已经可以达到了。郎国任非常关注基辛，他时常拿郎朗跟基辛比。他觉得郎朗并不比基辛差，郎朗不仅也具备基辛达到的难度，而且郎朗还有自己的绝活——肖邦24首练习曲。他郎国任不相信别的同龄孩子能够弹下这24首练习曲。

郎国任给儿子规定的目标就是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而我有的，别人却一定没有！就是这种功名心切，导致了他指挥老师，让老师给他的儿子留作业，好像他比老师还明白，可以指导老师似的。

郎国任特殊就特殊在这点上，当然，得罪人也在这点上。他有点不近常理，也不怎么按常规。一些学生家长在学校门口闲着议论打孩子的事儿，有的说打好，也有的说不能打。一位老师过来，听到家长们议论，便表态说：当然不能打了！孩子得心平气和地劝说，打是对孩子的摧残。家长们见老师这么一说，马上随声附和。开始主张打孩子的家长也瞬间变了态度。郎国任却不听邪，他冲着老师说，哪个弹好琴的孩子没挨过打？一百个孩子就得有九十九个挨打的，怎么能说不挨打？要是不挨打，这孩子也练不出来。

那位老师瞅瞅郎国任，一声没吭，扭头就走。这不是平白无故得罪一个人吗？如果那位老师是个小心眼儿，背后还能说一句郎国任的好话吗？

赵屏国接到郎国任的“指示”，肯定气得够呛。谁是老师，谁听谁的？这在整个音乐学院没有先例。他愣坐着，说不出话来。这不是头一回了，他郎国任比比划划，指指点点，仿佛他比老师还高明。他已经不能容忍了，上课时，他总是有他自己那一套想法，总想强加给老师。他赵屏国教了这么多年学，还从未遇到过郎国任这样的家长。人家的学生家长无论地位多高，对老师都是毕恭毕敬，生怕老师不满意，哪有他这种专挑老师毛病跟老师过不去的人呢？他傲慢无礼，自以为是，他眼中还有我这个老师吗？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挑衅时，他是无法平静的。赵屏国老师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他感到窝囊，他必须找个说理的地方，必须找个出气的办法。

赵老师找到学校领导。他委屈得不得了。他说，太不像话了，哪有学生家长给老师留作业的。这是对学校正常教学的干扰，不能不管！他提议一定要开个会，专门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学校领导给他撑腰，刹一刹郎国任的威风，让他在会上公开承认错误，向赵老师赔礼道歉。

这件事一阵风般在音乐学院传开了。郎国任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

郎国任听说学校要开他的“批判会”，他觉得很好笑。这让他不禁想起当年在小工厂时，因为拉二胡跟一位车间小头目干了一架，工厂要开他的批判会的情景。那是个批判的时代，批判会比什么都具有杀伤力。郎国任是个要面子的人，他真害怕批判会上出他的洋相。因此，他坐立不安，最后，不得不搬动他的母亲去找厂长，好说歹说才化险为易。然而，今非昔比，他郎国任倒要好好看看赵屏国的张逞。他才不怕什么狗屁批判会了。

这像一场隆隆作响的雷声滚过天际，声音很大，却没有带下来一点雨水。许多家长议论纷纷，都听说要开郎朗爸爸的会了。各种说道都有。郎国任不能没有压力。但他既然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决干到底。他的主意才正呢！他不相信赵老师有那么大的能耐。既便真开了他的会，他也绝不在乎。为了儿子的成功，他在乎过什么？如果需要，把命搭上他都不会说二话的。从这点说，郎国任有种！闹哄了好一阵子，却并未开成什么会。原来，应该参加会的有份量的人都借故不参加，会就没有开成。开不成会，赵老师的气就没地方出。双方只能僵持着。

郎朗知名度雀起，报社电台纷纷到学校来采访或制作节目。对外，家长与老师的矛盾还得掩饰着，彼此都很节制。赵老师对郎朗似乎比以前更显得亲近。他给郎朗配了眼镜，还让郎朗去他家休息。记者在赵老师家看到了他们师生之间很亲密的样子，于是，就写出了很有利于老师的报导。郎朗是何等精明的孩子啊！他也会当着别人的面表现出对老师的亲昵来。在老师与父亲的矛盾中间，他当然是要向着父亲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他绝不愿让赵老师看出来。在这方面，郎朗有着惊人的聪明。

但是，有位记者好像看出来了赵老师与郎朗父亲之间的矛盾，便对郎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弹琴上假如老师和你爸的意见不一样时，你听谁的？

郎朗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当然听我爸的了！

这段话，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当然也有一定的副作用。特别是有些老师很反感，认为记者水平太低，不该提出这种问题，更不该把它刊登出来。我想，那时候郎朗毕竟还小，要是现在，记者再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绝不会作如此回答。至少，他更通达了事理，他学会了掩饰。掩饰，可以避免彼此的诸多尴尬。

然而，掩饰只是暂时的，矛盾终归要暴发。有两件事令他们父子难忘（为了叙述方便，这两件事不按时间发生的顺序）：

赵老师给郎朗上课。上的是柴柯夫斯基的变奏曲（F 小调）。这个曲子在郎朗看来有点像舒曼的风格。赵老师让郎朗手指往下摁键，郎朗却说俄罗斯人手指不是往下摁是往上翻。赵老师说不对。郎朗据理力争，他说殷承宗让我这么弹的。赵老师说，殷承宗也不是柴柯夫斯基！

