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制度问题

任靖玺 破碎的教育梦 1993年2月，山西南洋国际学校破土动工。为赶在9月1日开学，我和大伙一起拼命干，我吃在工地住在工地，与工人们一起干泥水活，我们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平地建起了一所漂亮的学校。同事们开玩笑，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大熊猫，我们的眼眶都累青了。开学那天，看着学生们一排排进入校门，看着老师们那种激动和神圣的表情，我心里的幸福感无以言述，更无法用金钱这两个字来说明。我心里想，以费养校，滚动发展。来之于教育，还之于教育。以教育养教育，将我多年磨练出来的经营能力奉献给教育。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业比这样的事业更有价值和意义了！在县城当过乡镇企业局的小官，对官场实在没兴趣了。以后商海折腾多年，总算有吃有穿了，年轻时到处打短工的那种极穷极苦极累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经商对我来说也渐渐变得无趣。我的山西老乡阎锡山现在还能让人记住和肯定的，就是他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了。教育是有意义的事业，我能进入教育领域，就翻开了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新的一页，我下决心，再苦再累再穷，我也要把它撑下去。 　　从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始招生到现在，十二年快过去了。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是难以明状的、复杂而苦涩的滋味。有时对朋友们说，对我来说，搞教育是经历了一场炼狱。最近，我常想一个问题：如果让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在1993年进入教育领域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动机进入教育，一旦进来了，面对一个个稚嫩的孩子，你的内心就必然会发生变化，内心的责任感会大大加重，这可是一个会直接影响孩子命运的事业！压在心里的责任的份量很大，比任何过去搞过的其它业务给我带来的内心压力都更大，但是，我也因此有一种人生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有过这段为教育事业艰苦拼搏的经历，我感到自己这辈子没有白活。后来我看书，有的专家把我这种感受概括为“教育资本的特殊个性”，从事教育经营确实与从事其它经营有内在价值取向的差异。但是，如果我预先就知道从事教育有这么难这么苦，如果我预先知道我们的教育制度对学校有如此多的压制和干预，如果我预先知道我追求的教育价值在现有的教育制度下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我预先知道我关于以教育养教育的路子难以走通，如果我预先就知道我的教育梦终会有被压破的一天，我恐怕真的不敢进入这个禁区。 　　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学12年了，南洋学校在全国已发展到12所，近万名学生和二千多名老师，这担子沉沉压在我肩头，我感到自己的力量快被耗干了。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控制下，在现行教育政策的不断挤压下，我们南洋学校发展的空间和希望何在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南洋学校实现我们的教育价值观和理想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走通以教育养教育、实现经营与教育的良性循环之路呢？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搞出我们的南洋教育特色将南洋建成百年名校呢？多年来，我们用“百年教育，百年南洋”这样的目标来激励我们自己，而现在，我对此是愈来愈缺少信心。 　　我们南洋学校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熟悉民办教育的人们会说：不就是招生吗？那个民办学校不为生源问题而苦恼？这话说得并不错，如果没有学生，还有什么学校呢？在中国的民办学校中，南洋学校的招生情况相对算好的，我们现在仍1万多学生，但是，从我们的建校规模来看，我们并没有能招满，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生源压力。但是，仅仅一个招生难题并不是我内心最痛苦的东西，这个难题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解决。最痛苦的，是我体会不到价值，看不到意义、希望和未来。多年的思考使我认识到，南洋面临的本质问题不是招生问题，而是无法走新教育之路的问题。生源问题只是表相，它绝不是我们南洋学校面临的最深层的问题。我们南洋学校、中国的民办学校乃至全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症结，就是中国以专制特权、垄断利益、僵死模式为特征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制度。我们南洋人给自己设定的使命之一，是探索以素质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方式，是探索转变中国应试教育的方式方法，但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十二年来，不是我们改变了应试教育，而是应试教育改变了我们。我们过去希望在应试教育的夹缝中寻求突破，但是，近年来，教育行政部门把夹缝那点可能的空间都一一填满了，我们愈来愈被关进应试教育的铁牢之中。除了在教育行政部门制造的教育铁牢中强化应试教育之外，我们没有其它选择的可能。中国的基础教育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从教育乱收费到占用学生的假期补课，从学生身体被搞坏到个性被压制，从中小学生自杀到禽兽老师强奸小学女生，从老师打骂学生到学生自尊心被毁灭，从考试做弊到教材买卖中的腐败，从应试教育日趋强化到素质教育只喊不做，所有这些现象，都是这个教育制度的烂根子结出的烂果子。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枝叶花果遭到虫害的问题，而是根子腐烂的问题。没有素质教育的空间，我们南洋就无法以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来调整我们的教育，我们就无法学生为中心搞出我们的教育特色，没有素质教育的可能，我们就只有重返应试教育，而这就把我们逼向了死路。12年来，我建起12所学校，但我们的学校最终也不是素质教育的乐土，而仍然被强迫成应试教育的领地，这让我愈来愈怀疑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意义和价值，我的教育梦慢慢开始破碎，我过去所下的苦撑教育的决心开始动摇。

教育供给问题 任靖玺 教育供给为什么不足？ 高考的残酷竞争直接控制了我国的基础教育。为什么高考竞争如此残酷呢？正常的理由是，高等学校太少了。家长都渴望孩子升入大学，社会受教育需求极大，而高等学校有限，教育供给不足，所以高考就成为选拔淘汰学生的必由之路。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成千上万的孩子被挤落桥下。虽然残酷，但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将来高等教育非常大众化了，大部分人都能进大学了，也就不用这样严格了。也就是说，应试教育之罪，就罪在学校太少。我在第一章“考试制度”中，已说过考试的选拔性作用，不能成为中国特定的应试教育存在合理性的理由。在此我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学校太少”这个问题。 面对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人们普遍会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太穷。中央分管教育的领导也常说：“穷国办大教育，办不起啊！”真是这么个道理吗？在我看来，将教育供给不足归到“国家太穷”，这是从根本上掩盖了我们的教育制度之恶，从根本上掩盖了为什么教育供给不足这个问题。从这样的逻辑会引出这样荒谬的推理：过去为什么要围绕权力搞关系，为什么要搞配济制？为什么要发粮票、发布票、发肉票，为什么百姓难吃饱，为什么要向领导写思想汇报，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现在为什么出现学生在学习压力下自杀，为什么出现大量的考场作弊现象，为什么中国学生成为世界上最苦的学生，都是因为国家太穷了。一句“国家太穷了”，就能把教育的专制特权赋予合理性吗？ 二十多年前，中国很穷，但是邓小平想通了国家为什么穷的原因，这就是因为国家部门统得过死管得过多，过多的管制压制了基层的积极性和活力。不能因为穷而要求强化管制，相反，正是因为穷而要求放松管制，因为管制和垄断就是穷困的根源。邓小平因此支持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权力下放的改革，这就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序幕。人民公社干部对农民的控制权被消除了，农产品很快就丰富了起来。城市计划部门对工业企业的控制权被减弱了，工业产品很快大批出现在市场之上。邓小平一生的功绩，不就是因为尊重基层的创造力，不就是把政府部门控制的权力逐步下放到社会中来吗？同样的道理是，中国教育供给短缺，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了，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全面控制和垄断了教育的权力。1997年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规定到现在仍没有任何变化。为什么一定要“严格控制社会力量”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呢？抬着上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根本就不给你一个什么理由，反正就是这么定下了。民办高等教育在“严格控制”下如何发展呢？中国改革二十多年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控制和垄断不是被减弱了，而是变了法儿地更加强化了。教育改革严重滞后，教育行政部门成为中国最后的最大的计划控制的堡垒，这是中国教育供给严重不足的病根。 从历史原因来说，中国教育供给的不足，是从建国后教育的全面公立化改造开始的。 秦朝到满清二千多年的历史中，虽然政府也举办官办的学校，但是私立学校总数仍然占绝大多数。即便到半个世纪前的1945年时，中国有高等学校205所，其中私立高校81所，占高等学校总数的39%，占高等学校学生的37%左右。有中学5073所，其中私立中学2152所，占学校总数的42.4%，占高中学生总数的39%左右。这说明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时期，非政府办学也占学生总数的近40%，社会力量是教育供给的重要依托。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私立学校从来是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建国后直到现在，这起码应该是40%左右的非政府教育供给力量被打掉了，中国教育的供给怎么会不短缺？ 在当代富裕的发达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总数也仍然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美国私立高等学校占学校总数的58%左右，日本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71.1%，韩国的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80.5%，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私立大学也占总数的50%和66.1%。即便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私立学校学生数也超过一半以上。印度私立大学占全国大学入学率的59%，印度尼西亚则高达94%。按照发达国家的特点，私立学校，尤其是私立的高等学校，是教育供给的主要力量。 无论是参照中国历史的教育传统还是参照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我国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的格局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怪胎。现在人们都在埋怨学校太少了，因此高考竞争严酷。但人们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私立学校被消灭和压制，才造成了学校太少这种现象。按照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经验，只要开放办学，民办学校的力量将会支持一半以上的高等教育。半个世纪前，中国兵荒马乱，积贫积弱，但是非政府办学尚能达到近40%的全国大学入学率，这说明了非政府办学的社会力量。按1945年公私学校的比例，非政府办学也应当承担起半边天。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今天，我国民办小学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中学在校生的4.63%，民办高校在校生仅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的2.19%。所以，中国的高等学校总数不够，根本不是因为什么“国家太穷了”这类的说法，而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太专制太垄断了”，而是因为中国的私立教育在种种压制和打击下发展不起来。试想想，如果近二十多年中国的私营经济没有发展起来，现有的国有经济如何解决就业！经济如此，教育也如此，逻辑是一致的。一看到教育供给不足，我们善良的百姓就会想，应当加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但是我们想想，现在中国大学毛入学率刚突破15%，与此同时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不到3%。按此比例简单推算，我国大学毛入学率要提高到3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6%。如果大学毛入学率要达到60%，财政性教育投入就应当占到GDP的12%，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财政投入水平。显然，走增加政府教育财政性投入的路，只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其GDP的5~6%左右，而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超过80%，原因是什么呢？是社会教育自主化和社会资金的大量流入，是私立教育的大发展。美国人口仅为我国的20%左右，但其高等学校4000多所，而我国仅有2003来所，美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有1450人，而我国仅有500多万人，高等学校总数和大学生在校生数都超过我国一倍以上。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美国私立高校占其高校总数的59%以上，23.5%的学生进入了私立高等学校。人们可能会说，美国教育供给如此充分，是因为美国经济发达。但我们要问一问，为什么人家的经济发达呢？不就是因为自由开放和保护社会自主力量发展吗？不就是因为政府的控制垄断权力受到了严格限制吗？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管制和教育垄断，是我们教育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一方面要控制民办高校发展，一方面又不能保障多数学生上公立大学，造成教师和学生玩了命地投入考试战争，造成了今天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弊端。如果让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来管理美国的教育，那么每年占美国GDP高达1.7%的私人和社会资金将会被逼退出教育领域，短缺一出现，美国学生也非得听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高考指挥棒走不可！一个活泼泼的社会就会被整死。 专制垄断造成短缺，造成教育精神的衰败，所以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令人悲叹的现象：天下混乱，没有政府统一控制的时期，往往是教育百花齐放大发展的时期。二千五百多年前，如果不是天下大乱，政府教育部门控制不了教育，孔子根本不可能开办私学，他的三千弟子（他们都是平民出身，而这之前平民没有权利受教育）不会有受教育的机会。满清王朝结束后的近代时期，兵荒马乱，政府教育控制松驰，中国教育因此而大发展。在教育开放自由的背景下，中国涌现出了以蔡元培、陶行之等为代表的成批的教育家，直到今天，我们主流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仍然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天下乱，教育兴，这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吗？这说明一个专权的政府，一定会压制民间的教育活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找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点吗？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天下太平和教育兴盛的统一，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保障教育独立和教育自由的政府，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一个服务型而非管制垄断型的教育行政部门。中外历史的经验都说明一点：政府垄断控制教育，教育数量一定短缺，教育质量一定低劣。说到底，中国教育事业的罪人是谁呢？教育行政垄断就是教育供给短缺和教育质量低劣的罪人。从教育供给数量来说，今天的中国，高考毛录取率超过了15%，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大力宣传这个成绩，但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国普通初中升高中的比例仅有50%！大量的初中生与高中无缘了。今天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也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左右，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义务不了了。而且近年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一年比一年在减少，中国的教育财政投入仍然不到GDP的4%这个印度的水平。从教育质量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摧残学生，因此大量家庭只好将几十万孩子送出国学习，每年大量的外汇流出中国。 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收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混账法律。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教育发达的国家，不仅对公立学校给予财政供养，甚至对私立学校也一样给予财政支持。在澳大利亚，财政支持占到了私立学校经费的70%以上。这是因为它们明白私立学校具有社会公益的价值。当然，我这样一说，可能也会被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或公立学校的人所利用，他们会说，对啊，我们也将教育财政放到我们的关系户开的“民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的“公办民校”去啊，这样的钱来得多便宜！中国的事就是麻烦，在公共权力不受公众严密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西方的好经验也容易会被以改革之名求腐败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我自己进入教育，是邓小平南巡后教育投资政策相对宽松的结果。没有小平南巡，我们南洋集团不可能在短期内将社会和银行资金大量融入教育领域。我们十年建起12所学校，南洋教育总资产价值超过十三亿元，这是托小平南巡之福。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我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我们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艰难的发展环境 1993年初，我斗胆开始进入教育时，心里有个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我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如果走通这样的路，创造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这一生就没白活了。这种希望，后来变成我们南洋追求的六大探索之一：“探索中国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模式。”这是一个很社会化的目标。我们这代人受过的教育，使我们很习惯从个人的事情中找出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1992年5月16日，四川都江堰的卿光亚成功开办第一所私立的“光亚小学”，随后广东英豪私立学校也顺利开始建设，这些事例使我看到了希望。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发布，指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我激动地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多年以后，有人问我这些年办学有什么体会，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对政府文件不能太认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多年教训的结果。当时我就是过于相信文件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这类话了。 在激动的心情下，我查阅了国外私立教育的资料，重点研究了私营教育管理公司的情况。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成为我心中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显然，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在世界上有成功的范例，我希望自己成为尝试中国教育管理公司事业发展的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就这么一个初浅的想法，把我十多年的岁月陷了进去。回头想来，当时真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情况不明决心大。我慢慢才明白，以梅里尔?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在我们中国根本不具备，我们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我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我们就会发烧。而这十二年来，我们南洋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我常常会在睡梦中惊醒，“明天又会遇到什么坎？” 　　我将自有资金投入建设起了南洋第一所学校――山西大同南洋学校，随后马上就遇到的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二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我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对不起付出储备金的家长。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我自己这样安慰自己：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也是在违背当时的政策的情况下出来的吗？不敢打破陈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框子，还做得成什么事？只有能将资金融入教育领域，增加了教育供给，无论怎么说都是功德一件。今天，小平时代敢撞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了，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 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里面对民办学校创办人能否取得回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放了口子。但是，政策是不配套的，抵押担保的法律之中，仍将学校资产视为公益资产，学校的贷款仍受到诸多限制。要想越过这些法律设置的障碍得到贷款，个人关系就必不可少，这无形中大大增加了学校运行的成本和风险性。将社会资金、银行资金引向教育，这么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实现起来是多么的困难！个人在其中承担着许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在社会资金、银行资金与教育资金需求之间，存在着太多难以打通的法律和政策障碍，学校硬要打通这条路，等于是将负责人的命运赌了进去。教育是神圣的有意义的事业，但在中国，要想把民办教育撑下去，就得有点当年共产党革命家的决心，随时准备牺牲。教育之难，如同穿过炼狱。 好不容易苦撑了十二年，又等来了教育行政部门给民办教育雪上加霜的一天！这是就今年来连续出台的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同时，在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民办机构在贷款上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政策的合力，一起将民办学校逼向了困境。《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一出台，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我没有统计过，但从经验感受看，中国的民办高校应当有70%左右面临破产，能撑下去的为数不多了。 恶性抢夺：化公为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 研究教育行政部门的几十年来的邪门做法，我概括出“集权-养权-分权-享权”这样的历程。 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毁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惟我独尊的皇权地位。 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并不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最终表现为“211工程”为代表的重点高校的建设，这些重点高校目前占全国高校总数的3%左右。各省市依样画葫芦，以财政资源重点扶持少数重点中学和小学。目前，全国重点中小学在全国中小学总数的2%左右。也就是说，全国公立学校中，也只有2~3%的学校得到了政府财力和政策的重点支持。目前，教育升学竞争的焦点，就是这2~3%的重点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养权”阶段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持续到二十一世纪初。重点学校倾斜的政策，使重点学校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教育行政部门按区域划片入学的规定成为摆设，下发的成吨成吨的禁止乱收费的禁令成为空话，在中小学基础教育领域，“择校生”和重点学校高收费现象愈演愈烈。当然，所谓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因此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逻辑：集中政府财力和政策搞重点学校，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好听，其实是为自己的子女在搞重点学校。也就是说，将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转向于培养自己的子女。教育行政部门一边高喊禁止择校生和乱收费，一边继续大力支持重点学校，人为拉开校际水平的差距，这里面的矛盾他们难道会不明白吗？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重点学校”的好处主要被谁占有了？ 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 所谓“独立学院”，指的公立大学设立民办的二级学院，这些学院依托原有公立大学的声誉和实力，降低录取分数线招生，实行高收费，而且许多独立学院的文凭仍以原校本部的名义颁发。2003年5月，教育部下发《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而且规定，独立学院只能是“民办”。当然，一般的“民”是很难染指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在这样的政策下，独立学院迅速发展，目前在25个省市已有300多所，在校本科生已有40多万人。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些“民办”学校对外实行高收费政策。在许多重点中小学，它们办的“民校”所收学生总数，已超过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本应承担社会公平任务的公立教育也因此被列上了“十大暴利产业”的排行榜！ 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重点高校办的“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办的“民校”直接无偿或低价利用原来母校的品牌、师资甚至教室开办，但高收入的学费都装入开办者们的个人腰包。面对社会的批评，教育部门的文件要求“独立学校”和名校所办“民校”要从母校独立出来，做到独立品牌、独立法人、独立核算、独立校园、独立管理等。但是，教育部的要求也只是一种倡导，对那些并不真正“独立”的学校该怎么办呢？没听说过有谁因为“不独立”而受到处罚。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 从公立名校中分出“独立学院”和“民校”，这是一个瓜分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控制“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这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正热火朝天地忙于搞“分权”和“享权”之事。 “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真是黑啊，教育行政部门的两个政策，就把多年争论不休的教育乱收费彻底合法化了，就把全国人民奉献的税收所养育出来的重点学校的教育资源一把收入个人口袋中，他们还将这种明目张胆的化公为私的行为美之名曰“发展民办教育”。目前，这场瓜分公立重点学校教育资源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之下，教育这块圣地，都成了教育侧所了！教育部门的领导还称这是一项创举，是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与社会的资源结合起来的创举，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创举。但是，有多少“社会资源”进入了“独立学院”和公立名校所办“民校”呢？从我们的调查看，不是社会资源进来了，而是权力资本化了，同一份公立教育资源，被挂上了两块牌子，收入进入了两个不同的财务系统而已。以公立的门脸，收私人的好处。在这样的政策下，教育供给的总量没有什么增加，教育思想和方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教育资源的所有权和收益权则暗中被改变了。 　　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一些成立了十几年的真正的民办高校不能再搞学历文凭考试，而那些刚冒出来的“独立学院”就有学历文凭考试的资格，这就是我们教育部门的“依法教育”和“教育公平”！“独立学院”占用原有重点学校的资源，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的公开配合，马上抢占了原来的民办高校的市场份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竞争？教育上的官僚私人资本就用这样的不公平的行政手段来喂养自己！对公立重点学校来说，垄断造成短缺，短缺造成垄断利润，垄断利润造成腐败，一发而不可收拾。对民办学校来说呢，2003年，在教育行政部门支持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的高压之下，原有民办高校和民办中小学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只有三条：破产（生源不足被迫关闭）、被兼并（被“独立学院”或名校所办民校兼并）、被招安（成为“独立学院”的分校或成为名校所办的“民校”）。我们南洋学校在2003年，一样遭到了泰山压顶的命运，招生数锐减1/3，财务困难猛然增加，面对这样的变数和不可抗力，我们大家在苦苦支撑了多年，但这苦难何时是一个尽头呢？

教师问题
任靖玺
南洋学校出不了禽兽教师.
