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音乐家王光祈传[转帖]

此文我写于35年前15岁时 从未发表过 从我十五岁 阅读了王光祈的着作 <中国音乐史>与<琴谱翻译研究>后， 我就立志要作一个 像他般的"以乐为学"之音乐工作者。 他曾说 经过柏林图书馆馆长对古谱的研究 欧洲中古时代的音乐原貌 乃被发掘出一新面貌来 我研究燕乐的宫.调体系的动机， 发轫于这个志向 ──也要把燕乐被认为失传的真相发掘出来 我自认为 唐宋燕乐的原貌 经我一个人的研究 已开辟了一个新的面貌 今日之小有所成 受王光祈的拜赐良多 仅以他的传文 作为<心裁论文集>的首篇 聊表崇敬与不忘本之意 民国十三年， “东西乐制之研究”一书 由中华书局出版。 着者王光祈在序文里说： 吾将使日夜梦想之“少年中国” 灿然涌现于吾人之前。 一般学音乐的， 大都只知道王光祈是一个研究音乐的学者。 很少人知道，他所首创「少年中国学会」 是近代新政党的发祥地。 周佛海、左舜生、毛泽东、李大钊等 都曾是该会的会员。 王光祈日后研究音乐， 可以说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 ──研究专门学术──的延续。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前后 新兴的学术团体、 青年革新运动的中心。 左舜生说： 它是当时唯一毫无依傍、 毫无政治色彩的学术团体， 却又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 民国前二十年， 王光祈诞生于四川温江。 那时他的父亲王茂生已死了几个月， 家贫如洗。 他小时在伯父家中， 一边牧牛， 一边受教于母亲。 每年就靠城门外锅厂的租钱维生。 九岁入温江私塾。 十三岁那年， 赵尔巽出任四川总督。 他是光祈祖父王泽山的授业弟子。 赵尔巽念先师授业之恩， 接光祈到成都进学。 十三岁的王光祈就由乡人何学章偕同 到了他的第二故乡──成都。 入胡雨岚所办的成都第一小学。 赵尔巽为光祈报捐了一个同知前程。 同时将当时四川当商罚银的入庄之息──每年四十两息银， 供王光祈读书。 一直到十七岁又进入四川高等学堂分设的中学堂。 汉学家刘士志是当时的校长。 王光祈在这里打下了国学基础。 与他同学的有郭沫若、周太玄、李劼人、魏嗣？、曾琦等。 以后都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坚份子。 宣统二年， 王光祈还未满二十岁， 他母亲便为他娶了小一岁的媳妇。 不久辛亥革命发生， 赵尔巽失官。 每年四十两的息银没了。 王光祈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了五年制的学业。 二十三岁与中学时的同学曾琦一同入了燕京大学。 只知道这时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两个婴儿也先后夭折。 至于他的妻子， 就不得而知。 在留德前后， 他曾谈过恋爱， 且失败得很悲痛。 在德国逝世时也确知， 国内他无任何亲人。 想必他在赴京之前， 已毫无家室之累。 所以才能远赴北京就学。 王光祈结过婚， 也因此很少人知道。 在中学时代的王光祈已被视为怪人。 他穿的衣裤、鞋帽都是顶大号的。 与同学间冷冷落落的。 喜欢谈诗词、女人。 (大概因为他曾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对女人的了解比常人为甚吧！) 大学时代他变得更为严肃整饰， 不苟言笑。 任何原本嬉闹的场合， 都经不得他一来， 立时转变了放肆的空气。 他“貌长颈、近视、面色红润、头发微秃”。 那不是有点早熟之状吗？ 讨论到有兴趣的话题， 他又是那么的热情浪漫， 表现力极强。 识其者， 多属一面之缘， 可见其平时寡言， 难与人深交。 但如左舜生、曾琦等 又深服这位朋友。 说他从无模糊不清的词语， 从无拖泥带水的行为。 求知甚切而勤奋刻苦、 沉静博学而始终逾恒。 王光祈以第二名毕业于北大专门部法律本科。 曾服职于清史馆。 日后他的外交史料着作 （有<美国与满州问题>，<三国干涉还潦秘闻>等七种。） 大概与这段经历有渊源。 他自己很艰苦的半工半读才毕了业。 所以第二年他就与陈独秀协办了一个“工读互助团”， 让家境清寒的同学补袜子赚钱。 他毕业的时候， 俄国革命与欧战刚刚结束。 五四运动的风潮正风起云涌。 在前一年， 王光祈即与曾琦、周太玄、李大钊、陈愚生、 雷宝菁、张梦九，七个人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 少中的宗旨是“本科学精神（从事专门学术之研究）， （献身社会事业）为社会服务。 