临近春节时，中央电视台派人到音乐学院来拍摄春节节目。有摄相的，也有导演，在学校有关人员陪同下，闹哄哄的一大帮人。郎朗坐在钢琴前，试了试音，一切都做好了准备。高倍亮度的灯光也打开了，把拍摄现场顿时照得呈明瓦亮，空间有种失真的晃眼。当摄相机镜头对准了郎朗时，郎国任马上盯住了导演，告诉他让郎朗弹《夜曲》。郎国任总是在这种关键时刻长精神头儿。

导演几乎连核计都没核计，就要转达郎国任的“指示”，哪知就在这一刹那间，矛盾激化了。在导演旁边的凌远老师听见了郎国任的话，气不打一处来。她的脸愀然变色，指着郎国任训斥道：

你个家长，老说什么？

凌远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钢琴学科主任，是赵屏国老师的妻子，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超过了他的丈夫。无疑她是这种场合的权威了。她肯定对郎国任的不识时务或者不自量力早有不满。她这突如其来的指责，完全令郎国任措手不及，也令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一时间，闹哄的场面沉静得可怕，人们刷地一下子将目光扫向郎国任。

只见高倍强光下的郎国任那张脸变成了紫颜色，五官似乎出现了瞬间的错位。他瞅着盛怒之下的凌远，张口结舌，一下子就没电了。如果换了赵屏国，他或许还会说点什么，起码不至于如此窘状，但是，面对凌远，他实在不知如何是好。瞅瞅身前身后这么多人，有多少双眼睛就有多少人在看他出洋相。他最受不了这个，他郎国任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但，他又有什么办法？他只能忍气吞声，诺诺而退。

可是，强光下躲避并不容易。他觉得脸烫得像被人狠狠煽过，一种火辣辣的滋味。他灰溜溜地从人缝中挤了出去。那简直就是他一生当中最为难堪的一幕。郎国任哪是个吃过亏的人呀！即便是那种眼前亏，他也从不愿吃。他在这么多人面前掉了架，你不妨想想，他该有多么恼羞成怒。但是，他就是条龙，此时也得委屈地蜷着。这里是没有他的市场的，他很清楚这么多人是不会向着他的，相反，倒是要好好欣赏一下他是如何出的洋相。

强大的郎国任在一片哂笑的表情面前迅速萎顿下去。他只能透过绝望的人缝中去瞅他的儿子。

郎朗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看到了胜利者一方，也看到了失败者一方。他很震惊。他既震惊于凌远老师这么厉害，又震惊于他更厉害的父亲怎么如此不堪一击。灯光在烧烤他，他觉得浑身不自在。他比他那尴尬的父亲还不自在。他知道这么多人都在盯着他，都在等待着他做出选择。弹什么，这本来是最简单的事儿，可现在复杂得令这个孩子透不过气来了。

这种时候有点像“文革”站队，是个一点也含糊不得的原则问题。众目睽睽之下，郎朗突然从琴凳上站起来说：我不弹了！

中央电视台的录音，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和镜头，只因郎朗这突如其来的举措而沉默了。这一下子可乱了阵角。很多人劝郎朗，导演也过来劝郎朗。他们主要是为了郎朗而来，郎朗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宝贝，惹恼了他，他不弹了，这节目就做不成了。那上面怪罪下来，责任谁负？

郎朗是在替父亲争面子，争尊严，他执拗地说，要弹就弹我爸说的《夜曲》。到底还是按着郎国任的意图行事，最终还是同意郎朗弹《夜曲》。

当郎朗重新坐回到琴前，在灿亮的灯光下缓缓抬起手，去触键时，郎国任的心动了。动得难以控制。就像猛地涌涨起一股难言的酸楚，直顶到了鼻腔，弄得一片酸溜溜的胀麻。随着柔和宁静的旋律，郎国任的心变得很沉很沉，那是一种压抑，一种憋闷，他听出了儿子的声音，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只想哭。平日听来很轻松的夜曲怎么变得如此惆怅。

郎朗那天弹得非常投入，非常有感情。令在场人无不动容。他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当他从琴凳上下来结束录相时，悄然走向父亲。他坚定地瞅了一眼父亲，父亲也看了他一眼，他没说什么，父亲也没说什么。他想说什么，父亲也想说什么，但是，他们都没说。他发现父亲的眼圈红了，怕他看见，故意仰头往天上看，他也故意装傻仰脸去望天——天空虽然晴朗，却不是那么蓝的，起码不像书上说的那么蓝。

笔者并不希望触痛他们彼此的情感神经，但是，我确实感受到了他们之间关系的微妙。这种微妙时时伴随着郎朗走向成功。郎朗的成功，为他们都带来了声誉，都带来了兴奋，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苦恼。郎朗无疑是赵老师教出来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郎朗的每一步进取，都是离不开父亲的。郎朗的成功如果没有郎国任，那谁也不会相信。对于郎朗这种钢琴天才而言，成功的路上，究竟是父亲更重要还是老师更重要？

应该说都很重要。然而，实际生活中并不这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复杂难处。我在跟赵老师通电话时，我首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是从郎朗那里得知赵老师的。他一听郎朗，非常敏感，条件反射般地迅捷：郎朗怎么说我的？

