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欣赏与音乐评论] 中国摇滚乐评论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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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21 11:0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评:乐坛元老无奈面对中国摇滚敢问路在何方

http://ent.sina.com.cn 2002年08月26日08:30 北京娱乐信报


  雪山音乐节已经结束了,但在大部分人的记忆中,除了美丽的玉龙雪山外,也许就剩下失望和扫兴了,就连活动的主办方也表示乐队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不再举办有关摇滚乐活动的打算。我们不禁叹息,曾经辉煌的中国摇滚怎么越来越“地下”,越来越脱离大众?我们在这里并不急于为中国摇滚想出什么办法,而是让三代中国摇滚乐人以及多年来从事摇滚工作的人士来回顾和分析一下中国摇滚乐究竟路在何方。

“自我”崔健矛头指向媒体

  十几年前,在许多中国人还不知摇滚为何物时,一个穿着一身黄军装的年轻人,背着一把破吉他开始了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就是崔健,中国摇滚音乐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名字。从那一天起,中国的摇滚乐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华大地上迅速发展,崔健也被摇滚音乐界的人称为“摇滚教父”。

  崔健是雪山音乐节音乐总监,音乐节的参演乐队几乎都是由他挑选的,但他并不在乎有没有人听得懂这些音乐,因为他认为做音乐并不是为了走进主流社会。

  谈到为何中国摇滚乐总是不为主流所接受时,崔健却把所有的矛头对准了媒体。崔健把听众媚俗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媒体,他觉得媒体在对摇滚乐与主流音乐的支持上存在着不公平。他说:“主流音乐的工业化程度要更多一些,这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视频、听觉上,而纯音乐非常少。媒体则受了太多音乐以外东西的影响,应该多去关注音乐,而不是一些工业的因素。”

  经过十几年的摇滚历程,崔健变得越来越自我,而从此次雪山音乐节来看,他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对中国摇滚产生什么影响。

  “自由”唐朝无奈找不着东家

  崔健之后,中国摇滚也曾有过希望,这就是唐朝乐队,他们是中国最出众的重金属乐队,台湾音乐制作人小虫听过他们的“梦回唐朝”后,曾经慨叹道:港台一百年也出不了这样一首作品。当年他们的《梦回唐朝》专辑首发时,这张在当时颇为另类的专辑仍然引发了一场“唐朝风暴”,成为许多年轻人追捧的对象。然而,10多年过去了,唐朝除了在1998年出版了第二张专辑《唐朝.演义》和不断传出乐队成员的分分合合外,却再无动静了。

  当记者把电话打到“唐朝”的主唱丁武家里,他告诉记者现在乐队基本上就是在忙演出,虽然在筹备第三张专辑,但恐怕要到明年才能出来。

  曾经红极一时的唐朝乐队到现在却一直是“自由之身”,虽然也努力找过,但因为摇滚乐在中国还不是主流,加上没有好的文化环境和好的市场,得不到唱片公司的信任,使得大多数唱片公司都不太愿意签摇滚乐队,所以至今也没有找到新的东家,从他的语气中我们能听出些许无奈。

  最后,这位中国摇滚乐当年最帅气的硬汉很沉重地表示:“中国摇滚乐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做出了一部分成绩,但以后的路还很长还很艰苦!”

  “自主”黑豹厌倦“窝里斗”

  由于是与香港人的签约合作,香港人的造星与创收意识造就了这支乐队。但歌本身全无香港乐坛的浮华与奢靡之气,硬气十足。他们让更多人接受并深入了解中国摇滚。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无地自容》曾经创下了150万张的唱片销量纪录,《无地自容》、《Don'tbreakmyheart》等歌曲也成为中国摇滚乐中的经典之作。

  近十年过去了,“黑豹”依然很忙碌,记者经过三番五次的联系终于找到他们的鼓手兼经纪人赵明义,进行了简单的采访。除了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演出之外,“黑豹”正在筹划着他们的最新专辑,大约在11月份就可以面世。赵明义并不很赞同大部分人对中国摇滚乐坛三个阶段的划分,他觉得就那么几支乐队还要窝里斗,感觉已经厌倦,现在只愿意做自己的音乐。

  他认为中国摇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唱片问题,除了盗版的影响外,还因为制作一张唱片的成本特别大。像他们最新的这张专辑租了一个月的棚,每天3700多元,再加上录音师的1500元,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费用,录一张专辑大概需要100万元左右。而这是许多乐队没有办法负担的,而出不了专辑就会逐渐被人们遗忘,这是中国摇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黑豹”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摇滚乐队之一,可是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身对于中国摇滚乐所应该肩负的责任的压力,“黑豹”主唱秦勇告诉记者,他们只是苦于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电视不能上,大型演出中也不能唱自己的歌。而因为一张新专辑的所有歌曲都需要他们5个人做,并不像流行歌手那样一张专辑有近百人为他服务,所以现在在演出时只能唱那些已经发表的新歌和老歌。

  崔健、“唐朝”、“黑豹”曾经造就了一大批摇滚迷,现在这些人都超过35岁了。我们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为我们引进和发展了中国摇滚乐,那个时候他们的音乐首先征服的是还不适应摇滚的国人的耳朵,他们使得更多人接受并深入了解中国摇滚。与他们相反的是目前的摇滚乐越来越回到地下,与主流脱节,无法让人认同和接受他们的音乐。对于中国摇滚乐的现状,我们从上面的访谈中可以看到,这些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中有人无奈地接受了“廉颇老矣”的现实,郁闷之外还心存忧虑;有人对中国摇滚的现状非常心急,但也无计可施;还有的人则过于偏激,永远搞不懂什么应该坚持,什么应该妥协,只会一味地怨天怨地,推卸责任。崔健有首新歌叫《摇滚的蛋》,这些老一辈摇滚乐手告诉我们:中国摇滚这只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它脆弱易碎,前途令人担心。

http://ent.sina.com.cn/r/m/2002-08-26/083097299.html

 
发表于 2005-10-21 11:06:0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反思中重生 祭奠中国摇滚乐
2003-8-6 15:45:18 阅读1080次

 



中国的摇滚从崔健始发,在经历了九十年代初期的百家争鸣之后,一度陷入了低谷,直到上个世纪末,才以另外一个姿态重新站立起来,但这姿态被表现为“朋克” 或者“死亡金属”或者所谓“金属说唱”。对于摇滚乐的思考,其实是对文化的一种反思。八十年代初,中国开始出现摇滚,无可匹敌的崔健以一曲《一无所有》横扫所有热血青年的心灵,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认识社会。崔健树起了中国的摇滚的大旗,继而不倒翁乐队、呼吸乐队、唐朝、黑豹纷至沓来。中国的摇滚乐一开始就是以地下音乐的姿态出现的,带着愤怒的情绪,给音乐带来了自由与批判的精神。崔健的摇滚从乡村音乐开始,深沉而痛苦。从《一无所有》开始算起,崔健的觉醒已经有十年了,但是醒来的崔健却是十年之后才得以说出话来。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开始,崔健宣布了与旧时代的告别,在一声声呐喊里,我们听到了红色时期价值体系轰然崩塌的巨响。在《红旗下的蛋》之后,崔健便开始不停地接受防谈,谈论范围泛及艺术、时代和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崔健说得越来越多,可唱的却是越来越少。另外,做音乐是需要花钱的,出了名也是要赚钱的,崔健也不例外。一代宗师崔健生生地毁了自己的领导形象,只为金钱二字。当北京的摇滚酒吧拒其于门外时,尴尴尬尬,老崔只有低头去做他的概念音乐,最终结局只有“孤独地飞了”。曾经也跟着老崔呐喊过,挣扎过,可是现在呢,嗓子也哑了,也没那个热情了。老崔把大众启蒙了,而他自己却被被大众娱乐了,强奸了!