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中国社会中最值得敬重的群体，我自己从来这样想。我对自己少年时期遇到的几位启蒙老师仍留有很深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使我对老师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敬重。以后我成为南洋学校的管理者，与成百上千的教职员工一起工作，这是年轻时期想都不敢想的事。1993年8月29日，在山西太原南洋学校开学前2天，我与刚招进来的教师们见面座谈，心里忐忑不安，就怕说错了话让教师们笑话，就怕做错了事让教师们不认同，真是紧张。直到现在，我在心里仍不敢把教师当成受聘来工作的雇员，而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共同的教育事业道路上的同行者。多年来，我知道自己不是教育家，缺少教书育人的经验，所以我在南洋推行的是“专家治校”的原则，我花力气寻找人才，找到人才后就尽可能将学校的管理权交给他们。我希望将学校管理和教育的权力交到教育经验丰富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手中，让他们有足够的权力空间实施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教育专业能力。我相信“好校长+好教师=好学校”，所以重在选择恰当的校长和骨干教师，而将自己设定为专门为校长和教师们提供服务的后勤部长的角色，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校的资金运行和物质资源保障的问题上。
从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始招生到现在，南洋学校已拥有教职员工近2000名，我与教师们朝夕相处已有十多个年头。与南洋的学生家长们交流，家长们普遍都说，比起公立学校的老师来，我们南洋学校的老师们更有服务精神，工作更累更苦，老师们不敢欺负学生，不敢惹家长不高兴。我们的教们们都明白，家长和学生是否自愿到我们南洋来，决定着我们南洋的生存。在南洋学校，从上到下都十分明白，学校的真正主人就是学生和家长。教师们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喜欢学习。老师们最担心的是没有学生来，学生来了以后，最担心的又是家长不满意，学生退学，这就形成了以家长和学生需要为导向的教育心态。即便对一些无理的家长，我们的老师也会委屈地尽可能采取解释和化解矛盾的态度。这与公立学校全然不同，在公立学校，普遍的感受是，主人是校方和教师，不是学生。面对学生，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往往是皇帝是官员，他们往往没有一种师生平等的认识。正因为我们南洋有这种服务家长和学生的共识，那种在公立学校普遍存在的打学生、骂学生、体罚学生甚至侮辱学生的现象在我们南洋学校系统绝不可能出现。我看到一些报道,全国一些地方的公立学校竟然出现教师强奸小学女生、让学生吃屎、啃木头、打瞎学生、用刀片划伤一个个学生的手的这类恶性事件。公立学校老师强奸猥亵女生的事，在江西、湖北、湖南、江苏、福建、贵州、陕西、河南、黑龙江、安徽等地都有发生，许多受害的女生仅有8岁！这种禽兽老师的案件，甚至首都北京也未能幸免。2002年5月22日，北京通州法院一审对猥亵14名、强奸2名女学生的教师陈有海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零六个月。陈有海在2000年6月到2002年1月半年多的时间内，在其教书的永顺小学的办公室里，对16名女生多次进行猥亵，并对其中2名不满14岁的女生多次实施奸淫。禽兽教师的事如此普遍，以至于在2004年3月，由于担心“禽兽教师”，湖南益阳市教育部门出台的教师行为的八条禁令中，有一条禁令竟然是：“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禁令公开贴在墙上，让许多路人惊诧莫明。这是个什么世道！为什么这类事件遍及东南西北，而从来没有听说某位教育部门的高官因此受到责任追究？看到这些报道，我在愤怒之余也自感欣慰，这类恶性事件不可能出现在南洋，也不可能出现在规范的民办学校里。在民办学校里，家长和学生绝对是主人，是他们决定着学校和教师的生存和尊严。但是，正是在这种最希望以学生为本的学校，总是受到教育部门的不断挑刺和刁难。
素质教育之难
与公立学校的教师相比，我们的教师队伍在服务精神上毫无疑问更具有优势，但是，民办教育十二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的无奈和遗憾。虽然我们是民办学校，虽然我们的教师有为学生服务的良好心态，虽然我们希望在教育方法上更有创新，但是我们的校长和教师们仍然被迫去适应应试教育，我们还是被逼成了应试教育的奴隶。单一追求学生成绩和升学率，帮助学生读好课本、做好练习、考好试仍是我们学校的核心工作，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为学生补课的现象仍然难以根除。我们在学生管理上比公立学校更人性，但是，在教学上，我们与公立学校相比，实在难有大的创新和突破，很难形成我们的教育的独特个性。我一直希望我们的校长和老师们多为学生着想，多以学生为中心，多搞素质教育、个性化教育，使学生在南洋养育出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真正在素质教育这条路上走出南洋的特色，但是，无论我如何强调，无论老师们如何在嘴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素质教育上还是难有起色。开会时，我们讲教育革新，讲我们的新教育梦，讲我们学生的特点和相应的教学模式，讲互动式教学，讲培养孩子自信心的教学，讲得很激动，但会后依然会慢慢回到读书考试做题改卷的老路子上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为此苦恼了很长时间。我们绝大多数老师来自原来的公立学校，他们之所以敢跳出公立学校到南洋来，除了待遇方面的考虑外，更多的原因是他们对原来公立学校的人际关系的复杂不喜欢，对原来公立学校的陈旧的教育方法不满意，他们都是有一定独立思想，都是有自己教育梦的人啊，但为什么到了南洋后还是只能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呢？即便在南洋，为什么他们的教育热情和教育创新精神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释放？为什么他们的人格成长和专业发展似乎仍然没有特别明显的突进？最初我想，这一定是我的问题，是我这个“总校长”没有把事办好。但反省多年，我还是坚信一点，在教学的专业领域，我是十分放权的，对教师们在教育创新领域的空间，我没有给予任何限制，相反，总是不断地鼓励。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素质教育提不上来，应试教育却愈抓愈紧呢？研究这样的顽症，我慢慢明白了，限制教师独立创新精神的主要是外部环境，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全面控制的考试制度、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教辅及各式各样对学校的检查和监控。一句话，是我们国家的专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部门的垄断特权利益全面控制了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我与我们的教师们是学校的主人，不是教育的主人，教育的主人是远离学校的教育部门的官僚们。面对这种教育行政部门无所不在的高压控制，沮丧悲凉的情绪愈来愈抓住了我的心。近二三年来，我心情愈来愈不好，我与教师们的交流愈来愈少，我愈来愈怕面对他们，我担心自己的情绪影响他们的工作。自己内心的激情在涣散，我还怎么去鼓励激励他人呢？
我知道惟有素质教育是我们民办教育的真正出路。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人与人的差别，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差别是一样的。现在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社会的人力资源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变化，我们只能按每个学生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教育。我们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者”，我们只是教练，学生是运动员。教练的目标，是将运动员的竞赛潜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不是将机械的死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而是将学生的语言、数学、运动、素美、艺术等潜质充分发挥出来。教育是为学生天然的学习研究能力的成长给予滋润，学习在本质上是学生自己的事，教师只是学生的学习教练，重要的是启发导引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重要的是让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拥有成功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教育观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教育部门每年都搞学校考试成绩评比，应试成绩成为判别优劣成败的唯一标准。这样的问题，教育部门的领导不是不知道，但是屁股指挥脑袋，他们的特权利益决定了他们继续化着以高考垄断为核心的应试教育。早在1995年2月27日，教育部门的有关领导就谈到：“高考科目本来是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而设置的。但由于升学关系系到考生、家长以及地方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政府部门便把高考成绩和高考升学率当作对中国教育质量高低的评价依据，以此以往便形成高考对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作用，造成了严重的偏科现象，使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并影响全面素质的提高。这种应试教育状况严重影响了高中教学，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忧虑。”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僵死的统一的高考指挥棒造成的弊病吗？不是，他们清楚得很。但是，为什么他们拥有行政权力却不思改革考试制度呢？是利益趋向使然。
教师们私下都说，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地统一的中考、会考、测试，形成了层层考试制度控制下的思想专制，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决定的教师的职称评定、教师的评优，形成了层层的人格依附网；教育部门直接指定的教材、教辅、试卷的印刷和销售，形成了层层垄断利益集团；以“条子生”、“关系生”、“金钱生”、“考试作弊”为形式的腐败病毒，已入侵到层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入侵到校长和教师乃至学生身上。素质教育只能在嘴上说说，真要搞素质教育，考分上不去，考得差的学校的声誉就完了，考得差的班级的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就完了。“不管黑老师还是白老师，抓住分数就是好老师。”在教育部门这样的控制下，南洋还怎么搞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南洋怎么能搞出特色呢？比较起来，民营企业之所以日趋发展，是因为民营企业能根据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自己。如果民营企业也必须按照政府计划部门规定的产品结构和工艺流程的统一标准去经营，民营企业如何与得到大量财政支持的国有企业去竞争呢？而这样的情况，正是我们民办学校所遇到的困境。
管制教育下的“好老师”
教育部的文件不断在提倡要加大学校的自主权，但是，现实表现却是对学校愈来愈密的控制。不办学校的人很难体会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检查十分的机械和复杂，学校和教师对此皆苦不堪言：例如，面对“合格校验收”制度，学校要上交的检查资料就有安全教育制度、工作制度、教导教研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办学规划、会议记录、家访记录、各科教学计划等等。面对“年度检查”制度，学校要上交“工作总结”，其中包括工作总结、教研总结、安全教育总结、德育工作总结、少先队工作总结。同时，我们学校还要应付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对口检查”，如电脑培训、绿化、安全设施、教学改革、升学率指标、教师听课记录、教学日志、单元测试、抽考记录等等。我们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辛辛苦苦准备好这些材料，教育部门的那些大小官僚们会认真看吗？从来不看，这只是一种形式和程序。教育官僚们不是不知道这只是形式，但是还是要求学校一定要按规定准时交上去。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僚的个人关系好（吃饭送礼、办个人私事），检查就完全流于形式。如果关系不好，教育部门的小官们就折磨你，有的小官骂校长和教师就像骂孙子似的。这是在为学校好吗？是在为学生好吗？不是，纯粹是在玩弄权术，官僚们只是通过这些复杂烦琐的形式提醒学校和教师们说：我们，只有我们这些官才是教育的真正主人。我们的政府法律和文件从来强调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问题，但从来不讲公民社会的教育权的问题。教育官僚们最不愿被削弱的，就是他们控制和垄断的教育的权力。我慢慢明白，我们的老师并不是灵魂的工程师，最多只能算是灵魂工程助理工程师，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我们的许多老师被迫成为他们的帮凶。中国社会信仰之沦落，德行之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教育行政部门的灵魂工程师们搞坏的。
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造成了教师队伍精神上的大缺陷。在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制度为手段，以垄断利益为目标的严密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教师们普遍因为没有自由而个性萎靡，普遍因为没有自尊而被迫庸俗。公立学校的教师们为什么要逼孩子拼命补课和做题呢？因为孩子的应试成绩与教师的职称、评比、工资、福利、提拔等完全挂勾了，孩子考不好，不仅仅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跟老师过不去。老师威逼孩子提高考试分数，是老师自己的私利在起决定性作用。每补一节课老师都有补课费，每提高一点全班平均分老师就有尊严。公立学校盛行的“评价如儿戏，分低就没戏”的教师评价制度，也自然会延伸进我们的学校管理之中。校长管理和评价教师，主要依据就是学生的考分，对老师的解聘、晋级、加薪最后都得以考分为准。校长为了学校的声誉，狠抓考分。教师为了自己的地位和饭碗，不得不狠抓考分。教育部门的压迫，就这样通过校长转向老师，通过老师转向学生。学生学习压大太大，对老师就有畏惧和逆反的心理，造成了“不让学生讨厌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的现象。谁让我们是应试教育呢？我慢慢明白了一点，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标准控制之下，所谓的好老师，就是那些善于猜题和压题的老师，就是那些能够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极为严密的控制的老师，就是那些信息灵敏，善于通过关系搞到出题、考卷情报的老师，就是那些在考场上能最巧妙地教孩子作弊的老师！也就是说，所谓好老师，就是那些最不顾孩子的个性和特点，最不顾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发育，最不顾孩子终生命运的老师。2001年，山东曹县高考舞弊案，近80人涉嫌替考，老师成为找人替考的“掮客”。2004年，河南濮阳高考舞弊案，多名中学教师参与传递答案，据说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由于分数决定到老师的根本利益，一些学校的老师在考试时，从编位置上做起，将成绩好的学生的前后左右，都安排上几个成绩差的学生，让他们偷看作弊，这样来提高全班考试成绩。公立学校发生这种事，处理几位责任人就行了。如果是民办学校发生这种事，整个学校马上就会被关闭。我们南洋不敢搞这样的玩法，又如何去参与分数竞争呢？
令人最痛苦不堪的是，在公立学校这种竞争模式的压力之下，我们校长们为了学校的生源和生存，不得不花钱专门请最善长于应试教育的教师，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和尊重。一位公立学校的校长悄悄给我面授机宜说：“考试分数上去了，生源就来了。要想考试分数上去，决窍只有一个：别把孩子当人看待。要找敢给学生施大压力的老师。”听得我目瞪口呆！怪不得我们南洋的有些教师劝我不要对学生太软，要硬起来！分数和升学率决定着学校的地位，因此教师的等级就是分数的等级，教师的价值就是升学率的价值，这样的规则成了学校一切管理的核心。
小时候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曾对我说：“语文语文，多读会写。读多了好文章就会写了。”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谈经验，仍然是逃不出“多读多写多想”这几个字。但是，现在的语文是怎么教的呢？我认识一位公立学校高三语文的把关老师，他是最会训练学生语文考试的名老师。他告诉我他的办法是：“根据考试的知识点，一个点一个点地磨学生。成语是一个知识点，那就好好练两个星期的成语。拼音是一个知识点，但占考卷分数比例低一点，那就练上一个星期。什么是语文课，做试卷，改题，改错，重复记忆，训练学生注重考点的能力。考试的决窍是，多做试卷题，多复习试卷题。”这样的应试教育经验，不是在教语文，而是在教如何考语文试，这对学生的思考和写作能力完全是一种破坏。
我们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任总，数学学习，重要的是学习数学思维方式。而数学思维方式，首先就是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有数学的关系，这个宇宙是由数学规则组织起来的。其次，就是要学会去找这种数学关系，能找出一对数学关系来，就是伟大的科学家。宇宙自然的奥秘，就体现在数的关系的奥秘之中。但是，我们这些数学教材，只是将过去的科学家找出的数学关系告诉学生，让学生死记硬背好考试，而不是刺激学生的数学兴趣，不是刺激学生去找自然万物的数学关系的兴趣。物理所学的，就是物理现象的数学关系。化学所学的，就是化学现象的数学关系。‘数’穿透一切。但是，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之间，根本没有密切的联系，各教各的，学生看不到其中的根本性联系。无聊的考试破坏了学生的兴趣。我要当好老师，首先就要以考试为中心，也就是说先破坏学生的科学兴趣。”
我们一位高中教政治的老师对我说：“任总，我教政治课真是一种悲哀。我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学生问：‘老师，现在那么多腐败，算不算是主要矛盾？’我只能说，这是次要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因为腐败者是少部分人。学生就说：‘那么说起来，腐败不是大问题了。’我说：‘是大问题，但不是主要矛盾。’学生问：‘如果主要矛盾不是大问题，那么主要矛盾指小问题吗？’现在的学生有想法的多了。我讲我们国家是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和国家领导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学生就问：‘真是这样的？’我只能说：‘《宪法》和《选举法》上就是这样规定的。无论你们怎么想，要想得高分，只能这样考。’学生就说：‘原来讲假话才能得高分。’你说，我还有什么尊严？我们要求讲诚信，但我们自己首先就不诚信了，我们就这样在扭曲学生。”陶行知谈到教育的核心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但是，我们的好老师，就是那些不敢教学生求真做真人的人。做真人就考不好试了！面对这些情况，当我看到教育行政部门那些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引向深入”的文件，心里感受到的，只能用“黑色幽默”这四个字才能形容。
我们南洋许多老师很有思想，很希望在教育上开拓新的空间，但是，在现行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我与教师们一样，我们都不得不听从教育行政部门官僚指挥棒的安排，我们都是囚室里的囚犯，我们都是被迫强制劳动的奴隶，我们只是一支难以走出困境的奴隶队伍，我不过是这支奴隶队伍的领班而已。为支撑南洋这12个学校，我累得要命。如果能真能体现自己和许多教师们内心的价值追求，再累也心甘。但是，想到我们教育体制上的这些问题，我愈来愈感到这份自己工作的无聊。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用什么价值观去鼓励教师们努力奋斗呢？鼓励他们当好教育官僚的奴隶？鼓励他们以孩子为敌，为了分数和考试，用大量机械而枯燥的试卷，而把孩子弄成死气沉沉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太？
专制毁灭人格
南洋学校到现在，使用的仍然是全国统一性的教材，没有开发出自己的校本课程。南洋学校分布在东西南北不同地方，区域差异极大，孩子家庭环境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的孩子用的却是统一的教材，所有的教师遵循的是统一的教学大纲，实施统一的教法。是我们南洋想这样吗？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曾想过约一些著名科学家、专家学者和我们学校的老师结合起来，开发我们南洋自己特色的教程和能力测试方案，我认为这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想搞出特色教育，要想发展素质教育，教师、家长和学生就应当成为教材编制的参与者，要让教师成为独立自主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教师一定要具有教材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能力。不然，教师年年教一样的东西，职业枯竭，生命发展不了。这样的想法，多年都没有机会实践。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里面提到：“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我找一些有想法的老师商量开发南洋本校课程的事，但是，教师们的反应打消了我的念头。老师们说：“教育部门的教研室负责出考题，教研室决定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的选择，如果针对学生特点开发我们自己的教材，我们的学生在统一考试上肯定会失败。教育部门的官会看笑话：‘你可以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教，但你不得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来考！’我们搞自己的教材，对孩子是一定好事，对考试却一定是坏事。学生的平均考分跌下来，教育部门一评比公布，我们学校的声誉就完了。家长不明白道理，要到学校来吵闹，要退学，怎么办呢？”面对这样冷冰冰的大实话，我实在无言以对。学校无论有多少创新的想法，也跳不出教育管理部门的手掌心。这样的控制，毁灭了千千万万教师的首创性，苦了教师，最终苦了我们孩子。教师的创新意识和职业尊严被毁灭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和天生的灵气也就这样毁在教育官僚们手中。我们南洋有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很有想法，他对高中课本的选文很不满意，一直期望结合学生特点，搞一套全新的本级语文教材。但今年年初，他约我见面，对我说：“任总，我来南洋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梦。但现在我已失望了，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因为南洋并不是世外桃园，我们挡不住教育部门的控制，我们搞不了新的教育，我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我决定不搞教育了。”要在过去，我会千方百计劝说他挽留他，说些希望在明天，我们一起拼搏这样的话，但是到现在，我自己都快绝望了，我无话可说，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课程决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谁有权来决定我们的课程。在我们大一统的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教育行政官僚直接决定学生应当学什么，怎么学。就连如何欣赏一首古诗，行政官僚们都规定有严格的标准答案！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无权决定，对孩子命运最关心的家长无权参与，对中国教育事业饱含热情的著名的专家学者们无权过问，这一切都是教育行政官僚说了算。行政官僚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那点智力和他们的权力、利益需要来决定考试和课程选择，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倾向来塑造教师和孩子的灵魂。在社会舆论要求素质教育的压力之下，教育部在2000年前后开始推出基础教育领域的新课程。比起过去僵死的课程，新课程给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空间。但是，令人感到可笑的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对每个人的独立创造的尊重，这就意味着，重要的是将课程选择和编制权下放到学校或教师手中。教育部统一推出新课程，并没有改变全国统一的模式，它仍然是专制的。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模式，成为强制推行的统一模式，这本身就是对素质教育的嘲弄。个性化教育都搞统一的模式，还叫什么个性化教育。究其原因，追求素质化教育，也得按教育部的指挥棒转。在教育部推动素质化教育的课程改革中，专制权力之手也仍然在挥舞。当然，背后就有那些与教材、教辅、考试相关的利益因素。只要是统一的，就有垄断利益。在素质教育搞得最好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地，都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学大纲，无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教师和家长对课程和教材具有很大的自治权，教师有权参与课程政策的制定，这就使教师的人格自主和专业能力有了发展空间。我们的现实是，教育行政的集权、课程的统一、教材的统一、考试的统一，一切都是为了教育部门控制的便利，一切都是教育官僚在控制。