我自然说，郎朗说你很好，要不，我也不会采访你，写你。对方长出一口气。郎朗父子真的没说赵屏国老师不好。起码没说什么过头的话。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站在今天的角度，他们都不难做出自己的宽容。但是，在当时，郎国任因与赵老师的矛盾，以及在学校造成的影响，心里边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是不是因为这种压力迫使他做出尽快离开中央音乐学院的决定？大概不能排除这个因素吧。

郎国任不希望再让赵老师教了，事实上，殷承宗已经无条件接受了这个学生。从美国巡回演出归来，殷承宗更加看好郎朗。他逢人就夸郎朗，他认为郎朗到美国会更有发展。斯坦威的老板很欣赏郎朗，他把郎朗介绍给另一家演出公司。这家公司的经济人是著名钢琴家波里尼的经济人。他打算与郎朗签定演出合同。这期间郎国任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陈女士。

陈女士在一家中美演出公司工作，经常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她有着很深的背景，这让阅历丰富的郎国任一眼就能看出来。陈女士是听了郎朗的演出后，对郎朗格外热心。她认为郎朗是罕见的钢琴天才。她对钢琴事业非常热心，她又非常爱惜人才，特别是遇到那些真正有才华的选手，她都希望给予帮助。所以，她劝郎国任及早把郎朗送到美国留学。

陈女士的提议正中郎国任下怀。其实，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觉得郎朗的水平目前继续留在中央音乐学院已经吃不饱了，应该到更高的地方深造。何况他们与赵老师的关系也不适宜再呆下去了。但是，到哪里去深造，这无疑是一次重要抉择。

郎国任虽然去过美国，但，他对于美国的音乐院校情况还是所知甚少的。陈女士答应帮忙。她让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到美国的克蒂斯音乐学院。她认识这所院校的院长。

郎国任把郎朗的录相带寄出去了。不久，那边有了回音。院长格拉夫曼很看好郎朗。他特别赞扬了郎朗弹的肖邦第二练习曲。他热情地邀请郎朗报考他们的学校。他认为郎朗极有可能考上，但也并没有打保票。郎国任四下里打听了克蒂斯音乐学院的状况。相比之下，这里条件还是最好的，每年可以为郎朗提供三万美金的费用，还能保证他们爷俩在美国的正常生活开销。因此，他决定报考这所院校。

殷承宗在美国那边也积极张罗为郎朗办手续。他所在的一家音乐院校可以免去考试手续，就能接受郎朗这种水平的孩子入学。他来信说，正在尽快争取办理入学手续。

走到了这个份上，郎国任就积极张罗郎朗出国留学的事了。但是，郎朗是附中二年级的学生，他得附中毕业，才可以办理出国留学，否则，学校不会批准，文化部也不会批准的。等到毕业，差不多还得两年，对于此时的郎国任而言，大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劲头儿。

又到了人生转折最为关键的时刻。就像指挥官面临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大战。他经过缜密思考，毅然决定让郎朗退学。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举措，在音乐学院的历史上，还从没有人以退学为代价，去国外考学的。何况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一有个闪失呢？想想当初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时有多难！怎么，现在说退就退了？

郎国任也不跟别人商量，甚至连周秀兰也不知道。他耽心遇到别的什么麻烦，干脆来个快刀斩乱麻。或者叫作先斩后奏。在他提出的退学申请未予批准的当口，他决定让郎朗提前举行告别音乐会。

既为告别音乐会，那就不免带有点感伤色彩。连郎国任都没有想到告别音乐会搞得那么精彩，连着搞了两场，都在北京音乐厅。郎朗在第一次出场时，神态非常庄重，他的音乐会被一股浓浓的离情别绪涨满了。他弹得极其投入，他恨不得把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以来，自己学到的所有本事都使出来。他弹了肖邦的24首练习曲。24首练习曲各有不同，柔情的特柔情，抒情的特抒情，激烈的特激烈，郎朗以其罕见的成熟，发自内心地倾诉着。

郎朗在美国波士顿给老年中心演奏过肖邦这24首练习曲。全套弹下来，用了1小时20分。在场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激动不已，围过来不让郎朗走。他们互相诉说着自己的感受，他们说一辈子只听过两个人的演奏让他们如此难忘，一个是霍洛维兹，一个是鲁宾斯坦。这一次，又被郎朗深深感动了。他们争论郎朗的演奏风格到底是像霍洛维兹还是更像鲁宾斯坦。他们争论的面红耳赤。有位老人为郎朗画了一幅肖像，题上祝辞：当代的霍洛维兹……

美国听众喜欢肖邦，中国听众也喜欢肖邦。肖邦的情感其实最具东方的味道。要不，钢琴诗人傅聪怎么会用柳咏的词的情感去衡接肖邦的音乐呢？郎朗对于唐诗宋词所知甚少，这是他们这一代弹琴的孩子的共同缺陷。所以，在文学和文化素养上，他是绝对比不了家学渊博的傅聪的。但是，郎朗的音乐感觉极好，他凭借这种天赋与感觉走进了肖邦的世界。

