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授：我向“扩招”投降

我是一个教授，马上就要退休了。我最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投降。
　　我向“扩招”投降。那之前，我一直是讨论式教学。最多15个本科生，最多三四个研究生，好像春日踏花，信马由缰；又像祖孙促膝，余音绕梁。现在可好，一教室80个以上的学生黑云压城，我只能重新开始填鸭式的满堂灌。我不记得他们中的任何人，他们也不会记得我讲过的任何事，大家只是在一起为GDP做贡献。
　　拿大学当乡镇企业，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所有学生的所有课程，我一律给100分。
　　我尤其要向硕士生与博士生的“扩招”投降。
　　此前8年间，我每年只有一个硕士生或者博士生。现在，我不得不同时带9个博士生和8个硕士生，而他们中间，只有2个半人不是“只要学位，不要学问”。
　　上面已经预告了：今后3年，博士生还要扩招2倍。
　　拿学术建设当流水线,追求“规模效应”,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我决不再看任何学生的论文。
　　我也要向“教学改革”投降。我以前上课一直是天马行空，因为我相信，所谓教授，一是要有自己的学术思想，二是要善于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可是，现在所谓的“教学规范化”，愣是要求我写出每节课的每10分钟要讲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而且，指导学生论文的时间要精确到一分钟，记录要不少于500字（每次指导！）。可是与此同时，我再三申报的社会实习时间却一直不批准，因为实习不能进行“ISO9000质量管理”。
　　拿教授当熟练工，还当贼，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我干脆做一个“单放机”。
　　我还要向“赢家通吃”投降。
　　我主持的答辩，一直被认为是“鬼门关”。我曾经“枪毙”过第二号德高望重的前辈的硕士生，而且是痛哭流涕的女生。但是，当我参加一位副部级硕士生的答辩时，看着那报刊集锦般的“论文”，我却什么也没说，因为那是我的顶头上司的学生。
　　挡不住“官位学位，一个也不能少”，我不得不投降。
　　下辈子再主持答辩，我若不放水，就不得好死。
　　我还要向“职称评定”投降。我不敢像一位朋友那样，拒绝参加一切此类游戏。可是，当我听到学生把一位我投过同意票的教授骂做“人渣”时，我觉得自己也是。
　　教授一毛钱仨，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一定要发明“真知灼见过滤器”，附赠“人品培养液”。
　　我更要向“科研成果”投降。我的“字数”不算少，也还有些赞扬者。可是每每见到那些发表于顶级刊物的、价值数万元到数十万元的、国家重点课题的“研究报告”，总像是吃了苍蝇。它们实在没有超出我每天受到的灌输，例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历史的必然”之类的东西。
　　打不过“政策诠释学”，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一定要经商，专卖“拼文软件”，而且具有“同义不同字”的功能。
　　我特别要向“猫腻课题”投降。最近几年，我熬到了一个资格：通讯评审别人的课题申请。可是朋友告诉我，我犯规了，因为我居然“枪毙”了其中的大多数，使得那些有资格开会做出最终决定的前辈们很为难。去年，“拿着鸡毛当令箭”的我，终于丧失了“陪玩儿”的资格。后来我认了一下真，对照发现，那些被批准的课题，只有一个不是我所“枪毙”的。
　　学术逆淘汰，我不得不投降。下辈子，一定去当真正的“三陪”。
　　我最彻底的投降，是供奉给“经济学单边主义”的。当“良心多少钱一斤”真的能够计算出来的时候；当“成本、效益”这样的词汇居然进入美术作品与流行歌曲的时候；当人与社会的“狼化”被歌颂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时候；我不得不彻底投降。
　　来生来世，如果我没有当牛做马，那就一定去学“发财美学”。 [em13]

认同老前辈的感受！

唉！长此以往，中国的音乐教育将去往何地？

扩招是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也带来了太多的压力

现在学生工作也难找！

高等音乐教育不适合成为普及教育。

没错！

学校一直扩招，但是师资力量跟不上去，搞得现在声乐钢琴什么的都上大课！

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啊！！！！！！！！！！！！！！！！！！

是的！！！！！误人子弟呀！！！！！[em05]