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巨大的控制权力，我们对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从来十分敏感。研究教育部门的文件和它们现实的做法，我感到了强烈的反差，我概括为“话讲得好，事干得邪”。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各种文件中，新观念满天飞。每届领导都有一些新观念新政策，然后教育行政部门就将这些新玩意写到文件中来，逼着学校和老师学习领会。似乎行政官僚们思想最为高深、道德最为高贵、综合素质最高、办事能力最强，他们完全有资格成为学校和老师们的导师。但是，他们所用的文字愈来愈新，做法却愈来愈陈旧，嘴上讲得愈来愈好，动作都愈来愈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是教育部门近年来两份十要重要的文件，里面都强调：改革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这些话讲得多好！从文件上看，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都是明白的。但是，为什么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是变本加厉了呢？教育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考评，为什么愈来愈严密、愈来愈机械和量化？孔夫子说，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为什么教育部门的言行如此不一致呢？从这样的反差中，我看出了权力和利益的影子。因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既不愿被人说成没有思想水平，所以他们把所有新辞都说完。但是又不愿失去他们专制的权力和垄断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强化控制。说归说，干归干。如果各学校有自己的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教育部门的官员们用什么统一标准来检查和惩罚各学校呢？他们的权力如何体现呢？如果各学校开发自己的校本教材，教育部门规定的教材、教辅和试卷买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体现呢？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们民办学校不断受到打压，我们的老师在职称、评比等方面不断受到歧视，我看原因只有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人选不是教育部门定的，因此不会到教育部门搞关系；民办学校的学费不交到教育部门进行再分配，而许多公立学校收的学费要进入教育部门的账号再拨出来。民办学校与教育部门不是权力和利益的共同体。最近，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秘书告诉我说：“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秘书告诉我：“秘书写文件和领导讲话稿，要参阅世界上许多材料，把新的东西都写进稿子去。领导拿来念念，进得了眼，但入不了心，只是应付场面的需要。文件发完，讲稿念完，也就差不多忘了。简不多就是这样。”怪不得如此！我只能用几句话来形容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行为原则：屁股指挥脑袋，利益控制权力。以不公平的权力来获取不合理的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老师会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呢？为了孩子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教育必须创新和变革，应当更以孩子为中心、更注重孩子的身体和心灵的发育、更注重孩子的自尊和个性的发展，但是，为了服从教育行政官僚们的需要，教育就必须应试化、僵死化，教育就要把孩子的个性和自尊彻底磨平。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压抑和扭曲，根源就在于此。当老师们经过统一教研、统一备课、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答案、统一评分标准的严格训练后，手里拿着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参考书和统一的教材走上讲台时，他只是在按教育行政部门输入的规定程序在活动，他们只是教育行政官僚控制下的教学机器而已。年复一时单调、重复、僵化的教学生活、激烈的生学率竞争、考试成绩的排序、评比，威胁教师饭碗的量化考绩改革，迫死教师们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超负荷运行状态，使教师的教育热情和理想不断被耗尽，造成教师普遍存在的职业停滞与倦怠。我们的老师们挣扎在教育部门的管制和孩子的需要之间，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在教育部门官僚的指挥棒下。最近，一些关心南洋命运的老师们不断来找我，劝我向公立学校看齐，劝我不要再搞那些素质教育的尝试，劝我要加强管制，要以试卷练习为核心进行教育，要将孩子的分数与教师的个人利益完全挂勾、统一起来。看着他们真诚的面孔和无奈的表情，我实实在在感到了彻底的无望。
中国专制的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首先毁灭了教师独立自主的人格，随后让教师再来毁灭孩子的独立自尊。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们合起来在干什么呢？先把自我价值追求和理想主义自动毁灭，然后毁灭孩子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最后毁灭整个国家的开放与创新的力量。当我开始将老师们并不理想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与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困惑与无奈，怎么办呢？面对覆盖中国各个角落的专制的教育控制机器，我感到了个人的无力与缈小。我个人如何来面对中国可怕的教育专制和邪恶的垄断特权利益集团呢？我与我的教师队伍一起，我们都是可怜的任人欺负的奴隶而已。现在，每当看到教育部门要求推动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文件，我就想到我们每个学校面对的教育部门以应试为中心的千奇百怪的管制手法，“强调素质教育与强化管制”，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现象，我们的教育部门可以奇怪地一起用。前者用在嘴上，后者用在行动上。官方文件说：“你们要自主一些创新一些！”但是，囚室中的囚犯有自由吗?有，他可以在囚室里来回走动。官方文件说：“你们要敢于试验敢于探索！”但是，戴着镣铐的奴隶有自由吗？有，他可以戴着镣铐跳舞。有时我甚至想，教育部门的那些行政官僚们是不是由于生活无聊，找刺激，才玩这样的游戏，他们纯粹是在玩弄教师们的人格。

再提教育独立 中国教师身心之疲劳、精神之衰败、人格之萎缩，自尊之低落，对孩子这般之折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从事教育的权利，就在于他们没有自由思考自由创新的权利，就在于教师没有对孩子承担责任的真正权利。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没有对孩子命运负责的条件，还谈得上什么“师道尊严”！没有人格完整的独立与自尊，没有对人与人平等的尊重，还谈得上什么“师德”！早在1922年，蔡元培等人就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要求，中国的教育界还联合发出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里面写道：“吾国教育界同人，所受教育不独立之痛苦，牺牲学业者有之，牺牲生命者有之，大罢课者有之。而受思想不自由之压迫者，更不知多少。”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领教了什么是“教育不独立之痛苦，思想不自由之痛苦”。蔡元培还说过，“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而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从蔡先生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了，我们现在真是只能彻彻底底、规规矩矩地做到“循教育部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如果蔡元培先生回到今天，他会如何给我们当代的教育定性呢？五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但中国还出现了以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陶行之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在教育上还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空间。现在我们中国还能有教育家吗？一个都不可能有，剩下的只是专门负责管制教育并从管制权力中谋私利的行政官僚而已。没有教育的独立与自主，从教师中就不会成长起教育家来。而没有教育家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老师队伍的人格怎么能够不断完善，老师们的专业能力怎么能够不断提高呢？老师们被逼入奴隶的心态中，被打掉了职业的尊严和上进心，他们还怎么能够培养出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学生来呢？在本质上被剥夺了教育权的老师群体，根本无法发展他们的师德，也无法发展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也就成了没有人格尊严和职业尊严的群体了。多少年了，蔡元培先生提到的教育自由和教育独立原则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甚至出现了大到退！几十年来，我国教育的总量大大扩展了，但精神却大大萎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不是发展了而是沉沦了，愈来愈沉沦在教育行政官僚们日趋膨胀的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的泥潭中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德行，下面必然仿效。2004年6月28日，新华网报出一则消息，原阳县一位叫杜保岑的老师，长期以来上课如同古代皇帝上朝，要求学生向他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学生苗苗回忆说：“杜老师一上课就喊‘上朝’，我们就要跪在地上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杜老师说‘平身’，我们还要说‘谢皇上’，才能回到座位上上课。”正是“杜老师”这样的专制精神状态，才导致了全国性的禽兽老师奸污学生和恶霸老师毒打学生这些恶性案件。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官员而不是百姓，官员当然可以任意摆布百姓嘛！皇权时代，官师一体化，官就是师，师就像官。这种传统到今天似乎更加严重。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深深体会到，没有人格的自由与平等，就没有人格的自尊，就没有人格的完善。邪恶的教育现象之所以在国内屡见不鲜，是专制精神在作怪，专制精神是层层从上面传达到下面的，根子在上面，现象在下面。永顺小学中发生的这样可悲的现象，无非是以戏剧般的形式，真实地传达了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僚们与我们的教师间的关系。第一所南洋学校建立，我就规定一条原则，教室里不设高一级的讲台，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师生平等的氛围。但是，我们南洋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教育等级专制的外部力量，时时在影响我们学校内部，我们无力与之对抗。以我个人的力量，我知道我无力改变大局。但是我也知道，这样邪恶的教育专制实在没有理由再延续下去了。 教育思想问题 任靖玺 不是教育思想的问题. 南洋教育十多年，就是起起伏伏、问题和困难不断的十多年，也是我天天忙于应付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十多年。我喜欢行动，喜欢直接解决问题，我并不善于抽象思考。我的习惯是见子打子，有了一个明确方向，确定了一个明确目标后，就努力争取去实现目标。如遇到问题，就迅速行动搞定问题。近年来，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愈来愈多，我和同事们愈来愈累，愈来愈疲力奔命。南洋分布在全国10个省市，每个省市的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会给我们带来这样那样的麻烦，我们能一一去搞定吗？教育部的各种变脸政策，被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层层放大和利用，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内外环境，我们用什么方法去搞定呢？教育行政部门是我们的皇帝，他们的想法和政策对我们小老百姓来说完全是不可抗力，决定着我们的兴衰存亡，我们只能逆来顺受，我们怎么去搞定呢？搞定把关设卡的大大小小的教育官员，要我们放弃人格尊严低声下气，要我们增加学校的经济成本，要我们增大学校规范管理的风险，即便如此，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有一丝丝努力的空间，但是，对那些由上压到下的教育法律和政策，我们没有参与和影响的权利。面对教育部门利益化，教育部门利益法制和政策化的整体趋向，我感到了个人的缈小和无能为力。我深深感到，我所习惯的这种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老办法，逐渐进入了困境。我们南洋的发展，已接近了中国教育制度所能容许的边界，要再突破发展，就与教育制度相撞了。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何况我们也许连卵那点微弱的力量都没有。 为什么会是这样？困境逼我去想一些过去不想的大问题，逼我去读一些大部头的理论著作和不少学究气的文章。关于我们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我大体归纳出三种看法：一是强调封建传统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观念决定着制度，制度决定着政策，政策决定着具体的管理实践。他们从今天的应试教育制度追到计划经济观念，再从计划经济观念追到古代的科举考试，从古代的科举制度追到秦始皇创立的君主官僚制度，最后追到春秋战国的儒家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思想传统之中去。二是强调计划经济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过去计划经济观念的遗毒，是计划经济思想还在控制着我们的教育事业。三是认为这是工厂化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的教育制度是来自西方的工厂化统一标准制度影响的结果。就我自己判断看，这第三种强调工业化标准化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工厂化水平和标准化程度肯定比我国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教育标准的一元化程度就比我们高。事实是，愈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教育愈是多元化和自主化。因此完全不能说我们的教育制度的一元化、统一化标准是工厂化标准的产物。按照学术界的观点，我将现行教育制度的思想背景归结为“科举考试+计划经济”。但仅仅这样归纳，似乎也只是现象的概括，没有说明原因。为什么“科举考试+计划经济”这样的形态如此顽固地存在并放大呢？我感到其实不是什么观念上的原因，不是什么教育思想的问题。 观念的力量是不是从来不存在呢？也不是。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观念决定政治，政治决定教育。毛泽东的行为很大程度是受理论和思想观念支配的，他个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确实对现实的政治和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他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大搞政治挂帅，因此教育全部公立化，教育内容全面政治化；他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把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和工厂，把知识青年赶到农村；他强调教育要大众化、工农兵化，因此取消入学考试，搞推荐制，使许多工农兵出身的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们不用考试直接进入大学。毛泽东是有一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原则的人，他将自己的教育思想强行在教育领域实施。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指导思想。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说，教育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要向世界开放。这就在教育思想领域打破了禁锢。现代化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概念，这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框子里塞进自己的想法，教育思想的边界被扩大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教育词汇都进入了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之中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第32条也规定：“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但你去问问高校校长，是这样吗？这些法律规定只是形同虚设，哄人的。与教育部门的官员们交流，有时是一件令人十分难堪的事，因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懂，他们对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向，讲得比你还好。他们考察过全世界最先进的学校，讲起发达国家的教育经验时眉飞色舞，感叹不已。完了还会告诉你，他们的孩子在国外那所那所大学读书。但一说起国内教育的情况，他们就深有体会地说：“没办法。”从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必要将现在的问题追到孔夫子、秦始皇和科举制，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根本不是观念支配行为，而是利益支配行为，是屁股指挥脑袋。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是意识形态（某种政治理想）支配权力，而现在是部门垄断利益支配权力。只要是对教育官僚们的权力和利益有所帮助的，无论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还是现代西方的新玩意，他们都海纳百川一起接收。只要一涉及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进行约束，那就是“没办法。”不是没办法，而是不愿自己的权力和垄断利益的发展受到任何制约。所以，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什么抽象的教育思想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利益问题。所以，中国真正的教育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如何面对教育专制垄断利益集团的问题。如果我们容忍他们以权谋私、胡作非为，那责任在我们自己，那是我们何该被蹂躏，是我们自己的胆怯和懦弱造成了我们自己的苦难。 1980年5月，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第一次提出“四有”的培养目标，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有体力”，这对少年的成长，是一个核心的标准。但到1985年，这一表述被教育部门微妙地改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将“有体力”改为“有纪律”，这就是说，学生的身体好不好不重要，听不听话才重要。纪律的标准由谁来定呢？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有纪律，听话，不仅是对少年的要求，也是对全国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要求。理解也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这就是纪律。理想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道德是什么？由教育部门来定。知识是什么？由教育行政部门来定。听话，学习领会，这就是纪律。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者也是有孩子的人，他们会不知道孩子身体的重要吗？但为什么他们会把邓小平确定的“有体力”都改了呢？是权力欲望使然。当然，他们的孩子可能不用受中国教育体制的折磨，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国外去学习和训练体力。 中国教育的无数弊病，根子就在我们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中。但是，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容忍得下这样一个腐败的教育制度呢？教育涉及到我们每个人，教育暴露的问题如此明显，为什么如此多的家长、学生和教职工只能在私下发发牢骚，没有胆量来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呢？想想我自己，我自己也是逆行顺受这么多年，我们不都是一样的人格低劣吗？这是几千年人格压抑的结果，这是多年来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压抑的结果。鲁迅先生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处于这样的状态。由于我们自己奴性太重，由于我们自己习惯于逆来顺受讨生活，所以高高在上的教育官僚们才如此的霸道骄横！也可以说，我们怪不得我们的教育官僚，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怪我们自己灵魂深处的力量太弱，怪我们自己太不明白自主和平等的人生价值，怪我们没有形成对不合理管制的强有力的抗拒力量。

在教育上谁说了算？ 在教育上谁说了算？现在当然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是官说了算。思考再三，中国教育之所以弊病丛生，就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造成的。有一次参加一次教育研讨会，一位专家盛赞美国的教育，得出的结论是：应当扩大教育经费所占GDP的比例。这完全叫着不得要领。从美国教育发展的经验中应当得出的结论是：教育发展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的减少成正比。中国教育要发展，就要大大减少和限制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如果把教育部划归民政部或扶贫办，成为它们下面的一个教育扶贫办公室，专门负责给品学皆优的学生发放教育补助金，中国的教育马上就会大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没有教育部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强于有教育部的中国教育。有一个弱教育部的中国教育，一定会强于有一个强教育部的中国教育。十二年的教育炼狱，十二年多种教育探索的艰难，使我明白了美国当年建国者们在教育思想上的伟大。美国公立学校的管理权在州政府，联邦政府无权制定强制性的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统一教材。同时，开放私立学校，企业和民间公益团体有权开办或支持学校发展。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的教育自主权和教育多元化，形成了教育领域公私并存多元竞争的格局。联邦政府和各州也搞各种教育标准，但没有一个标准是强制执行的，对学校来说只是一种可以自主选择和参考的标准。在我看来，美国教育成功的经验其实主要就是一条：联邦政府无权控制垄断教育权。美国联邦政府也设有教育部，但是美国的联邦教育部对于全国的教育的权限相当有限，根本无权管制各级学校的课程、教学、行政、人事等事务。教师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权利，是由联邦《宪法》所保护的。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996年就已超过80%。按平均购买力计算，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1/20，却创造了占世界1/5以上的财富总量，如果没有社会教育自主这一条，这样的辉煌成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有一位朋友是老子专家，他对我说，老子的教育思想是“教不教”，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要以不管教育作为管理教育的办法。看来美国的教育文化正是“教不教”，当把联邦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元化教育垄断权取消后，客观上就形成了“教不教”的局面，社会上的各种力量马上涌入教育领域，支持了百花齐放的繁荣的教育世界。蔡元培先生追求的“教育独立”和“教育自由”，是针对谁说的呢？当然是针对当时的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说的。 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不应当拥有如此大的权力呢？别的不说，我只说一条，就是因为教育行政部门不管就业。只能让能管就业的机构来决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大多数家长送孩子上学，首先是为孩子今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了工作才会有出息，才谈得上有所成就，才谈得上有一个好的将来。我这样一说，大家可能会认为我教育的意义看低了，单纯看成了为创业和就业所做的准备。其实，孩子人格的完善、精神的独立与尊严、创新与创业、团队合作精神等等，都只有在工作中才能最到培养和表现，没有了工作，人生就失去了依托。如果孩子在找工作上失败了，责任就在教育行政部门，是你把孩子塑造成了一个就业市场上不需要的人，是你毁了孩子的前程。早在1918年，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就强调教育乃“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他说：“吾人在世之目的与天赋之责任，其决非仅为个人生活明矣。虽然，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找到一份工作以谋生的能力都没有，还谈什么更大的贡献和理想！教育是孩子谋生之准备，是孩子就业之准备，我们理所应当从孩子就业和谋生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的结构安排。