郎朗的两场告别音乐会开得空前成功，像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两次盛典。人们走出音乐厅，却走不出郎朗的钢琴魅力，走不出肖邦的音乐世界。听过的人，没有听够，希望再听一遍；没听过的人，更希望好好倾听一次，特别是附中的校长陈南岗听了郎朗的两次演出，激动不已。陈校长的丈夫是中央音乐学院最年轻的教授，他是从奥地利刚刚归来，他听了郎朗的演奏非常惊讶，他没想到我们中国的孩子会弹得这么精彩。他们两口子争相为郎朗的演奏感叹不已。在这两位热心音乐的家庭里，最快乐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郎朗。因为郎朗的演奏，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一片朗朗晴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两人中只要有一个人提起郎朗的告别音乐会，两个人就会同时激动，同时感慨不已。据说，他们两口子兴奋了足有一个礼拜。郎朗怎么会那么富于灵性，那么杰出呢？无论对音乐理解的深度，还是音色变化，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于是，这对夫妇在深夜翻开了世界名人录，开始查找霍洛维兹和鲁宾斯坦的出生年月。他们是想看看郎朗跟他们这种大师是否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比如转世之类。

其实，面对不可思议的天才神童研究时，我们的理论常常显得苍白乏力，我们无法通过常规研究说明那些非常规的天才。于是，一种更为神秘的解释，便兴奋了我们的平淡生活。比如，人们对于上海小学生冯遐，无师自通地掌握了英语，7 岁时，就能自如地用英语同外国人交谈，能流畅地阅读英文书，他的笔译能力达到了高中生水平。面对这种天才神童，人们无法解释，所以，便有传闻她的前身是英语国家的居民；还有一个一年熟背200 多首唐诗的5 岁男孩赵安，猜测他可能是唐朝的一个文人转世。郎朗无疑是个钢琴天才，所以，人们从他身上寻找钢琴大师的生命信息并不荒唐。

郎朗是不是鲁宾斯坦转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培养的学生。在他告别音乐会上，他的内在深情的抒发，是怎样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听众。一想到郎朗不久就要离开了这所学校，不会再在这里倾听他那天才的演出了，陈校长的心中就有一股难言的伤感。于是，她提议再让郎朗加演一场。

加演一场，这等于郎朗开了三场告别音乐会。这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能够受到校方的如此重视，能够得到人们如此欢迎，郎国任从内心感到一种满足。他叮嘱儿子一定要一场比一场演得好。郎朗又何尝不是这么想的呢？

加演音乐会如期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奏大厅举行。时间是星期日的下午。郎国任早早就来了。他像郎朗参加的任何一次演出一样，差不多总是第一个到场。他要熟悉场地，要找一种感觉。他总是站到最后一排观众席位，听台上郎朗试琴的声音。他会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提醒郎朗调整。比如音乐厅的空气湿度如何，触键的力度都不同，都得随之变化，在台前感觉不明显，在最后一排就能感觉准确。由于这是最后一次在学校演出，郎国任格外看重。他认为编筐涡篓，全在收口。这最后的收口，一定要给人们留下最难忘的印象。就像弹一首大曲子，结尾部分一定要处理好，否则，那就是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实际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演出大厅就像一个大俱乐部。其内部的装饰，包括过道，都显得朴实有余。观众席位也是那种普通的可以折放的椅面。灯光亮起来也比较平淡，这对于去过美国，见识过金碧辉煌的斯坦威演出大厅和卡耐基音乐厅的郎国任来说，未免有些简陋了。

然而，这里给他留下的记忆，却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是多么崇拜这里向往这里啊！他盼着儿子何时能够在这里进行演出。中央音乐学院创造的最好的音乐环境就是在这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里贴出的海报，某某名家、某某国外大师、某某旅居海外的侨胞将在这里举办音乐会……只要有著名音乐家来北京，几乎都要在这里举行音乐会。他郎国任第一次坐在这里聆听音乐会时，有种奇妙的兴奋。这是对自身价值的某种认定。他心下里因兴奋而不免有些紧张，都不敢随便掉头往后边瞅。他生怕让人家看到说他没见识。他坐在这里边，是一种境界的升华，也是一种地位的升华，开始，还觉得不那么自在，总怕自己坐的位置不合适，怕别人来撵，可是，随着郎朗知名度的提高，随着他到这里来的次数的增多，他终于坦然起来。即便是身边坐着院长，或者什么更有名望的人，他也不至于惴惴不安了。

郎国任本来就是个爱核计事的人，在这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开演之前，面对音乐厅空荡荡的座席，面对台上那台熟悉的斯坦威钢琴，以及正在试琴的郎朗，触景生情，禁不住感慨万千。刚到这里时，那一幕幕场景，都在他的眼前回现开来。他不会忘记郎朗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时，他有多紧张，而紧张过后，又是长时间的亢奋。这里既有辉煌的记忆，也有难言的苦衷。他在这里经受过多少内心的折磨，有谁会知道？郎朗遇到的那几个对手，那好多次的较量和好多次的攀比，为了让郎朗超过这里的任何弹琴孩子，他郎国任在这里经受过怎样的心理路程。如今，无论荣辱喜怒，都将离他而去，都将失去应有的意义。四周的灯光在他眼里完全变得轻松宽厚温暖了，他在这里可以完完全全地放松了，郎朗不会再在这里与那些同龄孩子争个高低了。对于郎朗而言，这里曾经发生的竟争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他完全可以更轻松一些，不必去操心郎朗的每一件事，包括生活细节，也包括室内温湿度对钢琴声音的影响什么的。他完全可以只作为一个普通的听众，老老实实坐在听众席位上，纯粹地欣赏一下他的儿子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演出——告别演出。