提到中国的摇滚不能不谈“唐朝”。九二年底,“唐朝”首张专辑《梦回唐朝》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不论是《梦回唐朝》的豪情万丈,《太阳》的天空地远,还是《月梦》忧伤的低唱,《九拍》狂放的嘶喊,“唐朝”都在其中表现出其对音乐驾驭的能力,曲子在流畅和多样化中体现个性,歌词则让我们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解,对生活和世界的认知。丁武高亢的嗓音、老五高超的吉它演奏、曲子编配的精细,每一方面都让人感到《梦回唐朝》的认真。崔健的音乐是低沉的,痛苦的,而“唐朝”的音乐是华丽的,气势磅礴的。“沿着掌纹烙着宿命,今宵酒醒无梦。沿着宿命走入迷思,仿佛回到梦里唐朝。”当这四位长发飘飞的“侠士”以高亢的京剧式唱腔夹杂着喧闹的重金属音效暂露头角的时候,人们为这种儒雅古风与摇滚激情的奇妙结合绽放出来的灼热魅力所慑服。然而,美丽的东西总是脆弱的,贝斯手张炬的早逝和老五的出走使“唐朝”遭到了重创. 1998年期盼了七年之久的唐朝乐队第二张专辑《演义》出版,虽然还是赢得了许多喝彩,但是却无法取代首张专辑在人们心里的地位。在经历了长久的等待后,“唐朝”已经衰老了,而唐朝那首落寞的《送别》,无疑是上世纪末中国摇滚音乐的一首挽歌。


与唐朝不同,“黑豹”的音乐少了摇滚的沉痛却多了几分流行的因素。听“黑豹“的歌,总让人想起城市的浮躁,总想到酒吧中麻醉一下自己。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被当作娱乐、渲泄、身体的需要和生活方式。“温情脉脉”的黑豹的Art Rock的路子本受世人的瞩目,但窦唯的过早离队使黑豹缺少了灵性,从此江河日下,栾树与乐队的经济纠纷更让人失望,只有《无地自容》才让人长久记住了黑豹。一段时间内,窦唯的音乐已经被淹没在了他与王菲的种种恩恩怨怨中。如果说崔健出现之前的中国摇滚还是漫漫长夜的话,那么八十年代是中国摇滚的萌芽时期。第一代摇滚人在饥饿、愤怒、啜泣、流浪、奔波中树立起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放力量的高大形象。九十年代则是中国摇滚的春天,一大批愤怒的人走上了摇滚的不归路。被称为“魔岩三杰”的张楚、窦唯和何勇的突然雄起,多少也证明了中国摇滚的力量。张楚的摇滚多少带点民谣的味道,那首《姐姐》让人体会到他的无助与迷茫,最喜欢的是《棉花》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种简洁,是张楚独有的。《造飞机的工厂》证明了张楚的天才与进步。一个城市自然有她的歌者,张楚为一个城市歌唱,那个城市也因他而存在。而何勇却为了一个失去的城市歌唱,所以他疯了。


另外, 国内以“零点”为代表的摇滚乐队正在呼应著台湾的伍佰,为一直较为“阴性”的中国主流音乐插图配上一些硬汉形像。“零点”的音乐怎么听也不象传统的摇滚乐,而是更倾向于流行音乐,我们不妨称之为软摇滚。自由是自由了,但是总觉得少了点摇滚的味道,甚至有商业情歌和晚会歌曲的嫌疑。打着摇滚的旗号唱流行歌曲,总让觉得有些不舒服。
鲍家街43号这支乐队的成员大部份来自位于北京鲍家街43号的中央音乐学院,很自然地,他们的音乐也以技巧见长。他们97年出的那张《鲍家街43号1》是中国第一张具有纯正布鲁斯味道的专辑,这首先得益于主唱汪峰那中国男歌手中少有的低沉粗犷的嗓音,其中,《晚安,北京》是近几年来中国乐坛少有的力作。“鲍家街43号”的音乐有着艺术摇滚的风格,但是大多数歌曲如果稍微软化一点的话,就会变成出色的流行歌曲。而主唱汪峰近年来在流行乐坛上也算火了一把。


对于听惯了崔健、唐朝的我们,“地下婴儿”和“超级市场”倒是显得太过前卫和陌生了。九十年代中后期北京出现了一批朋克乐队,他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对老摇滚作一次彻底的颠覆。媒体管他们叫“北京新声”。地下婴儿的《觉醒》里面的音乐简单而富有冲击力,歌词似乎在否定生活中的一切。与之风格相近的乐队还有“苍蝇”,“舌头”和“盘古”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麦田守望者。他们的音乐有股英国味儿,吉它短促而清亮,节奏快而机械,演唱则相对含蓄。他们的歌词也有一些不痛不痒的愤怒,但更多的是反映当代青少年那种既要反抗,又没什么“沉重”的使命感的无聊。“清醒”,“花儿”和“新裤子”等乐队也都走的是这个路子。“子曰”的音乐倒也深刻敏感,而达达类的新生乐队早已不再象老一代摇滚歌手那样深沉和痛苦,因为他们拥有青春,所以他们可以挥霍青春。


谈到中国的摇滚,我们不能不提到朴树、郑均和许魏。朴树在1998年出的那张名为《我去2000年》的专辑里,有凄美到极致的《那些花儿》、《召唤》,还有另类到骨子里的《NewBoy》、《活着》,甚至还有一首俄罗斯风格的《白桦林》,个性格孤僻的朴树无疑讨好了每个人。郑均也是本人所喜欢的摇滚歌手人之一,他的摇滚朴素而不媚俗,轻灵而又唯美。无论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回到拉萨》,还是浪漫到极至的《灰姑娘》都显示了他的过人的才华。前些日子随着《流星花园》的热播,他那首片尾曲《流星》更是让很多人记住了他。许魏是最近倍受推崇的摇滚歌手,他的音乐有着诗一般的气质,隐隐藏着一种忧郁,一种茫然,还有一种沧桑。他的音乐就象他的人一样质朴、简洁,有个性而不张扬。无论是《故乡》、《九月》、《方向》、《闪亮的瞬间》,还是《水妖》、《青鸟》,都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许巍的音乐就是音乐,纯净的不带一点杂质。2002年年末推出的新专辑《时光•漫步》更是将他推到了成功顶点。音乐中展现出娴熟的技艺,饱满的情绪,平和的心境和优美的旋律。风格没变,沙哑和无力的嗓音没变,但是那个简单和浮躁的交替,敏感和忧郁的集合的许巍渐渐远去了。许巍的变化就象一个人生命的裂变,悄无声息,却又刻骨铭心。,因为他,很多人都更深爱音乐,更懂得如何珍惜音乐。