可惜，教育部门的官僚养尊处优，不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他们有什么心思去追踪人力市场的千变万化，但是他们却严密控制着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权力，严密控制着从小学到高等学校的教育权力和考试权力。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在决定教育供给结构，他们不是根据市场的人力需求结构的变化而随时进行供给调整，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而垄断了塑造学生的权力，但却不管学生的就业和发展。 根据近年来各种社会调查机构的调查，现在人们最关心的第一位的问题是就业，腐败问题排在第二位。随着市场对优质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大，受良好的教育是提高本领和适应市场变化的重要条件，这就是教育需求日趋膨胀的根本原因。按照这样的社会需求和民情民意，谁决定就业，谁就应当决定教育。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决定就业，所以它不具备决定教育的合理资格。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那么我就可以回答本节“谁在教育上谁说了算”这个问题。答案就是：谁是就业的提供者，谁在教育问题上就应当说了算。现在社会中谁在决定就业呢？主要是企业。其实，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巨变，就是企业化时代的到来，就是愈来愈多的人要在企业中谋生和发展。我理解的现代化，根本上就是企业化。所以所谓的“面向现代化”，在实际上就是面向企业的人力需求。现在的状态是，一方面企业急缺人才，一方面大量的大学生失业。这种教育失衡现象的原因，就是企业需求的原则没有透入我们的教育领域。企业已成为就业的源泉，但我们的教育制度却是按照行政官员的需要在塑造人，不是按照企业的需要在塑造人。 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企业需要敬业诚信的人，而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说一套做一套，自己就不敬业不诚信，而且在一些科目上（如政治课）上鼓励孩子撒谎；企业需要脚踏实地，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不培养学生面对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需要对社会需求极度敏感的人，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将孩子与社会隔绝开来，一心只读无用书；企业需要具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不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和合作能力，而只通过考试斗争刺激孩子狭隘的个人奋斗精神；企业需要有独立思考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人，教育行政部门正在千方百计毁灭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压抑孩子的创新精神；企业需要具有个性的人，因为差异是竞争的优势所在，但教育行政部门却以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考试压制和毁灭孩子的个性发展；企业需要善于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人，教育行政部门从来没有鼓励孩子自主寻找信息和运行信息；企业需要身体健康有活力的人，而教育行政部门却以残酷的考试竞争毁坏孩子的身体，造成成千上万的“分数状元”和“健康白丁”。这样的控诉，我们还可以一排排地不断写下去。 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与现实中企业和社会的需要背道而驰，而真理不在教育行政部门这一边。在教育上谁应当说了算，是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还是企业和社会说了算，当然只能是企业或社会，因为孩子今后生活的舞台就是企业和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教育的权利应当还归企业和社会。市场经济已主导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因此在教育问题上，只能听市场的不能听官场的，这样简单的道理，还需要再讨论吗？教育行政部门不代表市场，所以必须还学政于社会，还学政于学校，还学政于教师，还学政于企业，还学政于百姓。 难以实现的愿望 以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和原则为核心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造，这样的想法并不完全是出自我的实践体会。国外的教育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1988年，美国出台了一个国家质量奖（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这是政府授予美国企业的最高奖项，以表彰绩效优异的企业。从1999年开始，这项奖项向教育界开放，美国任何一个大中小学，都有权利申请这一最高质量奖。也就是说，评价企业绩效的标准与评价学校的标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重合，企业标准向学校延伸，这是一个以企业为本位的国家才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但正是这样的国家在世界上最具竞争优势。这件事在国内的杂志上有介绍，但不可能引起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兴趣，因为这样的标准与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管理正好完全矛盾。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必须研究和了解市场和社会的需求变化，并将这种变化迅速转化为课程的内容。我们的教育部门要了解的只是上级领导的意志和自己的权力需要；这个标准要求培养学生面对市场问题和解决市场问题的自主能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所要求的，是学会考试取得高分的能力；这个标准要求学校认清市场和社会的多元化和人的天然禀赋的多样性，要求对所有不同的学生给予平等的发展期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以单一的考试分数对学生进行三六九等的排列，以陶汰多数个性丰富的学生为已任；这个标准要求学校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的能力，给学生成就感，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则破坏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自尊自信，使学生厌恶学习，在学习中没有成就感。 在教育思想领域，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所有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无非都在强调要尊重和发展孩子的个性，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到欢乐、感到成就、感到成长。一个国家的教育搞得好不好，真的不在于教育思想新不新、好不好，而在于教育权力是否被社会所拥有。只要打破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的垄断权，多元的社会力量就会营造出多元的教育发展，而企业的原则就一定会透入教育领域，真正培养出有助于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人才队伍。我这样说，我欣赏这样的绩效标准，不是我崇洋媚外，而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只是人家搞得更早更系统，引起了我的共鸣。作为一个曾经从事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人，读到关于马尔科姆?波多里奇国家质量奖的介绍资料后，我感到非常理解，心里很激动，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希望能在我们南洋学校里进行一些尝试。专家们开玩笑说：“好是好，但等你当了教育部长后再说吧！”一句话就把我推到的冰窟窿里了！我们不是不可以尝试，但如果这样，就把我们南洋学校推向死路了！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产品让孩子去卖，卖回来的钱作为对孩子的奖励，这可以训练孩子的说服和营销能力；我们可以组织材料，让孩子学习自己做一些玩具，训练他们的生产能力；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不同个性和特点，在学校里开发不同的学习模式，由孩子来选择，这样可以训练孩子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能力；我们可以组织孩子到校外从事公益性活动，这样可以培养孩子的社会性；我们可以设立小发明奖，鼓励孩子从事创造性活动，让孩子从小习惯于创新思维。我们可以从电灯、校舍设计、自来水这些孩子熟悉的事物来分析数学关系，使孩子知道我们的物质财富是由于掌握了数学关系的结果，让孩子知道数的关系无处不在。水为什么会上山？电是如何到这儿的？这里面有那些数学关系呢？以此培养孩子寻找数学关系的兴趣，实现数学学习的本来目的；我们可以常常举办小小说和诗歌大赛，训练孩子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使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提高，实现语文课的真正目的；我们可以找来反映世界各国的电影片科教片，教师与孩子一起讨论分析，让孩子从中学会全球化思维；我们可以组织孩子一起分析他们所用的食品、衣服和用具的来源，引着孩子们搞市场调查，追踪一些商品的市场变化，让孩子明白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的原理；我们可以像《史记》那样，像评书说书人那样给孩子讲解历史人物的故事，让孩子通过具体人物的言行来掌握历史，回归中国历史著作以人为本的传统，这样孩子的历史兴趣会得以提高，实现历史课以伟大人物来教育孩子的应有之意；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医院，让孩子了解一些典型病例，使孩子明白健康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把孩子带到自然环境之中，请专家给他们讲解树、草、山、水、鸟，让他们了解自然亲近自然，体会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让女孩子练习体操和芭蕾，使女孩子举止文雅、仪态优美；我们可以让男孩子练习武道武术，使男孩子身体健强、意志坚决、刚毅勇敢；我们可以请各领域的成功人士到学校来，给孩子讲成功背后的努力与艰辛，以活生生的例子让孩子明白“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从孩子的生命需求和未来市场竞争的需要出发，我们可以探索许多训练的方法，但是，这一切都占用了孩子的时间和精力，与教育行政部门严格控制的应试教育毫无关系，考试分数一下来，教育部门不给你评优，让你出丑，不明就里的家长也不会答应，学校的声誉下跌，好心绝对不会有好报。我如果强行推动这种以企业绩效标准为核心的教育评价模式，等于是自己砸学校和老师们的饭碗。也就是说，为了孩子的命运，我们可以开动脑筋充分想象，探索各种最有益于孩子的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但是，只要有教育行政部门的严密管制在，我们的理想就变成了幻想，热情就变成了冰水，激情就会走向愤怒。你们要控制全部的教育权力，你们就把事情好好做好呀！你们控制着权力，只知道以权谋私，不好好干事，不管教师的成长和学生的死活，又不让别人来好好干事，你们算是个什么东西呢？！为什么你们一定要造成一个好心一定没有好报的社会呢？

教育收费问题 任靖玺 是谁在乱收费？ 2003年7月，农民景统仕的女儿景艳梅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学费要1万元。景统仕家里贫困，只好外出借钱。但他家里有的也只是穷亲戚。景统仕外出几天，空手而回。他听说可以为女儿申请大学的贫困生资助，就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没想到盖几个公章有这么难，他最终还是没有盖下章来。2003年7月14日这一天，景统仕喝下了农药。这是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在　　2003年8月6日播放的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面对电视镜头，景艳梅哭着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眼前。他就跟我嫂子说，我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看完这个片子，我实在找不到语言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我们南洋是民办学校，但我们每年都要免费招收相当一部分品学皆优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是公立学校，公立学校应当为品学皆优的贫困学生提供帮助，为什么要向贫困生收取这么高的学费呢？国家有助学贷款等政策，为什么景统仕的办不下来呢？我心里只有愤怒和茫然。在这样如同黄河般污泥浊水的教育恶流面前，我们南洋学校财力有限，我们自己再努力，也解决不了多少贫困生的问题！中国的教育问题，不是我们个人点滴的努力可以改善的，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必须有一场更全面更深刻的革命。第二天，我将自己在南洋教育集团的股份全部给了别人，我彻底退出了南洋教育集团。我早就知道大学收费愈来愈高，景统仕这件事，刺激我追踪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刺激我思考教育收费与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现在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教育乱收费背后的邪恶机制了！ 我查阅了许多资料，慢慢清理出了头绪。1994年以前，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按计划招收的大学生实行公费培养，毕业后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统一分配，大学生的在校学习的成本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承担。“按考分选拔录取+公费生+工作统一分配”这样的政策，从1977年延续到1994年，约有17年的时间。17年的时间，免费上大学给多少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上大学改变命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公立学校也开始招生部分自费生，逐渐形成了公费生与自费生并存的“双轨制”。但在多数情况下，所谓的自费生，主要是单位委托培养，学费由单位交给学校，不由学生和家庭承担。1994年起，高校招生开始改为缴费上学，经过6年左右的时间，到2000年，缴费上大学基本在全国高校推开。一些专家论证说，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是一种教育投资行为，理应收费。就这样，教育迅速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普通家庭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前面所述的陕西农民景统仕的悲剧，就是被高等教育费用这座急剧升高的大山所压垮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不是没有行动呢？也有。为解决贫困生上学的问题，教育财政每年拔款约1亿元，用于对中央部属高校中贫困学生的资助，到2002年，这笔资助提高为每年2亿元。高速公路每公里成本就在1亿元左右，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贫困大学生，教育财政每年只拿出2亿元，这只能是杯水车薪了！给我的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表达：做秀！ 高中属于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我国高中招生，从政策上看应当是按照划区招生、就近入学、学生享受公费培养的政策。高中的收费，是从“择校生”交的“择校费”开始的。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培养支持重点学校的政策，人为造成了校际水平的差距，有权有势有门路的家庭，不愿再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办事，拼命将自己的孩子塞进重点学校，“择校生”开始出现，重点学校利用家长这种选校心情，开始以赞助费等各种手段实行收费招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些本来就属于重点学校划片招生区域的孩子，也必须交费上学了。1995年3月27日，国家教委召开了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义正词严地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初中和小学，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但是，据《人民日报》科教文部的一份调研报告，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北京海淀区“教育改革试验区”在全区率先恢复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统考，允许各重点中学按分数录取一半名额，其余一半名额收费录取。收费标准是：海淀区的市、区重点学校每名学生收3~5万元，如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每名学生收4万元。北大附中、清华附中还分别在香山中学、北京47中办“分校”，全部学生高收费，每名学生1.3~3万元。“十一学校”1995年只收了17%的义务教育生，其余名额均是收费“实验班”。初中择校收费马上扩散开来。到1996年，初中收“择校生”并收取高额费用之风已遍及全市重点学校。收费情况如下，北京市重点学校每名“择校生”收4~6万元，如二中、五中；区重点学校在3万元左右，如35中、14中；还有“准重点”，定价为每名学生约3万元，这些学校共有80所左右。初中高收费与高中高收费相互刺激，到1996年，高中招收“议价生”的收费标准，市重点学校已突破8万元，区重点已突破5万元。重点学校不断拉高录取分数线，以将更多的孩子变成“议价生”，收取高额学费。 1995年~1996年，北京教育界的奇观是：一边国家教委在高喊“就近入学，禁止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一边是国家教委眼皮子底下的北京各重点中学开始了大规模的招收择校生和高收费的收费运动，双方各得其所。一方面国家教委“贯彻落实”了中纪委第五次全会和国务院反腐败工作会议的精神，一方面是北京各重点学校实惠地狂收学费，大家相得宜张。这样的“双赢”（教育行政部门嘴上不断反对乱收费和重点学校拼命不断乱收费同时并存）模式，被全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和重点学校蜂起效仿，反对教育乱收费的文件愈来愈多，而教育乱收费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曾问一位教育行政部门的朋友说：“明明知道管不住，明明不想管，为什么又不断发各种禁止乱收费的文件呢？”这位朋友给我面授机宜说：“发出了文件，说明我们重视，我们的责任就解脱了。上面说过了，下面不执行，这是下面的事。谁想真去执行！过去几年，择校生所交的高额费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要流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账户，然后再分出来给学校。大家原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现在，择校生交的费用，开始流向名校所办民校，屁股就控制了脑袋了。实在闹得过分，引出事件，找一两个下面的替罪羊就行了。上面永远没错，永远处于主动。”原来如此！原来他们不是不明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 中国公立教育高收费浪潮的引发者，就是教育行政部门多年来以国家财政经费喂养出来的公立重点学校，而它们高收费活动的积极保护者，就是不断下文反对乱收费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保护，从上世纪90年代的暗保发展到了2003年的明保，脸上的面具终于公开扯下来了，这就是鼓励重点中小学“名校办民校”和鼓励大学兴办二级学院的“独立学院”政策的全面出台。至此，教育乱收费全部合法化，而且乱收来的费用，进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的关系户（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的股东）的腰包。 2003年7月，教育行政部门发出《关于公办高中严格执行招收“择校生”“三限”政策的通知》，要求公办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必须严格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看到这样的通知，我就会想起1995年3月27日教育行政部门治理中小学乱收费的全国电话会议上“必须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资助同录取学生挂钩”的禁令。最近，教育行政部门又确定了“公立学校不择校，择校找民校”的政策。多年的经验使我认识到，这样的政策是想说明，择校费不要交到公办学校的账上，要交到我们教育行政部门支持举办的民校的账上。一句话，把钱直接交到我的私人账号上。 根据今年中旬国家发改委提供的信息，全国价格举报的六个热点问题中，教育乱收费居首位，其次才是交通运输、医疗服务、房地产和物业、电力电信、政府职能部门等。教育至此成为中国十大垄断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过去的十年，中国公立教育领域最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就是老爹们（教育行政部门）不断高喊禁止教育乱收费，而他们的儿子（重点学校）则不断提高乱收费的强度，最后，老爹们、儿子们、利益关联者们，大家一起挽起手来，通通变成“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合法股东，海盗们就这样上岸洗钱了！“独立学院”和公办“民校”，就像蚂蟥一样吸附在重点公立学校身上吸血。公立重点学校录取线只要略提高一点，就会将成千上万的学生逼向“独立学院”或公办“民校”，钱就哗哗地收。教育行政部门仍然沿用传统的老办法，嘴上要求各“独立学院”和公民“民校”名称要独立、财务要独立、学历文凭要独立，实际上则睁只眼闭只眼，以此让这些蚂蟥们疯狂吸食纳税人的血。就这样，教育行政部门这清水衙门变成了铜气熏天的大钱庄，学校这教育圣地变成了黑暗的营利场。 讲到这，谁在乱收费这个问题，相信大家已经会有结论了。 公立中小学不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 公立中小学校绝不能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但也要保障低收入家庭品学皆优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所应保障的基本条件。所谓公立大学低收费，低到什么程度呢？必须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无论如何测定，都不能超过国民人均年收入水平的50%以上。 贫穷家庭有才华的孩子普遍得不到社会承认，这样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层的根本办法，教育普及是让贫困家庭的品学皆优的孩子地位提升的根本途径。公立学校绝不能竖起高收费的围墙来强化中国社会阶级隔绝。社会阶级的封闭的隔绝，从来是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教育政策不能成为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的负面力量，而应当成为社会和谐和阶级团结的正面力量当代社会，教育日趋成为阶级分化的基础性力量，知识的差异愈来愈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因此普及教育和知识，推进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离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措施，因此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主要就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这样的道理，放之世界而皆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教育不是承担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的功能，惟有近几年的中国公立教育改革除外。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大开公立学校收费之门，使教育成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源头之一。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保护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提高效率和强化国家竞争力量，从来都承认并保护合理的社会竞争等级。但同时，为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也下大力气解决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的问题。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教育部机构法》中规定了联邦教育部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保证联邦政府关于人人得到平等教育机会的承诺得以实现”。美国联邦教育部权力很小，无权干预学校教学，每年掌握的经费仅为300亿美元，但就在这300亿美元中，有36%左右直接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联邦教育部门是干什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扶贫。 美国有公立中小学88223多所，占全国中小学数的76%左右，承担了89%的学生容量。公立中小学一律免费，孩子上公立中小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认为，公立学校是由纳税人交的钱建立的，要对所有孩子公平开放。无论你搬到什么地方，只有有了固定的住所，带上孩子的身份证明，到当地的学区委员会申请，就可以安排孩子入学。如果一个学区内有许多学校，家长有权自由选择其中一家学校让孩子读书。任何公立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所属学区内的孩子入学。美国公立学校不仅免学杂费，也免教材费，甚至还为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美国农业部每年向公立中小学提供87亿美元的财物，用于实施儿童营养计划，这些计划也主要是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的。