但是，他不能够。他的心放不下，他只能是一个操劳的命。他不能不担心来多少人，能不能把座位坐满；要是演晚场，人肯定不会少了，而偏偏这是安排在周日的下午，会有多少人光临？学校的领导，还有那些有名望的教授，再加上报社电台电视台的记者们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来，要是来少了，那不是太没面子了吗？毕竟，这是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最后一次演出，他希望能够在这里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能够给人们留下一点什么美好的东西。

那一天让郎国任永远难忘。他没想到会来那么多人捧场。演奏厅所有座位都坐满了人，过道还站着人，都站满了，拥挤不下，最后，就连楼梯上都站满了人。郎朗是最希望人多的，从小他就是这样，人越多他就越来激情，就越能闪出火花，迸出光彩。郎朗的状态太好了，下手就有，简直是要什么就有什么。郎国任在最后一排*墙站着，他能够感受到最真实的声音效果。老柴的变奏曲让郎朗弹得很有光芒，一段段全是灵感才气的跳荡，在所有变奏的部分更见光彩，由激烈到舒缓，由弱到强，他驾驭得极其自如，简直是信马由僵，充分体现出对音乐的那股惊人的控制力。

在弹肖邦叙事曲时，郎朗显得很老道很沉稳，如泣如诉，但郎国任担心后边高潮不容易上去，强弱对比特别悬殊，在狂放不羁的强烈中又骤然弱下来，声音虽然弱下来，但力度不减，甚至更有撞击力，这确实有难度。但是，郎朗做到了，郎国任*在最后边的墙壁上在感受到了一种最弱的声音时，却接受到了一种最为强烈的冲动。他禁不住在内心为儿子喝彩。

《塔兰泰拉》是郎朗最为得心应手的曲子，整个旋律激越人心。郎朗说，这首曲子是表现一匹骏马被毒蜘蛛咬伤了，狂奔不已的音乐意象。奔跑是极有力度，也是极有层次的，表现空间给人以无比丰富的联想。这首乐曲极有感染力，那奔放的旋律简直可以带动整个音乐厅在旋转。郎朗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情绪高涨，气氛相当感人。

最能打动人心的似乎还是一曲《离别》。这首曲子是肖邦在病中写的，缠绵绯侧，绝望中又不乏憧憬。也许肖邦的离情吻合了郎朗此时此地的心绪，他弹出了让人心碎的别情，那样的忧郁，那样的惆怅。郎朗深情在伏下身子，去尽可能低地接近键盘。键盘好像就是带着体温的肌肤，接触得越近，就越难舍难分。台下一片感伤。人们沉浸着，沉得很深，他们只见郎朗鞠躬般将头埋入键盘，却不曾看到他什么时候抬起来，更不知道郎朗的眼中已是泪花闪闪。

一次次鞠躬谢幕，一次次告别，一次比一次来得深情。鲜花堆满了郎朗的怀抱，映得他那张稚气的胖脸红腾腾的。郎朗的面颊一片闪亮，分得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吗？

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校方领导和郎朗热情握手，那是一种怎样的鼓励！怎样的评价！学科主任感慨不已，他说，这是空前的音乐会，真是达到了国际水平！他谢谢郎朗，他也谢谢郎国任。

郎国任太容易感动了。因为他太看重名誉。一年后，中央音乐学院搞校庆时，在几十年的教学工作总结时，历数了本校涌现的人才，也不过点了四个人的名字，作为学校的光荣。而钢琴点的是刘诗琨和郎朗。刘诗琨和郎朗名字排列在一起，他们的年纪相差几乎有半个世纪。这则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是郎国任指给我看的。

第三节 到美国考学

告别音乐会之后，郎朗父子已经不可挽留了。文化部一位新任的处长怕担责任，一再挽留。她应邀听了郎朗的告别演出，她也是深受感动。她只能感叹：又一位杰出的人才提前流失了。

　　附中二年级学生郎朗以退学的方式，结束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生涯。

　　别了，这座神圣的院校；

　　别了，这所给他们父子既带来殊荣又带来委屈的院校……

　　拐出了中央音乐学院大门时，郎朗父子能不回头张望吗？高高墙垛处的那幅巨大的绘画，阳光下一定朝他们父子弥散出浓郁的民族风味。这种风味但愿他们能够带着上路。无论走到世界各地，都有回味的余地。

　　郎国任父子回到了沈阳，开始准备美国的行程。

　　1996年眼见就要过去了，回想这一年，是郎朗事业上值得记忆的重要年份。5月，在日本东京举行题为“亚洲之梦”——天才少年郎朗个人专场独奏音乐会，由著名歌唱家翁倩玉小姐主持。郎朗还在东京、大坂、福冈等地举行个人音乐会。