自崔健开始,中国摇滚乐一直被视作另类、异族和地下之声。在这个摇滚复苏的年头,“地下”已成为理想主义、创造性和异质性文化的代名词,它从未有过艺术自身的标准,也似乎并不需要人格力量之外的其他成就。但是摇滚并不仅仅是音乐,而必须是以音乐作为基础,摇滚一旦背离了音乐,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基础,不论它是多么疯狂抑或华丽,也将如雨夜的火把瞬间熄灭。摇滚乐要有态度,要有性格,但并不是披散了长发戴几条链子撤着嗓子喊几声就是摇滚了;摇滚是自由的,但是也并不是越是怪异越是另类就越摇滚。不论传统摇滚乐还是布鲁斯、朋克、电子音乐,摇滚首先是一种艺术,搞艺术是需要有才华的,是需要有恒心的。摇滚是需要创新的,可是创新太多,就不够直接,态度太外露,就可能幼稚。做音乐是需要花钱的,音乐也是需要传播的,可是既然是艺术总得有个原则,不要忘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国特色——精神的尊严。也许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摇滚商业话是一个必然,但是现在的摇滚乐还处于一个低潮时期,何必急着嫁出去呢?社会是浮躁的,摇滚乐不能跟着浮躁,中国的摇滚乐还是需要有一点追求的。其实,如果每个搞摇滚的人或是乐队都向前迈进那么一小步,中国的摇滚本来还是大有希望的,可最终还是差了那么一步。


另外,中国的摇滚乐要想有所发展,是离不开大众的,就象鱼儿离不开水,人离不开空气一样。娱乐不是摇滚的主要使命,摇滚乐是大众文化,或者说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它属于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的大众是受港台流行文化影响而成的,不是受摇滚乐影响而成的,大众总是对摇滚给予尖刻的批判的同时,却又希望摇滚娱乐自己。事实上,大众总是把摇滚扼杀在摇篮里之后,再站出来对摇滚进行不负责任的讥讽与嘲笑。任何事物要想有所发展壮大,都离不开肥沃的土壤,适宜的温度。如果说搞摇滚乐是中国摇滚音乐人的权利的话,那么给摇滚乐一个宽松的环境则是人民大众的义务了。
摇滚是地火,可是这几年“中国火”烧了又少,总难成燎原之势。有人说现在是中国摇滚乐的黑夜,可是既然是黑夜,就孕育着无限生机,就会有无数的星光闪耀。既然黑夜已经来临,那么黎明还会远吗?


因为热爱,所以难免苛求,写下上面这些文字,并不想指责什么。在看惯了中国摇滚乐的痛苦与彷徨之后,心中只有一个希望:期待着中国摇滚乐的星火燎原!

http://www.timesemusic.com/display.asp?id=138&nclassname=%F6&specialid=0
 
 楼主| 发表于 2005-10-21 11:07: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挣钱的中国摇滚
migo 发表于 2005-10-11 8:16:03




“我强打起精神

从睡梦中醒来

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 ……”

这是20年前中国第一首摇滚乐歌曲《不是我不明白》中的歌词。今年9 月 24日,当这首歌的作者崔健重返北京歌坛演出时,他又以这首歌结束了演唱会。

从1993年最后一次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大型个人演唱会,到这次重返首体举办《阳光下的梦》个人主题演唱会,崔健因种种因素在中国首都的大型公共娱乐场所 “销声匿迹”了12年。20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的风云变幻,12年来中国摇滚体验的浮沉兴衰,尤其是其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的市场力量的吊诡,或许又要让老崔生出更多感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中国摇滚之父 ”

在《不是我不明白》诞生一年后,崔健又以一曲《一无所有》唱红了神州,他也因此被后人称之为“中国摇滚之父”。

最近,一些中国学者专门举办了崔健作品研讨会,分析了当时风行一时的“崔健文化现象”,媒体这样报道他们对《一无所有》的评价——

“80年代,崔健以他的重金属般的音色,吼出《一无所有》,把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反映得淋漓尽至。崔健的演唱台上台下同摇共扭、前俯后仰的疯狂达成一种共同的‘气场’,崔健成为风靡一时的‘星族’,而《一无所有》这首歌也成为时代的象征、时代的符号。 ”

《一无所有》这首歌也为崔健本人带来了艺术声誉、歌迷崇拜和商业利益。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卫星传送了《一无所有》的现场演出,作为当年汉城奥运会前夜特别节目向全球播出;次年,这首歌获得《人民日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举办的新时期十年金曲优秀歌手奖,收录了这首歌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大陆、台湾、香港同步推出,在台湾获得双白金唱片销量,在香港获得白金唱片销量。

在随后的几年中,尽管崔健面临着种种政治压力和文化排拒,但他靠着歌迷的支持和市场的托举,还是生存下来了。

自我应验的谶语?

然而,在1993年首体演唱会后,崔健却在中国大城市中渐渐淡出,他的吼声除了偶尔会在中国人听不到的国际摇滚音乐节上响起之外,更多的是像孤魂一样,在中国内地中小城市飘荡。在逐渐“市场化”、也逐渐“世俗化”的中国流行乐坛中,他那曾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时代符号”的怀疑、嘲弄和批判的吼声,却越来越显得不合拍、不合调。

崔健长达12年的“阳光下的销声期 ”,其导因有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但更重要的似乎是市场因素。为了重新赢回人们的注意力,三年前,崔健还发起了一场持续了三年、号称“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 的“真唱运动”。但在当代的中国,无论从字面意义上,还是从象征意义上,人们似乎更加喜欢听“假唱 ”,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听懂和欣赏他的 “真唱 ”。二十一世纪的 “ 追星族 ”们追的是甜腻的歌声和漂亮的脸蛋儿,而把其貌不扬的崔健的吼声当作是不合时宜的“噪音”。

中国的传媒上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题:“作为符号的崔健,已然远去 ”……

但崔健并不服老,更不服输。于是,他决定高调迎战,重返首体举办个唱。但上个月,在他首次宣布这个消息的“真唱运动三周年纪念演出”上,崔健却再次尝到了 “曲高和寡”的滋味 ——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晚的演出由崔健打头炮。或许是因为刚吃过饭,头部供血不足的原因,不管老崔与他的乐队多么卖力的演出,台下的人始终面无表情、呆若木鸡。唱过两首歌后,老崔实在忍不住了,对着话筒大喊,‘能大点声吗?’。可是在他接下来演唱《红旗下的蛋》等两首歌时,观众依然没有什么反应。即便是老崔宣布他将于 9月24日开北京个唱,观众仍仿佛置若罔闻。倒是后来的水木年华的上台引起了小小的骚动,这让一位来看演出的台湾音乐人大感诧异。”

时至今日,崔健歌迷的“骨干 ”部分,还是那些20年前的老听众,尽管崔健近些年来也创作了许多他自认为水准更高的新歌,但这些老听众却只认他的《一无所有》,每次演唱,这些听众都要强迫他再唱一遍《一无所有》。

仿佛自我应验的谶语,崔健奔忙20年,最让人记住的,还是“一无所有 ”……

流行音乐的挤压

其实,中国摇滚乐“老爹”崔健20年来的遭遇,恰恰是中国摇滚乐在政治、文化、市场三重压力下挣扎求生命运的集中体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也形成了市场,并因此造就了一批靠嗓子致富的“富哥”、“富姐 ”、“富翁”、“富婆 ”。人们开始用“市场份额 ”、“唱片销量排行榜”、 “超白金销售成绩”等市场行销术语,来描述流行音乐的“市场行情 ”。

近些年来,中国唱片销售量连续几年以每年20%左右的速度激增,远远超过中国总体经济的增长率。据估计,中国13亿人中,目前有经济能力购买各类唱片的人口约7500万,虽然还不到中国人口的6%,但已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总人口。

但摇滚乐却一直未能在中国音乐市场中占有什么像样的“市场份额”。据说,新崛起的摇滚乐队“二手玫瑰 ”每场演出都会有这样一段串场词: “中国摇滚乐是中国最大的公益事业, 20年来一直没赚过钱。”