怪不得有人说，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色彩更浓。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最低，而美国公立大学的收费算比较高的。2002年平均收费水平达到了4694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年收入的13%左右。公立大学收费标准，仅相当于私立大学收费标准的23%左右。而且，私立大学设立各种奖学金，国家也开放各种社会助学基金，教会、企业和各种社团对贫困学生也有极大帮助。在美国，股本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社会基金就有3000多家，它们都开展各种资助教育的项目。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全社会热心于教育的资金都被调动了起来，无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差，只要孩子品学皆优，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不上起大学。与此相比，近年我国北京地区明文规定的大学收费约在4200~6000元不等，这几经达到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5%~78%的高水平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前面所述的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收入线。公立大学收费，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我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敢超出国民人均收入的50%以上。在保护公立学校高收费的行为上，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算得上是“敢为天下先了”。 公立中小学乱收费，除学校负责人的主观原因外，是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呢？客观原因也确实有。与公立学校的校长们交流，他们也有苦衷。他们说：“不准收费，那么学校的营运无法维系，财政拔款不到我们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们自筹。学校靠什么来自筹，不靠学费靠什么呢？现在校长们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钱吗！没有钱就留不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搞关系。如果我们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我们这些校长如何当？”查一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并不是在讲假话，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67.66亿元，其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83%。也就是说，有2317亿多是各学校自筹的，主要是来自家长们。能不乱收费吗？有人因此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1%，太低，这是全国公立学校乱收费的根源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投入不足，当然是我国公立教育供给不足和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一个原因，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了多年，仍然没有较大改观呢？近年来，我国税收占GDP的比例直线提高，税收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长2位数以上，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但是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却一年比一年减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减少了5.08个百分点。财政教育投入本来就不足，而且许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学生身上，这是公立学校乱收费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和支出审计，从来是一个黑洞，纳税人无法参与决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们的财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证公立中小学的运行经费呢？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大楼、宿舍修得很好、超标准超数量用车，而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却破败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投票表决，大家一定会支持加大财政教育投入，让公立中小学一律实行免费的。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监督，大家一定会让更多的财政教育投入经费真正用到教师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们身上。按2002年的数据，只要财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亿元，就应当可以保障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了。据有关研究，每年各级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亿元。每年公车使用支出费用，就耗掉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只要管好基层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可以轻松地挤出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一半，就足以让全国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免费招生了。显然，变黑财政为透明，实现财政民主化，让纳税人知晓并参与财政决策，是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要开放社会各种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对企业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款项，要抵扣税收，以鼓励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保障每个孩子免费上公立学校的机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企业和社会的助学活动给予开放和保护。 私立学校必须公平竞争 公立中小学不能收费，这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公立大学只能低收费，这是社会公平的条件。私立学校有权自主收费，其地位由市场来定。但是，私立学校的竞争必须公平，这同样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 公立教育不能收费，这在情理之中。私立教育必收费，这也在情理之中。从中国教育史来看，孔夫子是第一位开办私立学校并收取私立教育费用的人。孔夫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修”，指干肉，十条干肉为一“束”。“束修”就是十条干肉。孔子这句话是说，学生自已带来十条干肉，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也就是说，十条干肉是孔子规定的入学最低价格。教师首先要能活下去，才能教育学生。学校首先要有足够的经费，才得保障正常运行。孔子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财政供养，他不收学费，如何养活自己教育学生呢？好在当时没有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孔子的收费标准，也没有听说有税务部门来找孔子收税，不然，孔子未必能收到三千学生并培养出七十二贤人。更没有听说当时有什么部门来规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考试。孔子如生在现在，他一无文凭二无教案，述而不作，又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又没有教学许可证，又不按统一教材教学，又不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考试，为了因材施教而故意不规定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且他还自定教育收费价格，不上税，这些罪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让一个县教委主任禁止他教学，闹不好还要被关进牢里。如果没有教育开放、思想自由、教育自主、收费自由的环境，孔夫子是当不了孔圣人和教育家的。中国二十多年来艰难发展的民办（私立）教育，走的是孔夫子的路，但却没有孔夫子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大家都是戴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镣铐搞教育，所以一个教育家也出不来。 相比起我国，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政府以财政资源提供教育公平的较高底线，人人可以享受基本的教育。但如果有条件的家庭不满意公立学校提供的公平教育的底线，可以自己出钱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从教育资源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使有钱家庭的孩子不用再来占用公共财政资源，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可以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真是一举两得。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教育行政部门过去多年就是不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有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在骂民办学校为高收费的“贵族学校”，要求对民办学校的收费进行调查和控制，真是缺少眼光和责任心！他们不明白到民办学校的孩子，多是不适应公立应试教育的孩子，他们不是什么“贵族”，而是应试教育标准下的“弱势群体”。这样的看法，带来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学校的管卡压。从收费来看，“（民办）学校必须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并使用有关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类似的规定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管不住，但对民办教育的收费问题则盯得紧紧的。在不少地方，民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的价格，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来确定。民办学校要取得学历教育资格，必须提供出以下一些条件：学校校园面积得有150亩，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不少于70人，适用的教学仪器总值不得少于600万元，适用图书不得少于80万册等等。无数的管制性的烦琐政策，将无数教育热情粗暴地阻挡在了教育的门槛之外。 　　从更根本的价值观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不是什么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恩赐，这本来就是教育权的社会化问题，本来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大学公立与私立并存。私立学校中，又分营利与非营利的两种。不营利的私立学校，指学校拥有者不分利润走，而营利的则可分利润。营利的私立学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学校学费平均水平为19710美元，私立学校学生年平均花费约为26860美元。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这样的私立学费和教育花费水平（占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私立收费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来占有财政教育经费，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学校的发展，能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资金，因此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这样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人想不明白。正是因为想通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学免费和公立大学低收费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总是说，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来谋利，他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个十分赢利的行业，那么就会有大量资金涌入教育领域，最终必然在各学校的竞争中趋向平均利润率，而教育供给总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扩张了。从经济上说，没有赢利的空间和机会，没有赢利的预期，就根本不会有资本进入。如果要使私立学校得以大发展，从逻辑上就应当给私立学校创造出更多的赢利空间，以便让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多年来就是悟不过来。十二年来，我们没有将南洋学校的收入拿出学校系统的范围，我们不断将南洋学校的收益集中起来投入建设新的学校，以收费养学校，以收费扩建新学校，终于建设出来了十二所优秀的学校。如果没有足够的赢利能力，我们南洋学校靠什么来积累和发展呢？资本追逐利润，如果教育领域充满赢利的空间和可能，谁会将资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事业充满了赢利的机会，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门做什么说服动员工作，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领域之中发展。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润空间，我们的教育供给不应当这样紧张，我们公立学校就不再有理由来狂收费了。 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谓步履维艰，步步艰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国后中国的私立学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改造和消灭的阶段。建国以来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本占中国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几乎被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和打压并存的阶段。邓小平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开始逐步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却紧紧盯死和管制民办学校，就怕民办学校赚钱，千方百计压缩民办学校的收益空间，民办学校这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歧视、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艰难生长。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膨胀阶段。教育行政部门打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帜，以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资本控制的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所办的私立“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所办私立的“民校”），让与自己有关联利益的私立学校来占有生源和利润空间，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私立学校进行围剿。就在短短的一、二年时间内，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就将原有的民间私立学校逼死了一大片，剩下的也只能是赶快投诚受招安，苟颜残喘，难看到出头之日。南洋教育的十二年，是我们辛辛苦苦努力的十二年，现在我们却眼睁睁看着我们养大的姑娘只有为教育官僚资本当小妾或当妓女的份，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两种命运，一是当定了奴隶的时候，二是想当奴隶而当不成的时候。中国真正的民办教育，似乎就是这两种命运，过去十多年，是多少当定了应试教育奴隶的时候，而现在，逐渐进入了想当应试教育的奴隶都当不成的时候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真是变化快，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教育行政官僚从绝对不准社会办私立学校到以行政权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学校，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从一块不公正的石头跳到另一块不公正的石头上。他们将教育行政专制垄断转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加剧了中国“坏的市场经济”的恶化趋势。 从经费上来说，我国的教育政策三大罪：一是教育财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学校免费教育和公立大学收费低收费；二是教育行政对民间私立学校招生、收费、税收、融资等进行打压和控制，使民间私立教育难以发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建立重点中小学，人为造成公立中小学校际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后又借发展民办教育之名，将这些优势的公共教育资源转为垄断性的官僚教育资本，这些教育官僚资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强占和垄断教育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场经济，不要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公平的竞争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矛盾的缓解，这个道理对现代中国可能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更有针对性。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的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真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学校的数量似乎愈来愈多，大学也在不断扩招，这些表面成绩所掩盖的，是教育领域里严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败，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坏，国本坏。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必须严格分离，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竞争。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应当享有以下这些权利； 1、公立中小学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律免费教育，不准收费。 2、公立大学实行低价收费，任何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水平都不准超过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财政投入必须保障上述原则的落实。 4、公立学校不准开办私立学校，已开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须完全彻底的脱勾，以遏制教育腐败和保证私立学校的公平竞争； 5、私立学校自主决定收费标准，私立教育服务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力量自行调节； 6、开放社会各界建立各种形式的助学基金，企业助学资金可以抵扣税金，保护企业和社会支持教育的热情。

教育国际化问题：谁在阻碍教育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教育？ 任靖玺 两种教育文化的冲突 “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这是我们南洋的六大探索之一。南洋学校建立初期，我们就成立国际合作部，积极努力寻求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1996年开始，我们南洋学校开始组织孩子到国外进行学习交流，聘请外籍教师来教授英语。2000年，南洋学校与美国南卡州的本里朋（BEN LIPPEN）中学开始国际课程的合作，探索“中外方师资+中外方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2002年，南洋与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教育部、经济发展部、塔斯马尼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决定开展国际合作项目。2002年9月，大连南洋中澳国际高中开学。2003年，昆明南洋、太原南洋和洛阳南洋也正式开始这个项目，现在中澳国际高中的学生已有200多名。同时，南洋学生也招收了上百名南韩和缅旬等国的外籍学生到南洋学习。 南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可谓步步艰辛。最初我们引进外籍教师和外国教材，目的是希望学习国外好的教学经验，在引进的基础上形成我们南洋融东西方教育优点为一体的教学文化。但从一开始，我们南洋国际合作部与各学校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西方国家的教学活动，建立在个性教育、师生平等、互动式教学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校长们在应试教育的控制下，不得不以升学率作为考核标准，不得不以提高应试成绩这个目标来组织教学，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我们国际合作部试图推进的外国教学模式当成麻烦。要么是我们的外籍教师有意见，要么是我们的校长有意见。当国际部的工作人员和校长们的抱怨都将反映到我这儿时，我开始体会到了西方国家教学模式、教育制度与我国教学模式和教育制度的对立。我心里认为，我们外方合作者带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是以学生为本的，他们更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更尊重学生的人格，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学生的参与和师生互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有一种愉悦的氛围。但我慢慢明白，这种以学生为本的个性化教育的花，是以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文化为土壤的。我们可以将花移置过来，但我们却移置不了这花所依赖的土壤。将花移了进来，在不适当的土壤中很容易枯萎掉。虽然外方带来的教学方式更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但在我国的教育体制下却很难行得通。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无法融合在一起。我国教育界似乎有一种提法，这就是说西方的基础教育不如我国，高等教育优于我国。因为我国中小学生基础扎实，而西方国家的中小学生知识基础不好。其实这是一种愚蠢的看法。凡事皆有利弊，我们的中小学生为换来一个“基础扎实”的赞美，却失去了他们的独立个性和创造性的思维习惯，我们这种严格管制下的残酷的应试教育，实在是弊大于利，对孩子的生命发展根本不负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成就主要出在西方国家，目前企业领域的核心技术也主要源于西方企业和研究机构，这就是人家教育得法的明证。这几年到美国参观中小学，给我的大体印象是，西方中小学管理宽松，学生自由自在，教师鼓励学生表现自己，文体美活动很多，不像我们的中小学管得这么紧。我非常认同这样的宽松教育模式。我认为中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强化身体和培养创造性的思维习惯，知识记忆只能是次要的。要有一个好身体，就得多玩多运动，要形成创新的思维习惯，就得养育出蔑视权威和独立思考的心态。这两点，正是西方中小学教育的长项，而正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所不允许的。与我们的应试教育不同，我们的升学压力减少了学生玩弄和运动的时间，我们的考试压力逼学生顺应权威和死记硬背死知识。爱因斯坦说，我从来蔑视权威。如果他不蔑视权威，他如何能突破牛顿物理学的框子，搞出相对论来呢？一些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们最近在讨论“学生主体性”问题，我看发达国家的学校就是以学生的身体和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就是注重学生主体性的。但是，我们的应试教育，却如同训猴一样地训练记忆和奴性思维。