　　7月，在美国斯坦威音乐厅举行专场演奏会；

　　8月，在波斯顿广场演奏，演奏结束后，殷承宗与郎朗一同飞回纽约，拜见哥伦比亚演出公司的经济人，这位经济人就是著名钢琴家波里尼的经济人。郎朗专门给他弹了一场音乐会，他高兴地将霍洛维兹的双手(工艺品)签名送给郎朗，对郎朗说，霍洛维兹若能听到你弹琴，会从棺材里蹦出来的。这位经济人要与郎朗签合同，定于12月11日在卡耐基音乐厅演出。

　　9月，郎朗在北京与中国交响乐团合作，担任钢琴演奏，****总书记到场观看。

　　11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开完告别音乐会。

　　12月8日，陈女士带上了郎朗在告别音乐会上演出的24首肖邦练习曲的带子专程赴美，到克蒂斯音乐学院面呈院长格拉夫曼。以便确定考试日期。

　　12月，殷承宗来信，给郎朗确定上课时间。并邀朗朗明年三月份去美国，到他所在的音乐学院上学。

　　仍然需要选择。摆在郎朗面前可供选择的机会太多。这种选择的重任自然是属于郎国任的。郎国任没有选择殷承宗，他毅然选择了克蒂斯。实践证明了郎国任的选择有多么正确。

　　1997年3月，郎国任带着郎朗飞往美国，去克蒂斯音乐学院赶考。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程。尽管父子多次一起走出家门，一起同机去国外参加各种比赛，但，这次的心境都与以往不同。这是一次人生命运的重大转折，是关键的转折，也是永久的转折，能否成功，心里没底。但是，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头拱地也要冲上去。

　　信心，郎朗还是有的。这一点，父子俩多次交谈过。但，不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就不能不让郎国任忧心忡忡。毕竟对于克蒂斯音乐学院所知甚少，万一没被录取怎么办呢？

　　旅途没有任何愉快可言，更谈不上轻松。郎国任依然对儿子采取惯有的高压政策，逼着他背谱子，也逼着他学外语，郎朗几乎一分钟也不能闲着，手里必须得捧本书，放下这本，就得拿起那本。郎国任来了那股不近情理的劲儿，郎朗必须绝对驯服。

　　这时的郎国任其体力精力已大不如前了，身心疲惫。说话再怎么严厉，声音也小多了。但是，不管怎么小，只要他朝郎朗一瞪眼睛，那郎朗就怕得溜溜的。

　　千万别把郎国任的教子法想得太简单了，他绝不是一味地高压，他还会准确把握儿子心理，恰到好处地进行心理调解。正像马俊仁调教马家军一样，他所采取的招法也绝不仅仅*凶狠，也有非常精彩的绝招。比如迷信。像马俊仁对于神鹿的推崇一样，郎国任也特别信一些东西。比如，他相信转世一说，至少他在带儿子去美国的途中，他希望儿子相信转世说。因为只有让儿子相信鲁宾斯坦的转世，那么，就会让儿子更增加自信心。郎国任对于出行日期和比赛日期都比较敏感。他相信吉祥数一说。郎朗也是如此。他非常忌讳4这个数，他在弹琴时，绝不让他的亲友坐在第4排。更有意思的是吃饭时，如果是四个人坐在桌上，服务员给拿了四张餐巾纸时，他就会马上再多要一张，打破这个4的忌讳数。这种过份的敏感，我想一方面来源于紧张的竟争和比赛；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他的父亲吧？

　　郎朗这个名字按英语发音是长久的意思。所以，郎朗到了日本，日本人特别佩服这个名字。他们父子说，听到日本人叫这个名字，就有一种永远不败的意思。后来，他们回国到大连搞过一场演出。本来是定于周六，因故推迟两天，变成周一。结果呢？周六地两天大雾天，那雾特大，而到了周一，郎朗要出台了，大天放晴。所以，郎国任特别高兴。郎朗也认为这是好兆，郎朗有明朗的意思吗！所以，他那次发挥得特别精彩。

　　总之，任何一个细节，哪怕不大相关的，都可以让他们敏感，进而都会对其内心产生一定影响。

　　还是让我们回到1997年的3月——

　　美国费城机场。

　　郎朗父子走下飞机。美国任何城市都可以用豪华的字眼去形容，而美国的机场更是豪华中的豪华。克蒂斯音乐学院想得非常周到，派人去机场接他们父子。被派去的人是中国的留学生，彼此亲热地寒喧一番，帮着他们父子把行李放好，让进车里。

　　坐进行驱的车里去看满目流动的街景，真是恍然入梦。怎么这就是到了异国它乡，到了美国？虽然不是第一次来美国，但，费城，还是头一回来。何况上次来仅仅是演出，那没有太大压力，这次是来考学，是来谋取生路。意义完全不同，压力也完全不同。只有设身处地到了美国，到了这片陌生之地，才会觉得心里边没着没落。

　　他们父子被按排在一位美国人家里居住，吃住全由学校负责。这是对郎朗的特殊待遇，一般来报名考学的人是绝对享受不了这个待遇的。

　　考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压力也越来越大。不断听到让他们紧张的消息。原先听说只有四、五十人报名应试，现在听说足有九十多人。这九十多人全是杰出的，高水平的。有的去年没有考取，今年又来了，有的甚至考过三次。最让他们感到紧张得是有一位选手去年参加了老柴比赛(成年人的柴柯夫斯基大赛)，获得第二名。当时，第一名空缺。这位选手去年信心百倍地来报考这所克蒂斯院校，结果，竟然落榜。人家学校才不管你比赛第一还是第二，人家就看你的考试成绩，就看你的现场发挥。你就是再有名气，获得奖再多，到了考试现场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要想考取那是不可能的。原先，他们父子都以为比赛获奖是最为重要的，现在到了克蒂斯才算真明白了：考试才是第一重要的，才是最实惠的。