好文！转一下！

请问这位教授：你觉得你的工资是高了？还是低了？

高了，教育产业化俺也是收益者。但是好象什么重要的东西少了。

[em01]

我也深有感触，现在的音乐教育已经丧失了音乐本来的意义了。自然、发自内心

但它也给真正热爱音乐的人提供了机会。

说的太好了

没办法，控制不了现实，只能调节自我，现在的教师难做呀

现在上海评职称中级（讲师）都要研究生以上或学过4-6门所教专业的研究生课程，音乐类的研究生没见大规模扩招呀~

同你一样，我也在大学里工作，深有感触，学生多，教师严重缺编，现在学校每年都盖宿舍、教室，都不够用，只好将教室盖成百人多的大教室，集中上课。这样的课，真不知怎样上？

转引自：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30129/xw/ttzs/200301290861.asp

南方周末　 　2003-01-29 10:24:27

□本报记者翟明磊李虎军 　　东南大学这次论文风波，因为顾冠群的院士和校长身份而备受注目，实际上，它暴露出的不过是国内博士生培养问题的冰山一角。 　　目前，中国的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多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按照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将达到5万人，跃居世界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将这种现象称为“大跃进”，“以这样高的速度增长，如何保证培养质量呢？即使保证了培养质量，以我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他们会不会大材小用或者成为向发达国家输送的人才呢？” 　　以东南大学为例，该校一共有1445名博士生，博士生指导教师却不到200名。 　　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该校每个博导平均要带十多个博士生，根本带不过来，“我同宿舍的一个博士生，导师根本不指导也不参与论文撰写，发表论文时却一定要署名在前”。 　　一位建筑系的教授说：“以前一个教授带二三个博士，培养一个是一个，现在多的带一二十个，每人每天只能指点一两分钟。而这些博士将来要留校当老师，真不知又能教出什么来。”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则用“严重滑坡”来形容现在的博士生培养，“以前博士毕业论文答辩，我们要请清华、人大的权威来会审，论文题目要通知全国同行的名教授。现在呢，博士生数量激增，经费又只有那么多，只好请同城或浙江的老教授，大家碍于面子，往往先打个招呼：我这个学生肯定不行，送个人情算了。” 　　“人情”或许可以送，但一般说来，博士生在毕业之前首先要达到学校规定的一些硬性指标。例如，在东南大学，博士生必须至少在一级学报上发表两篇论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当然，为了便于以后评职称，论文数量越多越好。 　　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建筑》主编曾昭奋称，“目前各种学术刊物越来越厚，成倍地厚，字号却越来越小，甚至用8号字”。不过，学术刊物厚度的增加或许仍然赶不上博士生数量的增加。 　　东南大学一位博士生说：“博士生的数量翻倍，核心期刊却没有增加多少，现在博士发表论文的压力越来越大，其实原创性的论文需要实验条件和积累，哪里有那么多？为了凑数，我们只能写一些专门为发表而发表的论文，发展到极端，就导致一些博士生铤而走险。如果开除李仕峰，只是很表面的行为，就事论事而已。” 　　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博士称：“说剽窃，其实大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许多人不敢指责李仕峰，或许是因为大家心里都有鬼。目前这种仅仅以论文数作为指标的考核方式，其实是逼良为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称：“前不久去世的某位百岁教授，在病中还指导12位博士生，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指导的。而有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博导或外聘博导，博士生一年都难见他们一面。” 　　学者分析，当中国博士生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科研能力的实际增长速度时，出现急功近利的博士生和失察的导师，并不奇怪。 　　教育部一位领导曾在一次会上指出，“现在大量博士生或者从事的科研方向很难说是学科前沿，或者是长时间陷在导师的低水平横向开发项目上”。 　　一位建筑系主任称：“由于博士生太多，以前博士论文还可以谈一些真正深入大局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博士论文甚至出现《论菜市场在城市中的定位》这样不入流的论文。” 　　在东南大学这次论文风波之下，蕴藏的是中国博士生教育的深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