我们南洋虽然是民办学校，我们追求更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是，如果一点不按国内这种训猴方法来折磨学生，我们学校的平均考分就会下来，那就没有生存的余地。比较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我十分希望能过国际合作，实现一种融合。我希望南洋的教育模式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让南洋学校在国内分数竞争中不落下来，但又要将国外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模式引入。到现在，我承认我这样的希望是破灭了。 在教育环境逼迫下，我们最后不得不放弃通过国际合作而在教育思想、课程设定和教学模式上的探索，转而将国际合作主要定位于为学生的出国留学服务，中澳国际高中正是这样的探索。它的设定是招收高中生进行培养，获国内和澳大利亚的高中毕业书两种毕业书，高中毕业后到塔斯马尼亚大学或其它西方国家大学读书。这样，国际合作的项目就脱离了我国高考应试的轨道，与南洋学校的其它学生分离了出来，成为独立的教学单元，这样国际合作教育与国内教育就不再混在一起，各走各的路。这样的分离，是环境和形势所迫，二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学习目标，不同的教育模式，不同的考试制度，很难融合在一起。从南洋学校的管理上来说，是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国内教育与国际教育分开管理，但从南洋教育本身的探索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在我们冥顽不灵的、僵死的教育制度抗拒下，我们实在无法将西方素质教育的好的经验吸纳进来，我们融合东西方教育思想和方法的长处的愿望算是失败了。 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 在国际合作上，最令我心痛的失败，是南洋与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的合作谈判。1999年，国际金融公司希望能对中国的民办学校予以支持。作为中国民办教育的代表之一，我代表南洋与国际金融公司开始商议教育合作事宜。从1999年~2000年，我先后与世界银行当时的行长彼德?沃森、副行长斯蒂格里兹（著名经济学家）有过直接的交谈，他们对南洋和中国民办教育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初步商定国际金融公司对南洋给予2000万美元的股权投资和30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但是，这么好的合作项目，在推进过程中步步艰难，不仅没有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而是遭到种种阻挠，直到这个项目无法再深入下去。我在这个过程中所遇到的，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热情支持，而是一些教育官僚种种冷漠的脸嘴和小动作，我迄今仍然记忆犹新。这样的项目，对南洋是一件好事，对中国的民办教育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南洋也有足够的实力承接下来，但为什么就得不到教育行政部门起码的肯定和支持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困惑了相当的时间。除去教育官僚的嫉妒、我不会搞政府关系和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外，是否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原因呢？这个项目的失败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年，最后我将教育行政部门阻挠国际合作的深层原因概括为“被殖民恐惧症”。近几个月来，我有时间来查找资料和与专家交流，希望追寻这种“被殖民恐惧症”的来龙去脉。随着我对此了解的加深，我从愈来愈多的教育国际合作的政策中发现了这种病症，甚至从许多专家学者所写的文章中，我也能闻到这种病症的朽腐气味。我感到，中国现在已经走上了全球化的道理，而我们相当一部分教育官员的思维仍停留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惶恐心态之中。我认为，如果教育官僚群和一些学者专家心中这种可笑的“被殖民恐惧症”不从根子上消除，中国教育的国际合作难以有一个全新的局面，中国教育管制封闭落后的状态将难以有根本改观。 今年8月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位研究人员到我家里来玩，我们谈起教育国际化问题。他十分深思熟虑地说：“教育国际化从短期来看有好处，从长期来看坏处大。过多推动国际合作，过多搞中外合作办学或者外资独资办学，短期看带来了资金和新的教育模式，但从长期看，这会使中国教育愈来愈依赖外国资金和外国教育模式，造成国民对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认同，这就会危害国家的教育主权，危害国家的文化安全。”我们南洋推动教育国际化时，似乎没有从这样的角度思考过问题。对他这样的看法，我当时一时想不好，没有做什么评价。后来与更多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或研究人员交流，我发现类似的说法还十分流行。我慢慢发现，这种流行说法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许多与国际合作有关的文件和政策规定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以2003年3月1日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为例，中间有这样一些规定：外国教育机构、其它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单独设立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依照国家有关政府定价的规定确定并公布，未经批准，不得增加项目或者提高标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聘任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经审批机关核准。中外合作办学者不得举办义务教育性质的教育的机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1/2等等。从所有这些行政限制性规定中，我们能体会出一种担心和恐惧。担心外国教育机构独资办学，担心中外合作大学的校长和主要负责人的任命权转到外方，担心中外合作教育机构自主收费，担心中国国籍的人控制不了理事会。我发现，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外合作办学及国内民办教育的有关政策，精神都是一致的，都存有一种担心，担心自己失去权力，都希望严加控制。也就是说，对外国教育力量忧心忡忡，对国内社会教育力量忧心忡忡。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充满着“两怕”，一怕外国人，二怕百姓。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虽然早在1983年邓小平就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虽然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已提出“要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加强对外交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建立在当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虽然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也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但是，这样的教育开放思想一落到具体实施环节，就烟消云散了，留给社会的就是层层管卡压，就是种种限制性框架。中国分管教育的有关领导曾很开明地说过，中国的教育要发展，不能仅靠公立教育一只轮子开独轮车，这样难开好。要加上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两个轮子，形成三轮车，这样才跑得远跑得稳。这些大道理，教育官僚们都明白，但一到具体实施中，就不断砍伐民办教育和国际合作教育这两个轮子，搞得中国教育车走得歪歪倒倒的。民办教育的篇章我已说得够多，在此仅谈谈国际教育合作。从上述规定来看，关于教育国际合作这样的规定，首先将国外私立大学排除在外了，而国外最好的大学，往往是私立大学。其次，不准国外资金进入义务教育阶段，这也将国外私立中小学排除在外了。把国际合作教育规定为纯公益事业，要求收费要用在教学上，这就将国外教育资本挡住了。校长要由中国国籍的人担任，而且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任命，所收学费要由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这就将国外有影响有规模的正规学校几乎排除在外了，谁愿意来受这种窝囊气？这样的规定，传达出来的信息似乎是：你可以来办学，但必须与我步调一致，一切行动听指挥。你如果接受不了我的专制权力，那你可以不来。说到底，你爱来不来！最好别来。中外合作办学对提高中国教育供给的贡献作用，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对此怎么想，他们才不管呢？在这样的限制政策下，要想让中外教育合作成为中国教育的三个轮子之一，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家长送孩子读书，追求的是低学费和高质量的教育，为的是孩子今后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过上稳定的好日子。在家长眼里，教育就是对未来的投资，就是为孩子的未来社会生活进行准备。在家长的头脑里，似乎并不存在什么对“国家教育主权”的担忧，他们也不会管中国教育是否依赖外国投资和外国教育模式，更不会关心什么“西方教育文化霸权”这些概念。孩子能学好外语（西方教育文化霸权的最核心表现），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有助于孩子的就业发展。孩子能掌握更多的外国知识，家长会很高兴，因为这能开阔孩子的视眼，为孩子今后闯世界奠定基础。学校有外籍教师，家长会高兴，因为这能表现国际化教育的正宗味道。孩子能顺利留学，家长会感到高兴和自豪，这可能保证孩子一生的就业。很明显，我们的家长们和孩子们并不怕孩子出国留学，也不怕外国人到中国来办学，甚至希望有愈来愈多的外国机构来中国办学，这样孩子的教育选择机会就更多了。显然，百姓并不怕外国人。百姓心中的想法，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呢？对国家来说，百姓的需要重要呢还是教育行政官僚的需要更重要呢？是成亿成亿的百姓的判断正确呢还是少数办公室的官僚判断正确呢？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说过：“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说，优秀的执政者内心总是没有自己的封闭固执的陈见，而是以开放的心态，追随百姓之心的变化。百姓之心才是自然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执政者的心态不能与百姓之心相左。百姓之心不怕外国教育的进入，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怕，百姓之心不怕私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怕，显然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没有老子所说的圣人心态。他们本不是圣人，而以胆怯的猜度、阴暗的心胸、小鸡肚肠的气量来强行管制全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和民间化，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不就这样出来了！想来想去，我归纳出教育行政部门在国际合作上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见外国人就怕。这是百年被殖民的恐惧后遗症。总怕外国鬼子阴谋把中国再弄成殖民地。其实，中国现在人口这么多，世界上那个胆大包天的国家还有雄心壮志要来统治13亿中国人呢？这不就是陷入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也吗？这不就是如同满清和蒙古一样要把它们自己送进来吗？过去有人说中国人要被开除球籍，谁有这个本事呢？ 第二是惜权如命。就怕自己的垄断权力被国际教育力量和社会教育力量所分散。这才是根本的担心，教育行政部门真正担心的，是自己的教育专制权力被弱化。他们的权力被弱化，他们的特权利益也就被弱化了，这当然对孩子和家长有好处，对中国的教育发展有好处，但对他们的个人利益则是损失，他们因此而反对教育权力的分权。他们所谈的国家教育主权，其实就是教育行政部门自己的权力，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开放教育供给，造成教育的短缺。中国百姓心胸开阔，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低价优质的教育服务，只要对孩子事业有帮助，会一律欢迎，管你是谁办的学校。中国百姓的这种务实和大度的心态，表现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泱泱宏大的特点。这正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僚们要好好学习的。 第三是私利取向。教育部门的许多官僚，他们一方面强调要保卫教育主权，要对国外教育进行控制，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这时他们就不怕自己了孩子被殖民了。这种阴暗的心理，还被他们美之名曰“保护国家教育主权和文化安全”。我还听到一种说法，控制中外合作办学和外国学校到中国来发展，是为了保护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荒谬，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兼容并蓄，消化融和。中国大唐那种在教育和文化上全面开放的泱泱气度，怎么现在一点影子都没有留下来呢？ 第四是缺少教育经营的理念。教育国际贸易在全球涉及200多亿美元的总量。早在1998年，仅外国留学生一项，就给美国带来75亿美元的收入，教育服务业的收入在美国服务行业中排第五位。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盟国家国家都将推动教育国际化作为发展教育、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按我国留学生60万人，平均每人每年花费1万美元，大学4年计，我国这些年来的教育外汇流出也在240亿美元左右，合人民币约2000亿元。大量开办中外合作和外资独资的大学，这笔资金的相当一部分将留在国内，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这样，教育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口号才不会成为空话。 第五是自相矛盾。一方面对外国学校到中国办学百般遏制，对国内学校与国外学校的合作设定种种限制，一方面又鼓励留学生出国去接受教育，鼓励留学生归国创业报效祖国，所谓“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也就是说，外国人来中国办学，我们担心他们教坏了孩子，而我们把孩子送去留学，就不怕外国人把孩子教坏了！这是什么逻辑？从1978年~2003年，中国在美、日、加、澳、英等国的留学生人数已近60万人。在国内，不准国外宗教机构在中国兴办学校，而在美国,教会兴办的高等学校占到了三分之二左右，中国留学生在西方国家学习，是不是上的教会学校？这不重要，不用调查。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孩子在国外教会学校读书，他们也自然会与普通百姓的心理一样，只管学费和质量，不会管宗教不宗教的。当然，他们也不愿承认近代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发展的贡献。几乎没有人知道，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燕京大学，原本就是一所教会大学。留学生在国外，受过纯西化的教育，但还是都欢迎回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在国内大力发展国际教育合作，使更多的学生在国内就能享受国外的教育服务呢？这样费用大大降低，家长也能照顾一点学生，对家长、学生和国家都好。在国内扩展教育的国际合作，等于是让中国孩子在国内就可享受到过去非要留学才能得到的教育，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中国留学生中的小留学生（中学生留学）愈来愈多，已占到外出留学生的一半左右，小小的孩子到国外人生地不熟，自律性差，闹出许许多多的悲剧，报纸上也多有报导，为什么会这样呢？不就是因为国内的教育成问题吗？不就是因为国内的教育国际合作太少吗？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为什么就不能为家长和孩子想想呢？为什么就不能开放国际教育合作以实现一种不出国的留学呢？ 抵制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堡垒 中国有13亿人，占世界人口的20%以上。中国已进入现代化起飞的阶段，是世界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已达到GDP的60%左右，是世界上对国际贸易依赖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国内资源严重不足，中国的现代化惟有依赖国外资源进口的不断增加才能保障，中国对世界上的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铜矿等金属矿的需求日趋增长，已愈来愈成为牵动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重要力量。13亿人下定了决心要走通现代化之路，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壮观的图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别人怕我们的道理，没有我们怕人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紧张，中国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惟有走通两条路才能顺利实现，一是资源要进来，二是劳动力要出去。以劳动力交换资源，是中国国际合作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我们教育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培养能够进入全球交换系统的劳动者。在这个背景下看待教育领域的国际合作，我们才能有新的眼光和心胸，我们才能明白：教育的全面开放和国际化，是中国崛起于世界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才能使中国人具备走向世界的素质，才能使中国人具有参与建立全球化社会的力量。中国人太多，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要达成，中国人就必须把全球当成自己的事业平台，我们就应当有心胸将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教育文化和教育模式都吸入中国。毛泽东的导师杨昌济曾说过，教育就是要“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这是何等开阔的心胸！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为什么就没有一点这种开放豪壮的心态呢？ 外国人来中国举办合作教育或独资办学，把他们的资金、知识、价值观和教育方式带进中国，这有什么不好？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更适合在外国企业和机构工作，一定更适合推动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孩子会有前程，家长会高兴，国家也会因此而富强。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钱伟长等人都出国留学，他们不是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成长，但他们就不爱国吗？他们对中华民族就没有认同了吗？他们对中国的贡献就差了吗？一个人爱不爱国，这是从血里带来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自然养育的，不是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僚们可以培养的。相反，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制和对孩子的折磨，正是破坏着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社会认同。一个人人有出息的国家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善于从全球吸取信息和资源的国家才可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外国人带来了新的文化和知识，只会使中国文化和知识更丰富，怎么会威胁到什么文化安全呢？一个僵死的封闭的文化系统才是最不安全的。大量的外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开办学校，教的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活动在中国的疆域内，怎么会管不住呢？如果它们不能提供出家长和孩子满意的教育，它们自己就在竞争中消失了，为什么不能让中国的家长和孩子自己来自主选择呢？教育行政部门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来剥夺中国家长和孩子的教育选择权呢？剥夺百姓的选择权，除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权力和特殊利益以外，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正当的理由。 20多年前，邓小平将中国带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才得以发展起来。为解除人们的思想禁锢，小平提出“政企分开”、“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智慧地将经济与政治分离，使经济逐步得以脱离政治的控制而自由发展，自由展开国际合作，大量的外资进入奠定了今天中国最有活力的经济板块，带来了就业和税收，提高了中国整体经济水平。没有政企分开，没有经济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不会如此迅速地上升。2002年，中国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达到3302.3亿美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就已达到53.1%的高水平，这是否危害了中国的国家经济主权呢？我不明白什么叫国家经济主权，我只知道，有2000多万个中国人直接在18万个外资企业中就业，这些外资企业还间接带来了约3000万个就业岗位。也就是说，5000万个就业岗位是由外资企业带动的。5000万个就业岗位，如果按每家3口人算，就影响到1.5亿人左右的生活。这些就业的受益者们如何看待经济的对外开放呢？到我们在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欣喜的时候，不能忘记了这里面有一半多是外资企业的功劳。中国发展到现在，经济开放的禁锢是开禁了，没有官员还会冥顽不灵地遏制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但是，虽然邓小平倡导“教育要面向世界”，我们教育领域的禁锢仍然没有打破。我们的教育行政官员还在以“国家教育主权”、“文化保护”等莫明其妙地话来为自己遏制教育的国际合作找理由。邓小平要我们面向世界，而我们的教育政策不是面向世界，而是面向教育行政部门，而是面向教育行政垄断利益集团，这是中国教育的最大病根。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各种职业从政治的控制中独立出来的过程。经济的非政治化进程，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空间。同样，教育的非政治化进程，一样能为教育的发展带来空间。中国教育的发展滞后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教育的非政治化改革没有展开，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上下其手，大搞教育腐败，谋取垄断利益。1922年，蔡元培先生在《教育独立议》中说，教育行政官僚把自己的意志“参入教育，便是大害”。他所倡导的“教育独立”，按今天的说法就是教育的非政治化。我们中国百姓已经尝到经济领域对外开放非政治化的甜头，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尝试教育领域对外开放的非政治化呢？强大的心态才能带来强大的国家。世界上教育国际合作和贸易最为开放的国家，就是发达国家。它们是因为强大而自由开放呢还是因为自由开放而强大呢？这是一个鸡与蛋谁先谁后的问题，谁也难说清，但是，两者的联系是不可否认的，开放与强大是相互联系的。美国在教育市场准入限制上除个别州的成人教育外，基本无限制。欧盟十二国中，除少数国家如英国、意大利在高等教育的市场准入规定上有少量限制外，中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领域无限制。教育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国民待遇，学校自治，招生收费自主，成为指导发达国家教育国家化的普遍原则。目前世界上已有42个国家和地区在开放教育市场上签了字，我们中国也在其中。中国已经加入WTO，WTO规则强调的是自由竞争、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这就要求各成员国改革限制性的教育法律和法规，例如要求各国政府下放办学权利，取消政府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允许外国教育机构或企业自行确定招生规模和收费标准，自主聘请教师，自主颁发学历证明或学位证书，由市场来决定学校的生源和信誉等等，这些都与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发生着冲突。我深深感到，这些规则，不仅在教育国际合作上有意义，对我们国内的教育改革更有意义。南洋十二年，我们脖子总是套着绞绳，如果我们有上述这些规则支持，我们不会发展得如此艰辛！这些规划的作用，正在于把套在中国教育界脖子上的这些绞绳切断。切断了这些绞绳，中国教育才有希望。中国改革几十年，中国的其它行政部门都在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要求，但我们可以负责地说，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是中国所有行政部门中抵制改革开放的最顽固最庞大的堡垒，它们要么不动作，一动作就是以改革的名义来谋取特权利益，在全社会毁坏改革的名声。 在教育国际合作改革领域，只有从孩子和家长切身利益出发的标准才是有生命力的，惟有以百姓愿望为本的标准才是最真实的：能不能增加教育供给，能不能给孩子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服务，能不能将孩子培养成就业市场所需的人才，能不能使孩子成为生产力的推动者，能不能使孩子成为遵守法治的公民，能不能使孩子成为创造知识利用资源的高手，能不能让孩子今后有出息。百姓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百姓的追求就应当是国家的追求，百姓能不能过好日子，一切价值和意义只要在百姓满意这个前提下具有合理性，这才是衡量一切善恶是非的根本标准，违反这个标准的东西就是错的。教育官员们认为自己比百姓更智慧更高贵，更能判明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更能在教育上保卫国家主权或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愚昧落后的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时代的歪道理。主权也好，文化也好，只有能服务百姓的、为百姓欢迎的才是值得保护的。违背百姓之心的那些歪道理无论说得如何天花乱坠、冠冕堂皇，都只是少数人权欲的反映，都只是代表着少数人利益。十二年来，在种种约束和限制之中，我们南洋“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与国际化教育的有效途径”的追求并没有能实现。十二年给我留下的只是一点苦涩的感受，我终于明白了一点，学校如果没有开展国际合作的自主权，教育的国际合作就是一句空话。如果说教育国际合作是中国教育三只轮子中的一只，那么必须还国际教育合作的自主权给学校，不然，中国教育这辆车难走好。教育搞不好，苦的是谁，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和他们的孩子，而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家长和孩子。