一直关注中国音乐市场的荷兰学者德克勒特说:“中国大陆的唱片公司大多不太愿意制作发行摇滚乐唱片,不仅是因为政治敏感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商业考虑。流行音乐总的来说要比摇滚音乐好销。中国的摇滚乐手还没有哪位能够享受上西方同行那样的奢华生活。”

那么,体验过“市场冷暖”的崔健本人怎么看中国摇滚乐20年中的兴衰遭遇呢?在凤凰卫视9月16日和17日连续播出的《鲁豫有约》节目中,崔健这样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自由创作的状态正好符合当时的商业文化,那几年是个平衡点,从大众的政治文化过渡到大众的商业文化,那正是我们出山的几年,我们受到的关注是自然的 ……但在那之后,实际上大家越来越清楚,人们更愿意听到的东西,恐怕并不是摇滚乐,而是一些比较容易、比较舒服,比较符合繁忙的工作之后在家里面消遣的那种气氛中听的音乐,而摇滚乐并不太合适。 ”

中国乐评人彭洪武也说:“中国的经济还在发展,能够容纳的东西不多,还不能够向西方那样,什么样的文化都有人来消费。大家过度去追求经济的发展,第一想法就是赚钱,不再有很狂热的文化追求。摇滚乐本身就是一种有深度的音乐,但现在的中国人不需要这些,只需要用简单的音乐来娱乐。 ”

老崔没有成为一个持久的“市场现象 ”,还与他的歌迷群的独特性有关。与港台通俗歌曲、青春偶像歌星拥有大批 “死追硬捧”、逢歌便买的忠实 “粉丝”不同,老崔的歌迷大多是上了一定岁数、有着一定文化、带着一定的怀疑心态的“三一定”社群,这批自命不凡、玩世不恭的人,也许真心喜欢、欣赏老崔的摇滚乐,但要让他们每逢老崔唱片问世、每逢老崔演出公布,便以钞票“死追硬捧”,那倒并不“一定 ”了。至于新一代的中国摇滚乐歌手,甚至不如老崔幸运:他们不仅没有通俗歌手的 “粉丝”群,也没有时代给老崔带来的“因缘际会”。

难怪曾经撰写过《周国平与崔健的对话》一书的哲学家周国平说:“摇滚在中国从来没有兴旺过,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兴旺。上世纪80年代崔健音乐的红火,得益于他的作品的内涵与时代氛围的幸运结合,与摇滚的红火是两回事。我的感觉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可能再有这种幸运结合了。下一次在何时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无人能够预言。 ”

盗版品的蚕食

除了面对彭洪武所说的“简单音乐 ”的竞争之外,中国摇滚乐仅有的 “市场份额”还被种种盗版唱片蚕食了一大块。

据与崔健签约的唱片公司—— 普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戈的说法,崔健的各类音乐磁带、唱片总共售出了1200万至1500万盒(张),但其中大多数是盗版品。

此外,由于中国街头上充斥着西方摇滚乐的盗版唱片,每张售价不到一美元,所以,中国大陆的摇滚乐歌手根本难以与之竞争,中国唱片业也因此无心投资、培养本土的摇滚歌手。

据统计,目前中国唱片市场上盗版和正版发行量的比例是96∶3,另外1%是一些非卖品、试销品,而其中摇滚乐唱片占总体唱片发行量的比例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出生在美国纽约的华人吉他手郭广怡是中国早期商业上最为成功的摇滚乐队之一 “唐朝”的初创成员,他也说,没有一个中国摇滚歌手从唱片销售中挣过钱, “你只能靠现场演出维持生活。 ”。他举例说,在1998年签约的最后一份唱片录制合同中,“唐朝”仅仅从每张唱片的销售收入中分到两毛钱。

崔健曾有一句无奈的话,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摇滚乐的生存困境:“有人说西方摇滚是滚动的石头,而现在的中国摇滚,就像一个滚动的蛋。蛋很脆弱,为了不让这个蛋被碰破,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西方摇滚人很富有,我们还很穷。”

据说,崔健有三个“白日梦 ”:一、重返北京,举行大型个人演唱会;二、有生之年观看“滚石乐队 ”现场演出;三、与“滚石乐队 ”同台演出。如今,崔健至少实现了他的第一个“阳光下的梦”,不知道中国摇滚乐这颗“滚动的蛋”,能否以崔健9月24日首体演唱会为标志,开始逐渐“石化”的进程?

16年前,崔健写下了有名的摇滚歌曲《最后一枪》。当时,他依靠市场的“防弹衣”,挡住了政治的“流弹 ”,保护了他的摇滚音乐;然而,时光的流转如同他20年前唱得那样,“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不知道他今天能否依靠艺术的“防弹衣”,挡住市场的“流弹”?

“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

刹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

只有泪水没有悲伤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话还没讲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欢乐没享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和我一样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最后一枪

安睡在这温暖的土地上

朝露夕阳花木自芬芳

哦哦,只有一句话,留在世界上 ……”

http://www.upide.com/user1/8/archives/2005/221.html

 
 楼主| 发表于 2005-10-21 11:12:00 | 显示全部楼层
 
崔健,为中国摇滚减负
  覃里雯/文 2003-1-6 9:57:57 阅读 1601

西方摇滚乐是拔地而起,
中国摇滚乐是拔泥而起……
我原来不为自己的工作做解释,原来是从一开始,后来是从零开始,最近才发现我是从负数开始。在从负到零的过程中,什么你都要做。



  刘欢的说法也许并不公正,但是符合部分事实:“我觉得中国的摇滚人伟大又可怜……”