　　郎朗，就看你的了！这是郎国任憋在心里的话。

　　郎朗心里边蒙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他见到了与他一起来报考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注意观察。因为，就是要从他们这些人中选出几个来。选上的，就可以留下来，选不上的，就得夹包滚蛋。郎朗听说某某是有来头的，某某是跟克蒂斯的老师学的，有多少把握，肯定能考上，云云。这种消息对郎朗心理都在构成足够的压力。

　　郎国任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生怕这种信息听多了会影响郎朗的自信，所以，他干脆看着郎朗，不让郎朗随便与什么人交谈。等于封闭性训练。但是，毕竟不能不接触人。等到人多的场合，人们爱跟郎朗聊天，人们各怀心腹事，谁知道他们出于什么目的进行打探摸底？郎朗毕竟是个孩子，情绪一上来，就特别爱说。而每每到了这个时候，郎国任肯定站到他的哨位，在一边盯着郎朗，一旦发现他说得过格了，说了不该说的，说马上给郎朗递个眼色，或者咳嗽一声，而郎朗机感得很，马上就会接受父亲的指示信息，望顾左右而言他。在这一点上，郎朗永远佩服父亲的精明。

　　临考前，郎国任心特别细，到了美国，他心更细了。他会观察儿子的表情，及时做好郎朗工作，以减轻他的心理压力。除此之外，他还耳提面命地告诉郎朗如何把握住自己的情绪。什么时候该兴奋，什么时候该收敛，再就是认真研究和设计每一个曲子的细部做如何处理之类，按着以往的经验分析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可以说，爷俩是殚精竭虑了。

　　1997年3月7日——决定郎国任父子命运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一大早，父子俩就来到了克蒂斯学校。考场里外都是人。人越多，就越对考生构成压力。考生按着顺序进入考场。九十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考生，各怀豪情壮志，各怀绝技。初试完了还得复试，一天是考不完的，分两天考。在郎朗前边进入考场的是位台湾女孩，年纪和郎朗相仿。去年，她就到这里应试，却没有考取。她不泄气，住下了，就在克蒂斯学校找了一位老师，学了整整一年。此番，她是二进宫。她这回是非常自信的，因为她的条件太优越了。

　　她弹得确实不错。但是，她弹完就轮到郎朗了。郎国任不希望在郎朗前边有弹得更好的人，这样，轮到郎朗就显不出来了。他希望的是一个弹得不怎么样的选手，这样嘛，到了郎朗弹时，就很容易显出来。

　　然而，一切并不是由郎国任的意志为转移。他想怎么不好使，何况，这是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在中国考试时，再严肃神圣的场合都是可以打通关节的，他郎国任会想尽一切办法混进去，给郎朗壮胆，助威，起码也能通过什么方式让郎朗随时感受到他的重要的存在，以此稳定儿子的心。

　　但是，在美国考场，他郎国任注意观察了。一道封闭非常好的门，只有选手和学校工作人员可以进去，他郎国任作为家长连挨近那道门的边的可能都没有。那么，他如何施加对儿子的影响呢？他从郎朗的神态上感觉到了儿子心理并不怎么放松。或许是以往每次面临重大比赛时刻，父亲总是对儿子施放一定的影响的缘故，这一次，儿子与父亲就像到了机场的安全检查地带一样，儿子临上考场前，就已与父亲“隔河相望”了。当儿子往那扇门里进时，郎国任开始闹心了。他觉得还有话没有嘱咐。至少还得跟郎朗说上一句稳定情绪的话。可是，他已经无法*近儿子了。

　　对于郎国任而言，此时要想捱近儿子简直是不可能的。就像当年他第一次去德国大使馆取签证被挡在大门外，无法进去一样。那一次，他的智慧帮助了他——与一位长春老乡套近乎。这一次，他同样找到了希望——

　　他瞄到了克蒂斯一位留学生。这位声乐系的山东大汉太出眼了，身高两米多，让郎国任一眼看到后，眼睛就为之一亮。他一摆手，就把大汉叫过来了。他贴在大汉的耳朵上，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通，大汉点头而去，推开那扇可望不可及的大门。

　　郎国任见大汉进去了，才长出一口气，像卸下了千斤重担，跌坐下来。郎国任后来告诉我，外国考试特别严，他只能挺规矩地守在外面。郎朗在里边弹琴，他能隐隐听到点。他很感谢那位大汉忠实地履行了他的职责：让郎朗把胸挺起来。大汉在郎朗起身要往台上去的刹那间，照郎朗的后背拍了一掌，说：“挺起来郎朗，就你第一！”

　　考试与演出完全不同。虽然弹同一个曲子，弹法也应有区别。这里边是有诀窍的。郎朗深喑此道。这是因为他们父子就此多次演练过。郎国任是坐在外边一把椅子上静等儿子考试结果。他看不到里边的考场，只能盯视一扇关严的深宗色的门。他心里非常不安，真替郎朗担心啊。只要能看到郎朗一眼，就能断定他考得怎样。