创造少年中国（转移本世风俗）。” 就好比是中华民族复兴运动。 他们具体的方法有两个： 一、 普及教育 ──使中国人民不“无识”。 发展实业 ──使中国人民不“无业”。 总结起来就是要“改造人民的生活”。 二、 复兴中华文化，使人民自觉。 以创造少年中国。 也许这时候的王光祈， 已奠定日后研究学术、复兴中华的志向。 王光祈被推选为筹备处主任兼会计， 首拟规约。 并在民国七年至九年间出任主持人 （民国九年后，王光祈留德。） 先后参加者遍及全国各大都市。 但二十年间，前后参加者， 不过一百零八个人而已， 可见他们对入会资格限制之严， 并非乌合之众。 他们出版了少年中国杂志。 经常聚会讨论。 少中本非强而有力的政治组织， 对团员的思想行动毫无束缚。 最大的活动方式也不过是友情交流、 知识交换、 事业互助而已。 到民国十三年以后（王光祈已留德）， 才渐渐对该会的性质有了争执。 当时，少中已有形成新青年派的趋势。 所以有些人主张参加政治活动。 但像周太玄、魏嗣？、田汉,王光祈 （他在留德十六年间，不时的关切少中。） 则坚持少中是社会团体， 并非政党， 应维持研究学术的性质。 后来周佛海、陈宝？等加入国民党。 左舜生、曾琦等组织青年党。 毛泽东、李大钊等主张共产主义。 其他还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新国家主义、新中国党等。 一时南辕北辙， 分裂成各种党派。 几经折冲， 还是于事无补。 在这里要谈一下王光祈的思想。 他主张彻底打破现状、 创造新路， 似有极端的倾向。 但又认为应先改造自己， 使自己具备真实学养， 才是社会改造的下手方法。 反对拾却个人改造、社会改造 而急切地从事政治改革。 他认为目前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方法， 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 都不能生存。 他反对任何主义是唯一之救国主义的说法， 更反对强迫别人接受而排斥其他主义的态度。 这种论调好似胡适的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有思想自由主义的精神。 他认为应先使国人有一番预备的功夫， 国人才有适应各种主义， 判别各种主义的能力。 尤其反对急切而无意识的破坏与牺牲。 他认为救国宜作有秩序、 有计划之奋斗改造。 可见他不会赞成共产主义。 他始终认为少中是学术团体， 不该变质， 也不该开除不同党派的会员。 左舜生说他不入任何党派， 也不为任何党派所排挤。 但，一个主张脚踏实地的青年， 却坚持以研究学术为复兴中华的第一方法。 在急功近利， 趋时骛新的激流中自不免落人偏怪。 因此一面专心音乐着作， 一面仍关切少中的王光祈 便越来越不为常人所了解。 对德文一字不识的王光祈， 怎么会改变留美的念头而留德呢？ 原因有两个： 一、王光祈一直都不富有， 那时到德国可以省下颇多经费。 因为马克贬值狂跌， 靠国内稿费外汇维生的王光祈 可以更容易立足。 二、德国新败， 上下竞竞图存。 他认为有志青年应该到德国 去考察德国的复兴纲领， 以为日后之强国方针。 另有一说云： 王光祈因失恋而出国。 我认为这无法说明他留德的原因。 另有一说则完全相反， 谓王光祈因爱人留法， 所以他也留德。 因德法同在欧洲也！ 此说似更可信。 左舜生说王光祈的爱人家富， 搭头等客轮比王光祈晚一班船赴法。 在船上认识了一王姓青年。 对远来迎接的光祈竟视同陌路人。 使光祈尝受了极大的打击云。 可确知的一点是， 王光祈在三十岁赴德以前， 对音乐是认识不多的。 决心专政音乐， 是留德后七年间的事。 他到德国起初仍习文史， 曾为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北京晨报等 撰写有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通讯稿。 何以王光祈会从事音乐工作呢？ 左舜生说他受了失恋的打击， 消沉了一段时间， 后来改习音乐与此有关。 但不知有何思路上的实际渊源。 另有一说谓其意图投河自杀， 为一德人邀至剧院聆赏， 而顿萌生意、 献身音乐。 但不知此说有何根据。 根据他死后 成都、北平、上海、南京、柏林、波昂举行追悼会上 友人致词所收集之记录显示， 他所以选择音乐为终生工作的原因， 最远可以远溯到“少中”的宗旨 ──以科学精神研究专门学术。 及“少中”的实践目标 ──提倡中华文化， 唤起民族自觉、 救国强种。 但是， 在那么多种专门学术中， 毫无音乐环境培埴的王光祈 为什么独选这门 最冷僻、 最困难、 而又最无实利、 不见时效、 又不能苟活图存的学问呢？ 很显然的， 王光祈由政、经、法、社转学音乐的志向 是在德国奠定的。 其故亦必与德国有关。