  崔健的语速很快,依然容易激动。他被迫忍受日复一日的误解和攻击,这使他对毫无恶意的问题也做出抗拒的反应。谈论摇滚乐必须先谈论社会问题,他比大多数人看得早,也看得清晰,但是这让他非常愤怒。“为什么由我们这些所谓创作活跃思想简单的人去谈论这些社会问题?那些研究社会的人上哪儿去了?他们本身就是一些白吃饭的人。”
  2002年里崔健的东西公司做了两件大事:雪山音乐节和反假唱运动。这两件事都招来了横飞的唾沫和最恶意的揣测。崔健让人钦佩地保持了自己对外界反应的敏感,他做出的回应迅速而有力。虽然他完全可以把这些东西拒之门外,让自己少受一些折磨。他以忍耐的态度教导记者:“谈论艺人是肤浅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是社会问题。……艺术家什么也没有做错,要关心他们,最好从硬件着手。”
  在可以谈论的范围内,我们应当看到,中国摇滚无从谈起。中国摇滚乐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是纸媒体上文字化的中国摇滚乐,而不是音乐本身。摇滚乐变成一种抽象的符号,被以各种方式运用,但是无论符号运用者还是接受者对它的实体都没有足够的体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地体会过,每天打开电视和收音机就听到摇滚乐是什么感觉。这并不仅仅是摇滚乐的问题。
  摇滚乐无法通过大众媒体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而在目前的商业运作情况下,它即使不迅速枯死,也会长期半死不活。在两年前的一次北大讲座上,刘欢提到了唱片业的一些数字:“中国最大的唱片公司——中国唱片总公司1996年的总发行收入为2亿,1999年下降到1.6亿,1999年则刚超过1亿,据调查,中国目前市场上盗版和正版的发行量的比例是96∶3,另外1%是一些非卖品、试销品。”这其中包括摇滚乐唱片,其占总体唱片发行量比例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现场演出是最后一条途径,但是刚刚松缓的演出市场又受到假唱泛滥的威胁,认真创作和演出的艺人无法像投机取巧的同行一样节约成本,结果生存越发艰难。
  没有健康、公平的商业环境是不可能奢谈摇滚的进化问题的。但是由谁来推进摇滚的生存环境?崔健所能找到的人就是自己,还有一些和他一样并不拥有话语权的乐手。“我想了很久,这么做其实最省事,根本不用组织,不用开会、不用找音乐协会、不用找司法部门……观众支持是最直接的。我可以不断地演出,同时一起做这个活动。”他们能够施加的影响只局限于那些关注这个问题的听众。反假唱运动在网上获得的支持率是60%以上,反对率20%,其余持中间立场。但是参加投票的人数并不可观。“对这次运动的影响我们也有心理准备,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是成功的。”
  摇滚乐手是否自己也造成了某些不利因素?从1986年的《一无所有》开始,人们就摇滚究竟是什么开展过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摇滚神话”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即将摇滚精神理解为反叛精神。这种僵化的定义既影响了许多摇滚乐手的创作,也妨碍了大众对摇滚的接受。刘欢的说法也许并不公正,但是符合部分事实:“我觉得中国的摇滚人伟大又可怜。说其伟大,是因为其这么多年以来不图名,不图利,无任何支持而支撑着自己喜欢的事业;说其可怜,是因为中国的摇滚乐前四五年由于走入某种歧途,既失去了原来的老听众又失去了应该去培养的听众。摇滚音乐,是‘城市人的普遍音乐’,是一种大众低层的音乐,不应该被制作成高不可攀的东西。把通俗的东西弄得太神圣则失去了很多听众。”
  “有些人把流行音乐当成茶余饭后的消遣,因此不关心假唱,这种清高的态度是对流行音乐的不尊重。”崔健说,“可以限制克隆人,为什么不限制克隆音乐?这也是人类野蛮的新的表现形式。”作为一个极为勤奋的乐手,他无法接受人们对流行音乐的漫不经心,他也许可以拒绝谈论这种轻慢,但它确实令他不快。像一个真正严厉的父亲一样,他试图将敬业的观念灌输到摇滚乐行业中,而且他用同样的严格要求听众:“无知、麻木、傻帽、同流合污。不反对假唱的人都可能在这四种态度中对号入座。”这种向一切战斗的态度同样会引起对他的抗拒。
  16年来,崔健的经历使他对自己的环境不断发生认识上的变化。“西方摇滚乐是拔地而起,中国摇滚乐是拔泥而起……我原来不为自己的工作做解释,原来是从一开始,后来是从零开始,最近才发现我是从负数开始。在从负到零的过程中,什么你都要做。中国整个环境没有一点是为摇滚设计的。”而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在中国社会文化走向多元化的进程中,崔健是不可缺少的。
  崔健注定成为中国摇滚乐的铺路石,他应当得到最高致意,不仅因为他是最硬的一块石头,而且因为他保持了一贯的开放精神。他的一位荷兰朋友对此印象深刻:“其他中国摇滚乐手也有很多经常出国演出,但是只有崔健的问题最多,从音乐到鞋子……他对不了解的东西非常好奇,不会像别人一样躲在自己的熟人圈子里抽烟。”我们或许在摇滚乐是否决定文明的前途上会与崔健产生岐见,但是在一个人对待自己职业的态度上,我们完全一致。
( 覃里雯/文 02-12-30 89 )
http://www.eobserver.com.cn/ReadNews.asp?NewsID=2735
 
 楼主| 发表于 2005-10-21 11:14: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摇滚十大经典
诡异的华丽 发表于 2005-10-13 18:28:06
1.一无所有 这没什么可说的,没有这首歌的横空出世,哪里来的中国摇滚.

2.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这首歌提供给我们的意识是深不可测的,老崔就是老崔,在今天,这首歌仍有相当积极的意义,深邃的人文思想加上纯正流畅的器乐,这是伟大的结合。

3.梦回唐朝 中国最出众的重金属,唐朝创立的不仅仅是一杆重金属大旗,还有他们浪漫的新古典主义,中国老朽陈旧的诗歌与京剧唱腔被其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这是中国唯一一支伟大而纯粹的乐队,难怪台湾音乐制作人小虫听过此歌后,概叹道:港台一百年也出不了这样一首作品。而这首歌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以后的"民族主义摇滚""中国特色的摇滚",这种论调与一直被鼓吹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欺欺人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唐朝不应对此负任何责任。

4.国际歌 这首歌初出之时,被无数无产阶级卫道士骂的一无是处,可在大多数人听过这首歌之后,却认清了那类人的伪善嘴脸.记得当初不少初出茅庐的乐队在开始自己的演唱会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这首歌作为结束曲,唐朝可不仅是把这首歌配上五和弦三连音那么轻松,而是真正告诉了未来的摇滚人摇滚的意义何在,但遗憾的是,仍有一部分人在听过这首歌之后,有了一种"找到组织了!"的感觉,从而出现了一批摇滚人中的流氓无产者和投机分子,以及一批狗尾续貂的翻唱跟风之作。

5.无地自容 这首歌的流行基准使得他迅速火遍神州,他首先征服的是还不适应摇滚的国人的发软的耳朵,由于是与香港人的签约合作,香港菜农们的造星与创收意识造就了这支乐队,但歌本身全无香港乐坛的浮华与奢靡之气,硬气十足.在今天看来,这不是一首异常成熟的作品,但这首歌使得更多人接受并深入了摇滚,相信今天无数手操响器的弟兄们听到这首歌时都会感到异常亲切,虽然其意义来自另一个不很积极的角度,但伟大的作品就是伟大的作品。

6.姐姐 这也许是中国最具人文意识和思想的作品,但遗憾的是,这首歌中所蕴含的愤怒和绝望没有几个人能听得清,更多的人仅仅是通过这首歌认识了张楚而已,而在张楚带给我们更多他的作品和传奇故事之后,我们仍能发现这首歌的意识涵盖力是中国首屈一指的.

7.姑娘,漂亮 何勇带给我们的是他比老崔更具体更直接更愤怒的愤怒,因此,他的歌带有鲜明的朋克色彩, 说他是中国最早的朋克也不为过,当这首歌在京城呼啸而过时,更令人痛快的是他给了绵软贫血的香港乐坛一记响亮干脆的耳光,何勇得毫不容忍使得香港乐人在他面前显得那么猥琐而有气无力,这才是朋克,另外,<钟鼓楼>让我们发现何勇原来也蛮收放自如的。

8.我的秋天 这首歌没有在中国大面积地流行是件让人困惑而又欣慰的事情,这首歌首先枪毙的是中国一些号称民谣的东西,民谣摇滚既出,民谣就可以收拾收拾去世了,这首歌让我们认识到民谣首先来自的是心灵而非大街小巷,爱情,这首歌的爱情让所有香港的那捆爱情骗子显得更像是琼瑶妈妈桑的干儿子女儿之类的。

9.祖先的阴影 这首歌带来的是复古主义和黑色重金属,超载更多带给我们的是他们标准的金属乐队和乐手形象,与唐朝相比,他们在台上更具活力,五个人一起精准地甩动长发的情景总让人热血沸腾,但这往往掩盖了他们意义深刻的思想。

10.红旗下的蛋 老崔在他推出<一无所有>十年后,以这首歌为一切已经庸俗不堪的POP艺术做了终结,而这些东西却正在大行其道,老崔永远是后现代的.老崔的地位今天依然屹立不倒是无可争议的, 但这也是中国摇滚的悲哀。

中国摇滚人物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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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辉煌一时的“魔岩三杰”