　　郎朗后来与我说起考克蒂斯音乐学院的情景：

　　“那几天压力太大，美国下雨，有一次往房东家走时，走迷路了，我觉得这不是好兆头，心情很不好。我考的这一次，是历史上报考克蒂斯人数最多的一年，我担心万一考不上怎办。殷承宗在克里夫兰，他告诉我他那里不用考，就能把我送进学校。我觉得我要是考不上克蒂斯就没有脸去克里夫兰见殷承宗了。

　　“考试之前，看那些选手都特兴奋，好像他们都有把握考上似的。有个韩国人，是在仙台“老柴”比赛时见过。他那次比赛第一轮就被涮下了。这次见到我没吱声。第二轮，他上去了，主动跟我讨近乎。第二轮张榜公布名单。我是第一个弹。第一轮弹得是巴赫18条，考官们点贝多芬110的第一第二乐章。还有肖邦练习曲2号，第二轮弹肖邦叙事曲、贝多芬110第三乐章。比赛是在一种古典建筑风格的洋楼里。有地毯、壁画、壁炉、柱子、雕塑……

　　“考试那会儿，我从小门溜出来，我爸在下边一个椅子上坐着，老紧张了。我告诉我爸：我要弹了。我爸说，你看了吧？一定要比他们好。一上琴就要好。肖邦要轻如风，贝多芬要深沉，叙事曲要细致热情，暴发力要上来，稳重、大气、潇洒，像巴西足球与英格兰足球结合，要有王者风范，卫冕自己的荣誉。身板挺直，脸要笑点，别太绷……

　　“在点到贝多芬110时，我沉思了一会儿，我在想，一定要弹出临近死亡的滋味儿。贝多芬面对死亡心如刀绞，要让人心里难过。我弹完之后，有个老师站起来给我鼓掌，他说太好了！格拉夫曼的表情告诉我：我弹得特好。我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

　　等在外边的郎朗当时心里可没有多少底儿。他只能眼巴巴盯着那扇门。那扇门一动，他的心就忽悠一悬。郎朗从里面出现了，一露面，就让他心花怒放。郎朗像一名射门成功的足球队员，带着打入一球的亢奋绕场奔跑，做出自己最具性格化的动作张扬个性。郎朗举着拳头朝父亲冲来，父亲就差没有把儿子抱住。他知道儿子成功了…

　　郎国任说：“这是我压力最大的一次。”

　　考试一结束，郎国任就和郎朗马不停蹄地回到李诗然家开始练琴。那是下午，距考试结束不过三个小时，格拉夫曼竟然把电话打到了李诗然家，兴奋不已地告诉了一个最令他们父子兴奋狂热的事情——郎朗以第一名的资格考上了，而且是全票通过。

　　郎国任绝对记得那天他瞅着窗外的感觉：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草地绿得耀眼。他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感慨：美国真好，美国，天堂呀！

　　当晚，学校开“帕提”，院长格拉夫曼请他们父子参加。

　　格拉夫曼是俄籍犹太人。少年出名，17岁便与费城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在美国引起轰动。他出身名门，父亲是著名的小提琴家。他有着良好的先天因素和后天条件。他个子不是很高，但额头非常鲜明，在热热闹闹在“帕提”场合，人头攒动，有一片炫目的灯光照耀着这块热烈的额头，郎朗一眼看去就感到非常温暖。声望极高的院长迎过来搂着郎朗，把郎朗介绍给尊贵的客人们。郎朗在钢琴大师格拉夫曼的亲切拥抚下，显得乖巧起来。其实，郎朗本来就是一个乖巧的孩子。在郎国任看来，被介绍的这些人都不是一般人。格拉夫曼非常高兴地给那些来宾一一介绍：“这是郎朗！”郎朗笑得很得体，也很有礼貌。令高贵的对方投来热切友好的目光。在这些人的眼里，郎朗无疑也是出身于富贵之家吧？这时候看上去，胖胖的郎朗是一脸福相的。

　　郎国任很喜欢这种场面，却又很打怵这种场面。这种矛盾的心情来自于他对这种场面缺乏必要的应酬能力。但是，他为儿子深深地高兴。儿子要远比他自如得多。格拉夫曼一会儿一搂郎朗，生怕一撒手，把个郎朗弄丢了。格拉夫曼的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介绍完儿子，轮到介绍父亲“这是郎朗父亲！”

　　郎国任能听懂父亲这个单词。因为只要他与郎朗一同出去，总能听到这个单词，这是他到美国听到的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单词。

　　经过一番热闹的寒喧，彼此就坐。这时候，郎国任眼前灿然一亮：他看到了院长手里拿着一迭表格朝郎朗递过来。这就是手续，是郎朗考取克蒂斯的手续。郎朗以第一名的资格考入克蒂斯音乐学院，成为大师格拉夫曼的门生。

　　值此，郎国任的一颗漂泊的心才算落稳。他感觉踩在地上的两脚这才有了真实的份量。

　　第一个涌上来的念头就是打电话。亲友们能不祝贺吗？一般考生考完后，得到六月份才能发榜，从3月到6月，那得三个月时间，而郎朗得到的通知不过几个小时。这是特例。郎国任平生追求的不就是这种特例吗？得到了，他在美国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