民办教育问题：民办学校为什么哀鸿遍野？ 任靖玺 80年代：应运而生，意气风发 中国现代政治家中，最令我敬仰的就是邓小平先生。不幸出生于旧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饱受社会歧视之苦，在别人的冷眼中艰难长大。没有邓公给我脱掉头上的黑帽子，我很难挺起腰来做人。我这半生还能有机会做点事，主要是托邓公的福。有人曾问邓小平同志在长征期间做了什么，他的回答是“跟着走。”他不仅在长征中如此，在后来治理国家时也如此，他习惯于跟着百姓走。这不是贬低小平同志，而是称赞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从来尊重百姓的创造，他曾说过，所谓政策，就是要将百姓自发的创造合法化。人们称小平同志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小平同志的伟大之处，正在他不设计，他放权让利，给基层和百姓空间，让基层和百姓去设计，他只是鼓励和保护基层和百姓的自我设计活动，打破禁锢百姓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己的创举，这样的创举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这样开始了。“不敢为天下先”，正是小平同志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官员不来强行领导人民向前进，百姓才能学会自己看方向自己走路啊！这样的社会才会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能体悟邓公的精神和原则，任民自主，开放探索，中国的教育不会如此落后。中国的民办教育是那些有志于教育事业的前辈们自己看路自己走出来的，但二十多年来，这条路崎岖不堪，大家都走得太艰难，政策时好时坏，我们时时紧张，就怕坏天气落到头上，就怕遇到教育行政部门这个栏路虎，但是，教育行政权力之嘴总是无处不在，各民办学校都有被咬被伤的痛苦经历。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我们民办教育是步步跨栏，步步冲卡，稍有不慎就摔倒。从小吃苦太多，养成了我凡事如履薄冰，谨小慎微的习惯，现在斗胆写这本册子，实在是因为内心不平、激愤难受，才来这样冒触怒教育行政部门之大险。 民办教育不是政府教育部门设计出来的，而是百姓自发搞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民办教育应运而生。这个“运”是什么？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公立教育不能从数量上和结构上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需求带来供给，人们教育需求的提高和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出现，给民办学校带来了空间。改革开放后民办教育再现中国，是顺应社会需求的结果。从我的了解看，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补习的强劲的社会需求就出现了。一些老师为了挣点钱，开办高考补习班，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中国民办教育的开始。1981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始，学生复习需求迅速增加，高考自学考试复习班雨后春笋般出现。从高考补习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复习班的力量中，成长出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民办学校。一些退休教师成了中国民办教育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贴出广告，收点学费，租用教室，利用晚上或周末休息时间，组织教师授课，为学生提供考试补习或复习的服务，赚取一点微薄的利润，从一开始就走的就是市场化的路。80年代初期，这样的补习班遍及中国各地，不用多少资金，不用固定场所，不用登记，不用上税，自主收费，自主招生，那真是一个政府管制宽松、民办教育大发展的阶段。河南郑州胡大白兴办民办教育的经历很有代表性：1981年冬天，郑州中文系讲师胡大白因公被烧伤，办了残疾证。1984年，胡大白以30元起家，租教室，请老师，满大街贴招生广告，办起了自学考试辅导班。这就是现在的黄河科技大学的由来。另外，中华社会大学的创建也很有代表性。1982年，年已花甲的于陆琳等人从人民大学借了1000元钱，在别人的账户上开了个户头，在北京租了两处四合院共1000平米，就这样开始招生，中华社会大学这靠1000元开办了起来，到现在仍有在校生几千人。当时由于受到一些政策障碍，于陆琳上书彭真，彭真和胡耀邦都给予支持和肯定。1000元钱，租的1000平米四合院，几个退休老人，就这样开办了大学，成为首批国家学历文凭考试试点校。现在听来，简单不可思异。进入门槛如此之低，政策如此之开放，不可想象！但是，这就是时代精神！如果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现在的“规范化管理”规定，这样的大学不可能出现。现在的门槛越来越高，仅就建筑条件而言，要举非学历高等教育，必须有固定、独立、相对集中的土地和校舍。校舍一般应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含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校系行政用房及其它用房五项，学校建筑面积标准为：文法财经类学校每生10平方米，理工农医类学校每生16平方米。学校的质量，不在外在的条件，重在教师的质量，而教育的质量是很难考评的。一个讲师的水平就一定比一位教授差吗？学校的质量，应当由教育行政部门来把关呢还是由市场来把关呢？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就是，让社会自己来把关吧！这种开放进取的精神，在我们现在的教育行政部门中早已枯竭！他们现在只会借规范管理之名，拉高进入门槛，压缩教育供给，以维持自己利益系统的垄断利益。 社会有这种教育服务需求，有人愿意并能提供这种教育服务，供给和需求互相促进。80年代初，整个社会充满着改革的精神，对新生事物持有一种开放和支持的态度，这类民办的补习班、辅导班、幼儿园、职业培训学校、特长教育（如文艺）学校和民办高等学校得到了政府的认可。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提到：“国家一定要用足够的力量举办教育事业，同时又要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包括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以及国家批准的私人办学者，采取多种形式和依靠广大群众来举办教育事业。”彭真的报告肯定了“私人办学”，强调依靠广大群众来办学。也就是说，民间走在前面，政府跟在后面予以法律上的规范和肯定。以后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规定》和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都鼓励社会力量办学，80年代中后期，民办教育进入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到1989年，仅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大城市，各类民办学校已有2000多所，在校生达到了300多万人。300多万学生的不同的教育服务需求在民办学校中得到的实现。这是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和放权让利精神的体现。 90年代：层层设卡，层层突破 1992年小平南巡，强调“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针对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强调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我与许多民办教育的同仁一起，正是在这种充满开放热情的氛围中，大胆地闯入了教育领域。这时的教育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流动性极高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收入相对较高，但却无时间和精力照看孩子，他们希望孩子有一个学习和托放的地方。寄宿制学校又应运而生。寄宿制学校要建设宿舍，意味着更大的教育资本投入。因此，在其它形式的民办教育的总量和多样性继续发展之外，有资本的公司和个人进入教育，就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国民办教育的特征。而且，针对这类家庭孩子处于基础教育阶段的特点，大量的资本进入了中小学这类基础教育领域，大规模、高规格、高收费的民办学校成批出现在中国。我们南洋教育算是首批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的投资规模最大的民办寄宿学校。新的教育需求结构再次带来新的教育供给结构。1999年6月15日，全国第三次教育会议召开，***、朱基总理等中央领导高度肯定民办教育的作用，朱总理甚至动情地说，解决中国教育供给的问题，除了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之外别无它法。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我们南洋决定收缩在其它领域的业务，将所有力量集中起来干教育。 　　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民办教育大发展的年代，也是民办教育与教育行政部门摩擦开始加剧的年代。为什么会这样？我最近想了许多，归纳出以下几条原因。第一，民办教育的发展已开始侵入到了传统公立学校的地盘上，竞争生源和教师，对公立学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教育行政部门开始站在公立学校立场，利用行政权力来限制和对付民办学校；第二，民办学校数量和规模已日趋膨胀，教育行政部门已不得不重视，力求将其纳入行政统治范围。但是教育行政部门过于简单地试图用管理公立学校的老思路和老办法来管理民办学校，摩擦因此而出现。民办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矛盾开始普遍出现，表现在人事权、财权、课程权、招生权、收费权等等方面。旧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新兴的民办教育内在特点不相适应的状况日趋明显，整个社会对民办教育配套的环境也没有出现，谁听谁的呢？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有民办学校听教育行政部门的，但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办，民办学校开始面临重重困难。无论在土地、融资、税收等方面，民办学校皆面临打压。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办学校开始抱怨说，在民办教育“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中，中央只管“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前两条，而教育行政部门只管“加强管制”最后这一条，中央与教育行政部门嘴里出来的不是一个味道的气。谁更管用，不是中央领导的开明讲话，而是教育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我开始体会到了中央与部门的微妙差别，中央管方向，这往往是正确的，部门只顾自己的利益，这往往是不公平的。教育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与政策化，这从90年代后期开始突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教育法》中有关民办教育是公益事业，民办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规定就开始构成对民办学校的重大制约。因为是公益事业，所以不能抵押贷款，这就无法从银行融资。因为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资金进入有限。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也沿用了《教育法》的原则。这些规定，把民办学校逼向了收“储备金”、“集资款”等风险极大的融资活动。与此同时，控制民办学校的招生、聘请教师、收费、广告等恶劣行政行为也愈来愈多。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控制民办学校发展，管制愈来愈细愈来愈密，民办学校的日子愈来愈难过。每次民办学校的同仁们开会，除了抱怨还是抱怨。 21世纪初的民办教育：教育权力资本围剿，民办学校哀鸿遍野 　　如何描述2000年以来中国民办学校的状态？我只能用“哀鸿遍野”这四个字来形容。今年8月份，我到河南、山东等地考察了数十天，民办学校真是万户萧条，惨不忍睹。商丘立博学校，学生最多时2000多名，于2001年倒闭。商丘南开附中，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于2003年8月倒闭。洛阳凯通外国语学校，学生最多时1200名，于2003年2月倒闭。洛阳育良中学，最多学生数700多名，2001年倒闭。另外倒闭的学校还有洛阳三明中学、焦作市新世纪学校、开封盖亚学校等。现在仍有一些民办学校挣扎于死亡线上。洛阳市光华学校，最多学生数约2600名，现在只有学生约300。郑州市亿龙学校、先锋学校、绿荫学校、国栋学校等学校最多学生数都在1000名以上，现在普遍只有200~300名，根本不够维系学校的正常运行。河南如此，山东也如此。济南致远学校建校十来年，校舍设备精良，颇有声誉，最多学生数1000多名，刚于2004年春倒闭。老牌名校齐鲁私立学校因生源锐减，于2003年秋天被公立重点学校“济南市铁路第一中学”兼并。建于1999年的聊城市文轩学校，最多学生数2000多人，现已被聊城市公立学校聊城一中收购。位于潍坊的英才学府成立于1993年，2000年时还有学生数1500多人，今秋开学仅余学生100来名，只好卖掉了学校。孔阜中英文学校2001年建校，260亩地，1.2亿投资，2003年秋学生不足40人。情况还好的就是山东民校的大哥大“双月园”，投资3亿多，占地560亩，最多学生数4000多人，现在仍有2000多人，减了一半左右。刚于2003年建成的泰山国际学校一片冷清，设计3000人的能力，现在招生人数不到300人。 　　按山东、河南的情况，我粗略算了一下，2000~2003年，中国民办学校倒闭一半以上，还活着的也只剩不下几口气了。二十多年发展起来的中国民办学校如此迅速地全面崩溃，原因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我在前面已零散分析过，这就是中国教育权力垄断资本（官商勾结）的全面出笼。 　　就我的接触而言，全国人大对中国民办教育的理解最为深刻，对民办教育的发展最为关注和热心。1996年底，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民办教育列入了1997年的立法规划，由科教文卫委员会负责起草。1998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五年立法规划。为了制订好《民办教育促进法》，全国人大组织了许多次的调研、考察和讨论。每次重要讨论，都以开放透明的心态，组织各部委、各专家和民办教育的负责人共同研讨。我多次参加这样的讨论会。全国人大立法过程的公开透明，平等参与，讨论协商令我激动不已。我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公平、民主和清明的一面。虽然我对民办教育事业的信心日趋减弱，但是，当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时，我内心激动不已，心想，虽然存在这么多的问题，便我们终于有了一部不错的法律，教育事业，应该还可以再干下去。这部法律解决了多年困绕中国民办教育的几大问题。例如，第五条：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第三十五条：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第四十八条：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五十一条：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我们政府还是能够着眼大局、与时俱进的。 　　我的兴奋并没有能持续多长时间。当教育行政部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和《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随后出台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冷透了。这两个文件，把全国人大多年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变成了民办教育破产法。我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教育权力资本全面出笼了！我知道，原有的真正的民办教育完了。 　　进入民办教育以来，我一直高度紧张地关注着公立学校的转制问题。教育领域的权力资本化，化公为私，一直都是在偷偷摸摸的进行，但规模都不算大。早在1994年，教育行政部门就已开始进行“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的试验，小步推进部分公立学校进行转制探索。我明白，这就是化公立学校教育资源为权力关系人私人教育资源的试验。我想，无论如何，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公立学校承担着公平的基本责任，别的经济领域可以采取股份制等形式来完成所有权改造，但教育部门一定不敢在公立教育资源私有化上打主意，这可是牵动千家万户的大事。即便在最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的管理也是严格分开的，谁都不敢忽视公立教育承担的社会公平职能。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再贪再坏，恐怕也不会大规模把公立学校的优势教育资源占有已有吧！历朝历代，相对来说，学政往往是干净的地方。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不敢胡来吧！我清楚得很，公立名校是纳税人的钱养肥的，在应试教育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只要公立大学开办民办“独立学院”的政策一放开，真正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就完了。“名校办民校”的政策一展开，真正的民办学校就倒大霉了。要么是经济上完了，要么是被公立学校收编，民办教育承担的素质教育探索的功能完了。不是经济上死了就是精神上死了，更有可能的是经济与精神的双重死亡。我真的没有想到，教育行政部门做事如此肆无忌旦，如此胆大包天，如此急迫地要瓜分公立教育资源，如此没有底线！教育行政部门以国家赋予的行政权力来谋取自己的垄断利益，竟然如此不顾国家政权大局！他们胆大妄为到我不敢想像的地步。有教育部门这样腐败透顶的行政机构在管制我们，我怎么还敢搞教育？《教育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行政部门过去用《教育法》来管制我们民办学校，对民办学校的收费严加控制，不顾民办学校的市场化性质，就怕民办学校多收了学费。而现在，教育行政部门以政策的形式大力保护公立学校以民办的名义赚取利润，自己也参与分成，这时他们早已忘了还有一部以规范公立学校为目标的《教育法》。马克思关于法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的论断，我切肤般痛地体会到了。这是利益控制下的意志，这样的黑色意志和利益竟能如此轻易地变成堂堂的教育法律！ 　　81年前（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的辞职宣言中称“我决不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当今中国教育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蔡先生的一分一毫。蔡元培先生以自己的辞职来抗议当时政府教育部门对教育自由与教育独立的压制，他出于精神的苦恼而辞职。81年了，与当年蔡元培先生的处境相比，今天中国教育界承受着更大的双重的压力，精神的压抑与经济的压抑。这双重的压力摧毁了一个个学校，摧毁了一个个教育梦。我无德无能，不愿再承受这无理的压制和破坏，不愿再在这种无意义无希望的状态下过艰苦而无聊的生活。我选择了离开南洋，我选择了对教育行政部门的抗议、批判和我对教育官僚们最强烈的咒诅。

层层争权分利的罗网 考试控制的权力带来相应的垄断利益，所以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各层都在争夺考试控制权。我们的教育部牢牢掌控着高考，这根指挥棒直插入中国基础教育的心脏，一切教育手段都得围绕着高考展开。高考升学率直接决定学校的声誉，直接决定校长和教师的地位和利益。教育部以高考指挥棒，轻松地控制着各学校的高中应当教什么和如何教，应当选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辅。教育部有了明确的权力和利益空间，省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如何体现吗？除了从高考制度中分权分利之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有了一个高中会考。高中会考的权威性如何体现呢？许多省教委规定：会考共九门，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政治。一门考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重点院校，二门不及格，高考时不准报本科，三门不及格，不准参加高考。这样的规定一下来，会考的控制权直线拉高。省级教委对高考录取招生有很大的影响力，它的规定谁敢不认真呢？但是，与省级教委的人交流，他们还报怨说会考的权威性不够，一些学校不认真对待会考，它们弄虚作假偷偷让学生全部过关。要想领到高中毕业证，我们南洋学校也必须参加会考。会考指挥棒指定的高中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谁敢不理呢？各地的每套会考试卷要交20元左右不等，我们南洋学校系统一下就将几万元交上去了。全国的学校要交出多少钱去呢？全国有高中在校生2900多万人，9个考试科目约26100万份试卷，每份卷子仅以10元钱算，就是26亿多元。这还不算与会考有关的指定复习资料了。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也不示弱，它们也要控制一份权力和利益，所以就强化高中重点学校的建设，以此强化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近几年，初中升高中的中考竞争的残酷程度，已经不亚于高考了。上了重点中学就有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是决定孩子命运的大事，家长、孩子和教师就不得不全力以赴备战中考。不少公立名校在初二就将初中全部课程匆匆上完，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全力准备中考。市级教育部门决定着中考，也因此决定着初中应当教什么和应当如何教，决定着相关利益的分配。中央教育部门有高考、省级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怎么办呢？那就是县教研室指定教辅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检查罚款和年终测试。 教育行政部门不同级别的管理分工的核心，就是权力分层，层层都有权，层层都有利，层层都有吃的，层层都有灰色收入。为了保证这种灰色收入，教育行政部门把课程设置权、考试评估权、发毕业证书权等学校教育的核心权力，紧紧攥在自己手里，不给学校一点空间。在这样教育权力高压和垄断利益的层层控制的天落地网中，素质教育的空间何在呢？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我们的教育不是为学生的身体、心灵和智力的成长提供滋养和训练，而是不得不以教育行政部门官僚的权力和利益为标准来利用、挤压和折磨学生。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师和学生只是教育官僚手中的玩物而已。 学校的自主空间何在呢？我过去一直纳闷，教育部多年来也在强调要改变过去那种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毛病，而且关于发展素质教育的文件下了一个又一个，但是为什么教育现状就是没有任何改观呢？仔细研究才发现，教育部发出的所有文件或禁令，都只是倡导性的，没有硬性的约束，没有明确的惩处性的规定，这是故意放松。最近，教育部门的领导强调要“五不准”，不准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水平的唯一指标；不准小学、初中招生举行选拔考试；不准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织集体补课；不准按考试成绩排队。但是，如果省、市、县、校违反这“五不准”怎么办呢？没有明确规定。教育部的文件中为什么不加上“如果违反五不准，经某某机构查实，教育局长撤职，校长下台”这样的提法呢？这样的提法是不会出现的，因此这“五不准”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只是获取社会名声的提法而已。上上下下都明白，大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吃香的喝辣的，小弟们（下级教育行政部门）也不能只啃光骨头啊，所以大哥说归说，小弟们干归干，大家都要有份才行。百姓不明就里，就认为教育部好，坏事只是地方教育部门干的。在这样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考试制度只是教育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集团利益的体现。 “我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真的很大，让我喘不起气来。-----学习给我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有个好的将来，不要像我竟输给了学习。所以，我必须选择离开。”2004年3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忠县拔山中学的两名女高中生陈薇和陈艳玲，在写下上面这些遗言后，拥抱着从楼顶跳下。 