今日回过头来讨论“魔岩三杰”,我们真应该搞清楚这个曾经辉煌的称号来自何处?最后又消磨于何处? “魔岩”的概念来源于台湾滚石公司的下属机构——魔岩唱片,而窦唯、张楚、何勇正是该唱片旗下三位至关重要的签约艺人。虽然“魔岩三杰”最初不外乎是一种炒作或包装,但在摇滚短缺物以稀为贵的90年代中期,“魔岩三杰”燃起的新音乐的火种呈烽火燎原之势,给全国各地踌躇满志的摇滚乐手、乐迷足够的继续下去的强劲希望。
  
“魔岩三杰”这个带着古中国特性的概念能够迅速树立起来,当然得与众摇不同,窦唯和张楚剪掉了像征着“摇滚”的长发,以平头的形象(窦唯、张楚90年代初就穿过条纹运动衫、军衣、连帽衫,在看看现在的时髦小子)出现于开始富富有余的保守的1994年,那么多天南地北的摇滚乐迷却不习惯了,甚至于惶惶恐恐中反问自已“这是摇滚吗?”,“新音乐”摇滚吗?不管这是不是摇滚?新音乐是否愤怒?“魔岩三杰”的三张在当时超前立新的专辑能够顺畅地问世,却是公司认定了他们潜在的商业价值。而窦唯、张楚、何勇因各方面的原因也没多少与听众群交流的兴趣了(如今沟通和交流仍是地下音乐的固疾),至今他们80%以上的外地歌迷仍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这无疑伤了摇滚乐迷的心,摇滚乐在中国是个无奈的弱势群体(但非草根阶层,中国摇滚一直是不稳定的高消费群,混杂着大量的富家、高干子弟,有闲阶层,高收入者),普遍缺乏的是自信和自立,习惯于把人生大部分的希望寄托在几个孤独的个体上,祈望其为代言,代为呐喊,代为愤怒,代为抒发情怀,代为喜怒哀乐。
  
只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窦唯率先表出他的处事态度,张楚继续拐弯抹角感怀炎凉的世事,火药性别的何勇也沉默至今…… 魔岩三杰自1994年香港演出(本来这次集演极其鼓舞华人摇滚的信心)后让人沮丧,不约而同的隐世入定,以窦唯为最先,虽然《艳阳天》实是好听,无奈窦唯却由此陷入了唐诗宋词元曲里自溺,张楚又一直不愿站在人群里,不停的游离着……如果不提何勇的话,那么窦唯和张楚都有诗人的阴郁气质,诗人是崇尚美的,嗜好爱和温暖,他们当然明白,激进是革命的前因,而革命又是暴力的,暴力它总是会破坏美,所以他们丧失了都曾有过的冲劲,而冲劲——对于第三世界的中国的摇滚乐手又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你又摆脱不了正常生活的干扰。何勇摆脱过吗?曾经一时兴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说了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惨遭禁演,从此斗志飘落……
  
但唯心主义者的窦唯没有做错什么,只是从后朋克到环境音乐他在形式上先行了,张楚拒唱“姐姐”是自觉的进步,一个人按照自我方式过活是拿到哪都说得过去的(但自恋自怜又总有自私之嫌),这无可奈何的成了“魔岩三杰”最后的处事方式,哪怕当初都曾涌动着热血,没有久热的血冻成了掩盖激进的絮雪,絮雪又被发高烧的现实融得干干净净,接着我们被迫听到了《山河水》、《幻听》;却没有听到过多来自《垃圾场》的翻腾声;没有看到“可耻”的孤独人战胜“可耻的孤独”;“面对新的中国”那个后来迷恋喃喃自语的人果然“不想再多说了”……   本来关于魔岩三杰的话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魔岩唱片的缔造者——张培仁,他却不会公开发言,尽管他最有资格将魔岩唱片为何从大陆撤离的原因揭橥于世,而我宁愿相信魔岩唱片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插一句不中听的话:中国摇滚的失败实际上就是违背经济规律,胡乱行事,没有经营机制的必然结果,而胡乱的地下音乐正在步其后尘。
  
“魔岩三杰”的话题当然没有魔岩唱片的敏感,如果能和当年魔岩的乐迷探讨后者更容易触及中国老摇滚问题的实质,最重要的当事人——张培仁,你沉默多久了?你是否还为中国的新文化、新音乐寝食难安吗?你是否还在“寝食难安”的自责?台湾的海风凉快吗?那么多千姿百态的男女艺人好管理吗?你难道真相信大陆摇滚如今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说到发言权,其实谁又比魔岩三杰更有发言权呢?但他们也不会再耐心解释:窦唯在短暂的流行摇滚后迅速暮气沉沉的反向而行?何勇为什么第二张专辑成了悬而未决的事?张楚为何进京十年以后选择搬离北京?就像张楚一直在稳重的进步,但没了“姐姐”的大众煽情歌曲,群众基础广泛的他居然被老气横秋的摇滚乐迷一一脱离;窦唯也是如此,没有“Don't Break My Heart”,其盗版销量下降了十倍,可见,流行,流行的旋律(彻底压倒了节奏的存在),不仅对于没有灵魂的流行音乐对于中国摇滚也是多么的中伤啊! 当“魔岩三杰”成为旧时的称号,钙质和脑细胞丧失怡尽的中国老摇滚将比20世纪更糟糕,当张楚终于冷静的举家搬回西安,何勇继续在京城闲荡、默然,窦唯仍忙着释梦,过去永不再来。而“有没有希望?”只不过是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窦唯***
  1968年10月生于北京,1989年加入黑豹乐队任主唱,1991年黑豹因 首张同名专辑声名迭起,1992
年底退出黑豹。
  1993年组建做梦乐队,在《摇滚北京》中发表单曲“希望之光”。
  1994年5月由魔岩唱片出版第二张专辑《黑梦》。
  1994年12月和张楚、何勇、唐朝参加香港红勘体育馆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的公演,极其鼓舞华
人摇滚乐迷对摇滚乐的信心。   1995年10月第三张专辑《艳阳天》悄然问世。
  1996年8月其单曲“主”被《中国火贰》收录。
  1997年5月其单曲“婉啼”收录于纪念张炬双专辑《再见张炬》。
  1998年10月其单曲“太庙”被《中国火叁》收录。   1998年10月第四张专辑《山河水》面世,
其创作能力遭到外界的部分怀疑。
  1999年10月以“译”乐队的名义出版第五张专辑《幻听》,销量及影响力大不如最早的两张专辑。
同年出版个人精选辑。

***张楚***
  1968年10月生于西安,10岁那年离家出走。17岁考入西安某大学学机械专业,后又辍学。
  1987年只身到北京谋求音乐发展,1988年录制了早期作品“西出阳关” 、“Bopomofo”等作品。
  1991年参加合辑《中国火壹》的录音,收录有他那首广为流传的“姐姐”,开始受到圈内外的关注。
  1993年将88年的作品以《一颗不肯媚俗的心》为名发行专辑,无甚大的反应。
  1994年5月由签约公司魔岩唱片出版其专辑《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受到摇滚乐迷深度的喜爱。
  1994年12月和窦唯、何勇、唐朝参加香港红勘体育馆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的公演,极其鼓舞华人
摇滚乐迷对摇滚乐的信心。   1996年8月其单曲“认识了”被《中国火贰》收录。
  1997年5月其单曲“我的睫毛快被你吹掉了”收录于纪念张炬双专辑《再见张炬》,是该合辑中少
见的佳品。   
1997年12月第3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仍由魔岩唱片出版,因有新的音乐元素加入,虽销量不
佳但仍能确保其至高地位。同年早期代表作“将将将”入选合辑《黑月亮》。
  1998年10月,其单曲“这么大”被《中国火叁》收录。
  1999年开始自觉学习电脑音乐制作,准备第三张专辑的素材。
  2000年8月因对北京文化的厌烦搬回老家西安。
 
***何勇***
  自80年代中后期起先后参与报童和五月天乐队等乐队,活跃于开始有生气的北京摇滚圈。
  1993年解约前签约公司大地唱片,转签魔岩唱片。
  1994年5月由签约公司魔岩唱片出版其专辑《垃圾场》,受到一部份男性摇滚乐迷极度的喜爱。
  1994年12月和窦唯、张楚、唐朝参加香港红勘体育馆的“摇滚中国乐势力”的公演,极其鼓舞华
人摇滚乐迷对摇滚乐的信心。   
2000年任“文化在中国”网站音乐部分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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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乐队的春天

这张专辑就这么出来了,从知道消息到推出仅仅用了一个月,红枫并没有食言,我知道他这是对孩子们负责也是对未来中国音乐的发展尽力.实际上这个九九年也是在花儿的“轰隆隆”中滚滚而来的,并且让我感兴趣的是花儿似乎已成为一种理想的象征,很多孩子们听完这张唱片纷纷树立了组乐队的理想,因为花儿能,我们也能。这真是一件让我感到十分兴奋的事情,想一想未来,这个年纪的孩子们都宣称自己要组乐队而不是去玩电子游戏和打台球,哎呀,绝对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不过花儿确实还是孩子们,确切点说应该叫小小少年,可就像我写过的另一篇文章的名字,少年却知愁滋味,他们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生活,应该怎样面对生活,因而这张专集里的所有歌全都是有感而发。

大张伟说他的每首歌都挺有讲究的.“向我开炮”讲的是有回睡不着觉,特兴奋就突然想一个词,叫向我开炮挺好;“稻草上的火鸡”是有一天晚上郭阳跟他说了一堆外星话,什么八耳毛驴,六脸的骆驼,突然来了一个稻草上的火鸡,等郭阳走了他想稻草上的火鸡这词还挺好,然后就这么写出来了,我觉得动物吧之间不用争抢什么东西,也不用爱慕虚荣,就是每天打鸣,顶多是找个母鸡,不会有更多的想法,生活比较单纯;“轰隆隆”就是我们演出老没有一个开场白,然后就编了这么一首,一演出就开始一块蹦。“花儿”这首歌是看到小女孩时的感觉,他说这种事从家长社会就不该去干预,他觉得一个人只要超过一米五零的时候必须对女孩有感觉了。(笑)“静止”是有一段时间同学们特忙,没人找他来玩,他觉得特没劲,电视看的他眼睛直近视,那时侯每天看电视到夜里两点半,除了睡觉每天脑袋特晕,没劲,就这意思。

其实最让我对这些孩子们感兴趣的还不是他们的年纪而是大张伟手里的那把GIBSON custom,天那,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用的应该算是全北京最贵的吉它了,这把琴比崔健手里的telecaster贵将近两倍,比李彤手里的afr155贵两倍,比丁五手里的gibson nighthwark 贵三倍,比新裤子吉它手彭磊手里的star贵三十倍,比超级市场的羽伞手里的易普生贵五十倍,比盘古手里鹫峰贵一百倍。而郭阳手里的YAMAHA贝司也是超过一万多的琴。也许是因为如此,花儿现场的质量非常高,那股朋克乐的张力可以恰如其分的爆发出来.想一想有些自称朋克的乐手叫喊着设备不重要。

花儿乐队站在幸福的旁边,一想到这事我就想乐,这首歌的原意说张伟的同桌交了一个女朋友,于是就成天说我太幸福了,大张伟看这特逗,于是写了这首歌告诉别人我站在幸福的旁边。可是天做巧合,整日里站在花儿乐队旁边的却是这个姓付(红枫)的,所以我们就都说花儿乐队站在姓付的旁边,但其实花儿身边的这个人真的非常重要,在北京乃至全国,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仍处于一无所知的地步,很容易接触一些不好的东西,学一些黑社会的作风,抽烟喝酒赌博打架骂人,拦截低年级同学的钱,整日泡在游戏厅。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判断能力,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而他们身边的这个人肯定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该学什么,不要学什么。特别是花儿专集里边告戒青少年不要吸烟的公益广告,给这张本来就出色的专集增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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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AGAIN--新写意音乐

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到哪里去了?�他们眺望自己内心的音乐之河,他们知道自己只是刚刚开始,他们所渴望的彼岸,不在河的对面,而在河的高处。他们逆流去追溯内心音乐的源头。他们栖息在四季轮回的枝条上,以最自然的方式歌唱、梦想并且生活。他们写意般的音乐泼墨在大地上,一如鸟儿在天空的飞翔。

  在历经一代中国青年共同的喧哗与嚣动的心灵历程之后,他们开始沉静下来,他们不再渲泻生命的原真冲动,而是将激情内敛,让自己的情感在明亮的心田流淌,恰似荒漠甘泉,滋润并分享人类美好的慰籍、温暖和亲情。�他们将自己现在的音乐称之为“新写意音乐”,试图营造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唯美意境,一种宁静、丰富、纯洁的生命写意,一种抒发人性温暖、情感魅力的终极音乐。

  轮回AGAIN乐队成立迄今6年,是一群年轻的“老音乐人”。当年《烽火扬州路》已渐渐飘远,狂飙般的身影与高亢的呐喊,已随岁月抛在身后,如今的他们变得更成熟,有着值得日趋 信赖的理性和澄明。他们几乎全部毕业于中国最高音乐学府,有着良好的东西方音乐素养,对现代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领悟力,他们将古典音乐与民族音乐融合为全新的现代东方音乐--新写意音乐,这使他们在新
专辑中的这些作品,不仅优美,而且沉燧。�

  生于民乐世家,自小就受到中国传统音乐耳熏目染的主唱吴桐,沉稳的吉它手赵卫少校(也许是圈中职位最高的一个),不善言语、喜欢思考的吉它手李强,经常沉浸在古典旋律中的贝司手周旭,他们以充沛的朝气与新和力,构成一个默契、富有才情实力的写意组俣。他们和JVC唱片公司签约不久,即开始了新专辑的创作和制作:他们抛开已经习惯的东西,深入民间和大自然,倾听并采撷着那些已渐渐被都市人遗忘的质朴、有力的天籁之声。他们在作品中使用了中阮、小阮、竹、管、箫、锣等民族乐器,使得他们所要倾述的理念更为突出。

  吴桐说:“做音乐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我们的新写意音乐,就是用自己熟悉的民族语言,在最自然的状态下,和人和生命沟通。大家都在关注流行,今天这个,明天那个,最后就没有人关心你到底想说些什么。我们希望给人们积极向上、与自然和谐的东西,把对生活的激情注入到自己的音乐中。”�

  轮回AGAIN乐队的新专辑,是一张少有的描述心灵成长史的倾情力作,它以写意的方式,探索更辽阔的情感世界,体验爱与亲情的生命感动,涉及了众多现代社会的灵魂命题:世界的和解、代沟、理解、失落、寻找家园、生存方式……无论《认真》、《春天》、《花非花》还是《月残花落》、《寂寞的太阳》、《夜》、《往事的河流》,在一如既往的悠远大气之中,多了绵长细腻地倾诉,高扬中稍带着宁静的缅想,娓娓表达月光一样纯净透澈的挚爱和追求,也许就在这温煦安祥、柔和轻灵的写意境界中,一颗颗疲备、浮躁听灵魂得到了妥贴的安顿。“昨天的伤口,不是放纵的理由/是谁的错,都已走过/还要认真的生活//所有相爱的人呵,就算苦也不乎/那寂寞的眼,漫长的路/让我们相互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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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盘古《欲火中烧》