当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在难过之余想，这两个可怜的学生和全国许多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学生一样，他们并不是“输给了学习”，而是输给了教育部，输给了中国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全中国的学生和教师都输给了教育部门的官僚集团。教育部门的官僚和维护他们特权利益的制度应当为全中国因学习压力而自杀的孩子们负责。 以行政集权之手段，行利益控制之实 建国以来，中国的高考，前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不同历史阶段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粗略分起来，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控制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分数控制阶段；而现在，则进入利益控制阶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私立高等学校仍占学校总数的38.2%，各高校仍按过去的办法实行单独招考，没有什么国家组织的统一标准考试。1952年6月1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以后经过三年左右的过渡期，统一高考制度逐渐成型。与此同时，经过几年改造，全国私立的中小学和高等学校（含教会学校）全部被改为公立学校。原本多元竞争的教育格局被整合，政治权力对教育高度控制的制度框架全部完成。1958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在招生机构中，各级招生机构和高等学校没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没有政治挂帅，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是以政治质量为首要条件，而是单独按照学科考试成绩高低依次录取。”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的指导思想全面登上中国教育舞台，中国教育全面政治化。1966年中旬，“文化大革命”爆发，高等学校招生停止。1970年~1976年，部分高等学校恢复招生。新的招生办法无需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学。这是高考的第一个阶段，政治控制阶段。 1977年底，中断了十年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制度恢复，群众推荐入学的招生办法被取消，千百万被剥夺了受教育机会的青年有了“考分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当年共有570万人报考，录取了21.7万人，录取比例是1：22。由于起点公平，“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逻辑判断开始深入人心，甚至有人称“高考是中国惟一公平的竞争”。可以说，高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承担着公平竞争的社会功能。 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高考的社会公平价值开始变异，而其带来的教育的低效率的弊端则日趋显现。从公平性来看，高考的社会公平竞争内涵已发生很大变化，高考的考试和录取的起点开始出现诸多不公平现象。例如教育行政部门以财政资源重点培养重点学校，人为造成了校际应试教育水平的差距，以“条子生”（教育部门领导写条子）、“交系生”（与学校有利害关系的其它部门的领导）和“票子生”（家长对学校的贿赂）为形式的“择校生”屡禁不绝，优势应试教育资源开始为权势所享有；城乡教育财政投入不平等，人为造成农村孩子在应试教育上的落后。近年来，农村孩子占大学生的比例日趋下降，城乡教育起点的不公平开始全面反映到高考中来；各地区录取总数和最低录取分数线不一至，造成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孩子低分即可进入重点大学。上海的考生只要460分就上重点，而江苏、四川等地却要500多分才行，这已不是什么公平竞争了。区域不公平也明显表现在高考领域；最近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学校”政策使公立大学降低分数线乱收费彻底合法化，公立重点学校成为不公平的阵营。这些现象，已使高考原有的分数竞争的公平性大打折扣。 从高考的效率性来看，其低效率的特征日趋突出。家长投入费用，孩子投入时间和精力，目的是为了孩子素质和能力的成长。我们的教育制度产出的不是孩子的健康、素质和能力，而是以孩子的身体和心血来换取单纯的考试分数。面对中国社会基础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高考的效率性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不能适应多元化的人力资本需求。随着市场社会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社会对多元人力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差异性和特质性成为市场追求的东西，而我们的教育制度正好是毁灭孩子的差异性和特质性，孩子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要求。我们的教育是按教育行政部门的需要和规则在培养人才，但是教育行政部门又不能为学生提供就业。2003年12月12日，新浪网对大学毕业生进行的调查显示，面对“找工作时首选什么机构？”这样的问题，6070个调查参加者中，首选公司、企业的占59.14%，选政府部门的占26.21%。个人自主创业的占6.08%，无所谓的占8.57%。这说明读书做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是公司和企业在决定着学生的就业。公司和企业所需要的，是具有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人，是具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的人，但是，公司和企业的原则并没有体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之中。公司和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普遍印象是：工作不踏实，缺乏实干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差。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教育不训练这些精神素质。从道理上说，谁是就业的主导者，谁就应该是教育的主导者，但是，面对以公司企业人力需求决定就业市场的时代潮流，教育行政官僚们仍然逆流而行，他们仍然千方百计强化对教育权力的控制，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和计划来安排学科设置，其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与公司企业的需求脱节。2003年底，据中国社会调查所调查，63%的人认为教育与就业市场的不协调，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在教育集权的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占有了过多的超出他们责任承担能力的权力，这是权力的滥用。我们青岛南洋的一位高中孩子对我说：“我们的学习是形式化的，就像学习京剧一样。我们天天训练舞台上那些子武打招式，但与现实真刀真枪干不是一回事。为什么要我们玩命学这些用不上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学习啊？” 第二，不能适应孩子的个性发展要求。现在孩子信息量大，很聪明，自我意识强，对自尊十分敏感，他们需要一个能给他们自信自尊自主的学习环境。但我们的教学和考试方法不断毁灭着绝大多数孩子的个性与自信，因此孩子厌学恨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对许多孩子来说，学校如同牢狱，老师如同牢头一样讨厌。我们南洋一直想将学校营造成孩子的乐园，但是在现在的考试竞争的制度控制下，逼孩子就范也演化成了普遍的风气。我们的孩子生而有的灵气和个性，却无往不被磨灭。 第三，不能适应教师追求职业发展的需求。教师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们天天面对孩子，了解孩子的心理，对教育都有自己的一肚子想法。给他们更大的教育权力，他们教育创新的力量就会得到解放，中国的教育就会百花齐放，形成活泼生动的局面，教师的人格尊严和职业素质就会得以不断提高。但是，现在的教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奴隶，他们没有教育的自主权，没有教材选择和课程安排的自由空间。我问过许多有想法的老师：“如果没有教育行政部门的管制，如果不是现在这种应试制度，你还会这样教吗？”他们百分之百的回答是：“肯定不会这样教！”多元化诉求的家庭、多元化个性的孩子，被迫进入一元化的教育行政机器，毕业后他们又要直接面对多元化的就业市场。以高考为统一指挥棒的教育制度，就成了多元化社会发展的障碍。统一的高考带来了学校间、教师间和孩子间围绕分数的残酷竞争的负面效应日趋显现。教师为了分数而竞争，为了分数竞争而折磨孩子，他们的人格愈来愈单调，自尊愈来愈被毁灭，他们的职业活力愈来愈枯竭。 无论是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现行的高考制度都弊端重重。但是，为什么高考制度却逆潮流而动，愈来愈严格愈来愈不人性呢？为什么在越来越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教育部门控制的高考制度就一直没有根本改变呢？专家们说，这是由于大学有限，尤其是重点大学有限，所以总得有选拔甄选人才的考试嘛。我们不反对考试的选拔功能，但是，我们不得不置疑现行的高考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这些内容和方法是与教育行政部门控制的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辅一体化的。在这里面，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利益因素起了多大的作用！发达国家也有各种考试，进入著名学校一样要面对竞争，各大学一样要选拔人才，为什么就没有我们教育部门如此严密和残酷的控制系统呢？美国的大学是招考分离的，各学校有招生自主权。他们的大学一样要参考一些考试成绩，如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美国大学考试），但是，与我国高考制度不同的是，一是这些考试的举办者根本不是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而是民间考试机构。二是这些成绩不能成为学生进入学校的惟一标准，学校要根据自己的特色和标准，对入学申请者进行综合性测试。三是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术能力测试）这类测试一年举办7次，学生交钱就可以参加考试，也可以多次参加考试，直到考到自己的满意的分数为止。这样的招考制度，将更大的自主权放到了学校和学生手中，这是对人民的尊重，这是主权在民的社会价值的自然反映。在这样的招考制度下，教育行政部门根本不能高高在上控制一切，根本无法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之手延伸进入教育圣地。所以，仅从考试的选拔功能出发，不能证明我们这样的高考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我们的教育制度，反映出来的是权力在官不在民的专制精神而已。 “现在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对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是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行。”这话是谁说的？这是毛泽东说的，是毛泽东在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毛泽东反对应试教育是对的，但是他又走上了将教育完全政治化的错误方向。也许他想不到的是，他留下的两项遗产，在今天转变成了应试教育的基石，成为目前教育官僚们垄断谋利的基础，这两项遗产一是政治权力对教育的高度控制权，二是公立学校占了学校的绝对主流。这两项遗产到今天，构成了教育行政部门专制垄断权力的基础，这是高考制度难以动摇的根本原因。 考试制度不改，教学制度就改不了，教学制度改不了，不仅民办教育没有出路，公立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也一样又累又气、痛苦不堪。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种权力和利益制度，它高度向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倾斜，所以考试制度的改变，背后就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大调整，就是社会应当监督和约束教育行政官僚的权力和特权膨胀，想到这一层，人们会说，改什么改，谁有力量来动他们吃在嘴上的肉呢？在教育官僚的专制压迫下，中国社会似乎失去了良知和胆量。很少有人来问一问，这一切合理吗？正义吗？教育行政官僚们吃在嘴上的肉是什么呢？是孩子的痛苦，是孩子身体体质的退化，是孩子近视眼的急剧增加，是孩子灵性和个性的被消磨，是孩子的自杀和被欺侮，是国家的自由和创新的活力。 2004年8月12日，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北大校长许宏智说：“实行当前的高考制度，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目前来说，没有更好的高校招生生选拔的办法。”同济大学校长万钢说：“一个人的知识可以在考卷上考出来，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是不能在考卷上反映出来的。------高考是一把尺，学生进入教育是他的权利，你必须要有一把尺来衡量他，这把尺应该是多维的，但我们现在只是一维的，一个总分就决定了终身，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在我们国家现阶段的条件下，改起来太复杂了，也中有这个办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说：“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我认为全国统一考试是好的。”真是遗憾，代表中国高考教育水平的北大、清华的校长们都认为高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为什么就不敢想一想招考分离呢？他们为什么就不敢为孩子着想，呼吁一下高考一年多考几次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高校独立招生呢？他们为什么不敢想一想共同成立一个非教育部控制的高考出题机构，为形成中国的多元考试体系而贡献力量呢？他们为什么会认为专制垄断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呢？道理很简单，他们的任命与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相关，他们也只是被控制的官僚而已，不是有教育家独立追求的人。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我们洛阳南洋学校，我看见三个学生睡在草地上。我想他们在偷懒，走过去责问他们。他们对我说：“我们太累了，早上7：00开始上课，晚上到10点才完成补习，中午吃完饭就开始上课。我们实在太累了。”我找校长商量，校长说：“考分上不去，孩子就上不了大学。学校升学率低，北大、清华升学率低，排名一出来，我们的声誉就完了，招生就招不到了。实在没有办法！”我无言以对，这不是我想要的南洋的教育，但这是我不得不要的南洋的教育。把孩子推入考试地狱，毁坏他们的身体、个性与灵气，然后把他们送入大学，这样做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考大学就耗干了他们的元气，他们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成为没有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人群，这样的教育，价值何在呢？一位研究教育的学者们对我说：“中国的教育已进入一个以内涵发展和制度变革为主的新阶段。”我问他：“内涵发展指什么？制度变革指什么？”他说内涵发展指素质教育替代应试教育，但对制度变革，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是不明白，而是不敢说。制度变革，其实不就是变官僚专制的教育制度为自由民主的教育制度吗？不就是在教育上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吗？不能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不能冲决教育行政部门专制垄断的教育罗网，我们的孩子无望，我们的南洋无望，我们的民办教育无望，中国的教育无望。我向全中国的学校、教师、学生和家长们呼吁，为了中国的教育，为了孩子的身体和心智健康，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将其侵吞独占的教育权利还给社会： 第一条高考一年不能少于6次； 第二条高校有权自主命题招考。也有权自愿联合起来出题招考。公司和企业也可以组建考试中心。形成中国的多个高等教育考试中心，从事出题考试业务，市场化运行，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其地位和生死。以此形成中国多元竞争的考试制度。原来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的高考考试，只能算是各种高考形式之一，不能享有什么行政方面的特权。多种所有制、多个考试中心、多元测试方法自由竞争，由学校、家长和孩子来自主选择； 第三条考试和招生分离，还招生自主权全部还给学校。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人格不会比教育行政部门的人低贱，有了自主的权力，他们会承担起自主的责任。学校选择什么样的高考测试标准、以什么样的综合标准来招收学生，由学校自主决定。形成多元化的考试制度和多元化的招生制度的统一。 第四条取消教育行政部门对毕业证书、学历、文凭的控制和垄断，各学校自主决定颁发毕业证书、学历和文凭，各学校毕业证书、学历和文凭的价值由社会竞争来决定。 第五条各学校和教师具有自主设定课程、选择教材、编写教材的神圣权利，教育行政部门只能按照《宪法》和《教育法》进行宏观原则规范，不能以政策方式进行微观干预和谋利。 第六条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工作要由对学校和教育的全方位管制转向对贫困学生的扶贫，以教育券等形式免费支持贫困大学生上学。有任何一位品学皆优的贫困家庭学生因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大学，要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 第七条公民不仅有受教育的权利，也有从事教育事业的权利。任何公民都有权在法律的范围内举办教育机构，还教育权于社会。

应试教育的利益根源
所谓应试教育，指的是为了考试而开展的教育。这个概念，是与为了学生发展而开展的素质教育相对立的。只要是教育，只要是学校，都必然会有考试。中国绝大多数教师、家长和学生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深恶痛绝，是因为我们特定的考试制度不是以学生为本的，不是为了测试学生的整体素质并改进学生素质上的缺陷，而是压制了学生的个性、毁坏了学生的身体、破坏了学生的自尊和自信。我们的考试不是帮学生的，而是整学生的。为什么多年来，应试教育的弊端有目共睹，成为社会共识，为人们所普遍痛恨，但是应试教育为什么不仅没有丝毫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了呢？我思考再三才终于明白，应试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观念认识上的问题，因为上至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至普通的平民百姓，谁都知道应试教育害苦了孩子，对应试教育的反感不存在什么观念上的阻碍。应试教育之所以长期不改，根本原因还是在权力和利益结构上，是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代表的教育专制特权利益集团需要应试教育，惟有这种一统天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最符合他们控制的方便，最符合他们的权力和利益诉求，是他们的私利在不断强化着应试教育的神经。惟有通过应试教育来吸食成万上亿的孩子的青春少年之血，才能很便利地把他们养得愈来愈肥。考虑到这一层，我感到了恐惧、愤怒和无奈。
考什么和如何考，决定了教什么和如何教，考试制度决定着教学制度，教学制度则决定着学生受教育的命运。没有人性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就没有人性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没有人性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学生就会受到非人性的对待。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是教育领域的皇帝和主宰，他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利益，他们巨大的特权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
搞素质教育，就是搞适应学生个性特点、以学生素质发展为核心的教育。从课程选择和设定上来说，就必须权力下放，应当以教师、家长、学生和专家为核心，共同来选择和设计每个学校的校本课程。但如果这样做，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教材和教辅卖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实现呢？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根据2004年8月曝光的四川教材回扣案，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在美国，公立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向学生提供教科书。由于教科书是公共资产，所以学校要求学生要爱惜好教科书，学期结束后，学生都要将教科书还给学校，给下一年级的学生用。一本教科书，要经过许多届学生的手。但是，我们教材所每都有一点变化，学生不能从上一届学生处借用，这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教材每年销售的利润吗？近年来，面对全社会要求素质教育的呼声，教育行政部门也于近年在全国推广称之为素质教育和个性的新教材。也就是说，搞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也必须是全国统一模式，只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一种模式的素质教育和个性教育，这不是素质教育的笑话吗？其实这不是笑话，而是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垄断利益。2001年初新课程出台，教育部开始全面推广，就有专家批评“课程改革领导者”的三重身份：以行政官员的角色在制订新课程，以学者的身份在宣讲新课程，以商人的身份从新课程中获取利益。
从考试内容来看，与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和教育部门规定的教辅环环相扣，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知识点就是考试的重点。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活一些呢？为什么考试的出题不能给学生的想象力和素质发挥以更大的空间呢？原因还是在控制。如果出题过于宽泛灵活，那么考试与统一教学大纲和教材的内在联系就会松散，这种联系一松散，统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就失去了权威和价值，各学校就会自已选择教材和创新各种教学方法，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和垄断利益就会大打折扣。垄断利益需要僵死的统一大纲和教材，因此考试出题和考试办法就得随之而动，这是根本原因所在。1983年，教育部就下了死规定：从1984年起，高考按基本教材命题。利益指挥权力，有这样的特权利益在控制，所以教育部门一切关于素质教育的宏论都流于形式。在1997年1月16日前后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领导人就提出要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强调的理由是：“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想。应试教育以升学为目标，围绕应考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的教育。它的危害，一是教育对象主要面对少数学生；二是教育内容偏重智商，轻视德、体、美、劳诸方面，忽视实践和动手能力，影响青少年生动活泼、健康地成长；三是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而素质教育较好地体现了基础教育的本质，它以培养受教育者在思想道德情操、科学文化知识、身体和心理素质、劳动和生活技能等方面得全面和谐发展为宗旨，为学生学会做人、求知、生活、健体、审美打下扎实的基础。”这话讲得多好，体现了多少优秀秘书的心血。但是，到1999年，高考新一轮改革的命题原则仍然是“遵循教学大纲，又不拘泥于教学大纲”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学校和教师们都明白，模糊中有不模糊的核心，谁敢不遵循统一教学大纲教学呢？显然，教育行政部门早就知道应试教育的弊端了，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应试教育反而愈演愈烈呢？不知者不为罪，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知道应试教育之害而推进应试教育，这还不算邪恶。知道了应试教育之害而强化应试教育，这就是在故意坑人害人。分析近几年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做法，是不是在坑人害人呢？结论是明摆着的，简直是在谋财害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公布了上半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居首位。据教育专家保守估算，10年来教育乱收费超过2000亿人民币。这些乱收费项目，还没有包括指定教材和教辅的回扣在内，如果加上这个数字，10年来的教育乱收费就不应当是2000亿元，而应该是约5600亿元了。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这都是由应试教育这个杠杆弄出来了，所以应试教育就愈来愈厉害了，这有什么奇怪呢？真想搞素质教育的人，就是要与控制行政权力而且每年有500多亿黑色收入的这个特权利益集团作对，谁会有力量坚持下去呢？由应试教育生长出来的垄断利益集团为了独占垄断利润，拼命维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垄断权力。对普通的学生、家长、教师来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试卷、教材、教辅专制权+教育垄断特权分利集团”这个黑色堡垒，成了独占行政暴力的难以违抗的邪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