眼下,是贱卖大唐盛世老古董的时候了,是惊醒艳阳天的白日梦、倒闭工人已下岗的飞机工厂的时候了,是轮到该用红旗下的蛋做蛋炒饭喂猪的时候了。我们迎接这一对板斧,准备用青春和热血在它们劈开的战场上恣意撒欢、战死街头--眼下,是开天辟地的时候。
  
根本不是我们丧失了为人的欲望,而是现在导致阳痿的补药太滥;根本不是我们没有说真话的舌头,而是这世界割舌头的刀子太多;根本不是我们没有用怒火去点燃老庙的勇气,而是牢门形状的庙门太多,我们必须一一捣毁。以上即是这张由从上百首歌曲里选出的最"温良驯服"14首组成;在连续七个小时内完成所有的排练、录音、混缩、制作,甚至还吃了一顿饭录制而成的专辑经历了各个或荒谬、或艰险的关卡,竟在近半年之后才亦以纯地下发行的面目见世的原因;甚至,大家会发觉这张唱片内页里注明的15首歌而CD中只有14首,这完全是制作时的麻痹疏忽,这真很有趣,中国人为人很不朋克,但做事却很朋克(专辑中所遗漏歌曲"一支枯草"将收录于音乐天堂特刊《朋克时代Ⅱ》中)。毛主席告诉我们不但要有打持久战的耐心,还要有打游击战的智慧,所以这不算什么,手里这张血红的唱片说明我们已攻下一个小山头,它是胜利后一场小小的受勋仪式;或是一部宣言,一种挑衅,一阵励战的鼓声。

  新闻联播、《中国青年》或笼罩着乡村城市的用于励志或调情的歌曲里我们听不到亿万底层青年的声音,而红透了的北京摇滚更在用它们的俚语和胡话歪曲、杜撰、误导着它,终于,朋克来了。在有人肆言中国的传统与国情不适合朋克的时候,盘古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们可能去尝试其它的途径吗?"上街上街,大开杀戒,反对一切,呆在家里总有呆不下去的一天,人就应该死在街上,怎能
死在床上?!",就是这样,你想做一只被逼急了咬人的兔子,还是被主人阉割的京叭?当我们连表达的权利都被封杀时,我们被愚弄、欺瞒、蔑视时,我们会用最大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吼一吼,我们不但会威胁,我们还懂得将吉它改装成枪的技术,而不是一秒种换七个和弦的伎俩。我不会怀疑青年们对这张唱片的接受能力,我小窥的是《欲火中烧》发行中被压制的限度。现在盘古正准备去攻打榜单、柜台、收音机、《音像世界》的封面和春节联欢晚会,主唱敖博已看准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首席的位置,并将下张专辑《独立》的另七个小时写入了最近的时间表里。

  音乐上必须被提到的不是"圈"里的迷笛,亦不是"原子弹"里的硬核噪音,而是专辑中每首歌的时间过于冗长,这一缺陷盘古将在下张专辑里以45分钟25首歌予以解决。敖博说:"我不是艺术家,我只是一个破坏分子",盘古第一次将摇滚乐的平民意识,自制精神带进中国,就算盘古有很高深的技术亦永远不会是他们愿意被谈及的话题,吉它作为一件器材本身就是一种束缚,那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手段,音乐的意
义亦只限于此。《欲火中烧》的"音乐艺术"可能会被某些不是玩琴而是被琴玩的摇滚工人认为在他家窗外的建筑工地上亦可录得,但它在方式上无疑会引发一次真正向摇滚内核突击的革命,你会明白摇滚是多么容易、多么简单,它要求的不是你一天练23小时的吉它,而是你现在就可以去录音,去做专辑,去把任齐贤从台上揪下来--甚至可以没有吉它,只要一条嗓子和一个水桶;甚至可以没有车库和地下室,你
有街头和你爸爸的客厅,再加上你的勇敢和诚实,盘古需要你去把他掀翻--火已经点燃,就看你怎么烧了。

  深受鲁迅与李敖文风影响的敖博在歌词中体现出了他的锋利与聪明,无论在谈论什么--社会、文化、生存、生活、性……戏拟、象征、隐喻的手法甚至幽默地体现着最深痛的压抑下最嚣张的发作。可能是由于乐队贝司手的诗人情绪或一些歌曲写于盘古的学生时代,被敖博认为是中国摇滚最大的诟病:消极颓废亦闪烁于《欲火中烧》的个别字句间,这正是盘古现在正努力忘记这张专辑的原因,他们不愿再以受压迫的弱者形象进行解释式哭诉,而决定以受压迫的强者身份进行攻破式怒骂。盘古明白,并想让更多的青年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我们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怎样向灵魂证明--作为一个人我们在这个世上活过。

  几千年来,为了自由,青年可以付出任何代价。 这不是威胁,而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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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幽默的摇滚-子曰 >

子曰乐队在众多的标新立异的摇滚乐队中,没有标榜自己如何如何,音乐亦是如此,朴朴实实的,主唱兼贝司手秋野、吉它手文霖、鼓手张月。   

子曰的歌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说说的,首先是他们的幽默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人的摇滚中感觉到幽默,这在今天挺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摇滚一向被认为是件严肃、正经、深沉的艺术,以至那些无法严肃、正经、深沉的摇滚者为达到这一标准不惜变得虚伪和无聊,有时总觉得中国摇滚的那种沉重有些可笑。

可子曰没有“装丫挺的”(假正经),以一副轻松、诙谐和调侃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音乐。其次,他们是自崔健以来第二个能让你在音乐和歌词中同时都能品味出含义的摇滚者,听子曰的歌,有时像品茶,越品越有味道。其实,子曰才是真正的严肃、正经和深沉。  如果你在听子曰的歌时仅仅停留在他们的幽默与诙谐的层次上,那就错了,正象他们要在音乐中加入一些方言、戏曲成分一样,他们并不是在普及方言、戏曲,而是借鉴这种形式,来使他们真正要表现的主题更和谐、更丰富一些,幽默与诙谐也是如此。

子曰真正要表达的是一个很一般的主题:生命的无奈、脆弱与悲哀。也许这样的主题谁都可以信手来表现一下,但这一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主题,子曰可以通过对父亲产生不信任感的儿子的挨打来表现(“乖乖地”),可以通过遭枪击的小鸟和遭雷劈的大树来表现(“大树”和“门前事儿”);可以通过世态炎凉的人际关系来表达(“瓷器”和“酒道”);可以通过自卑心理的描述表达(“相对”)。 秋野的演唱是一种突破,这种借鉴戏曲念白的演唱形式更加完善了子曰的整体风格,有时,你会担心这种方式会影响歌曲的旋律,但在“相对”这首歌中,秋野的演唱和歌曲的旋律是十分融洽的。   

崔健成功地完成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从音响、音色、乐器空间的放置上,都能听出他是下了一番心思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崔健把后现代摇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 低音贝司效果加重,使音乐整体上多了些沉稳,使子曰在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时不会让人感受到是一个新秀,而是一个老手;使秋野可以有目的地表现自己看家本领,这也是他愿意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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