原来德国这个国家， 科学与音乐均极发达， 国民深受科学训练， 又富实践精神， 更具团结刻苦的民族性与民族精神。 这种团结性、 优越感绝非单纯的理智与美满的物质生活所得启发。 乃基于一种情智各半的认同感 与哲学思想为之前导。 而先民的艺术文化遗产 是产生民族自信与认同感的重要因素。 王光祈口口声声高呼音乐救国、文化竞争。 可见他体会音乐确有改造民族性之功能。 他绝非放弃了救国的志向， 消极的学习音乐自娱。 而是比从事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工作 更积极的从事文化扎根工作来救国。 这种思想在他的着作里 可见一斑。 由他“中国音乐史”的序文里 我们知道： 他希望以保存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 来产生民族自觉心， 启发民族的独立思想共同创造伟大的中国音乐。 希望由此一方面挽救颓丧萎靡， 一盘散沙的民族性， 一方面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西洋国民乐派的作曲家， 以近人手来台湾作曲家的口号不也是如此吗！ 再如共产大陆利用统战工具的音乐 不也是极具浓郁的认同感吗！ 在五十年前， 王光祈即已认识了这股力量， 率先提出了具体的作法， 极力呼吁、 唤起国人的醒觉， 亲自献身音乐工作。 可见他救国眼光的深远、 救国热诚的真挚、 救国方针的正确。 我们一般人未能有与王光祈相同的体认 （音乐的奇异功能、伟大功用。） 而看轻它， 恐怕正是王光祈更加埋首于音乐的原因吧！ 以一个法律毕业的少中会员， 从事音乐工作， 其必具有救国救民、 强国强种的色彩， 这是无可否认的。 谈到他的音乐思想可以一句话概括， 就是“以乐为学” 而非“以乐为技”。 他以着述为志， 不以演奏乐器为满足， 就是以乐为学的思想表现， 绝不同于肤浅的乐匠。 绝非玩物丧志。 本来音乐分为应用音乐与理论音乐两种。 比较音乐、音乐史、律调学、音响学... 等均属于理论音乐的范畴。 他自己也说他具整理史料之学力， 未具创作之天才。 当时国内之音乐资料既非常缺乏 （多为西洋音乐）， 实在也无能出现一位 “伟大的国乐家”。 （王光祈是绝不肯作一个黑头发之西乐家的。） 他述而不作， 正是踏实之举。 留德之初， 王光祈曾在一家音乐专科学校中研究。 去国七年之后才入柏林大学专修音乐， 那时他已三十六岁了。 最后才转入莱茵河畔， 贝多芬的故乡──波昂的波昂大学。 这时期王光祈的生活真是刻苦异常。 他每日二餐， 每餐一菜， 每月在工人食堂的生活费 不超过一百二十马克。 （以当时的汇费计算， 国内生活费大概是每月八百马克上下）。 民国二十年四十岁的王光祈 终于以中国古代（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歌剧论文 获得波昂大学的博士学位。 以孑然一身， 毫无公家私人资助， 仅凭己力笔耕， 三十岁半路出家 在音乐王国得到音乐博士学位。 成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比较音乐的学者， 真乃音乐史上空前的第一人。 王光祈十载寒窗、 孤苦奋斗仍然一贫如洗， 常自云「抉额笔耕」， 曾昏倒于图书馆内。 这时左舜生任中华书局的新书编辑主任， 因王光祈着丰， 乃聘其回国任编辑。 此时本可回国。 但正在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爱国的王光祈马上准备翻译国防丛书， 以利国内。 （先后有 <国防与潜艇>、 <空防要览>、 <德英法战时税政>、 <经济战争与战争经济> 等问世， 可见王光祈仍时时不忘救国。） 为了借重德国的研究环境， 宁可仍旧卖文渡日， 不愿支领一文预约稿费以充川资。 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蒋委员长受曾琦之荐 有电报一封给德国大使： "闻王君光祈绩学苦行， 如愿回国， 当借重， 希转询电覆"。 王光祈电覆使馆： "先以工作相示， 以便自揣， 能否胜任， 再行决定行止"。 可见王光祈只重视工作之究属本行与否， 不愿轻率出任官职。 有作大事不作大官的精神。 倘其以回国为登龙之途， 此时即可回国。 可见其溪刻自厉。 民国二十五年一月十一日晚， 王光祈返回波昂寓所， 时神色有异。 十二日晨， 女仆前往叩门不应。 午，房东亲自撞门入。 见其侧卧床塌前， 神志尚清而不能言语。 问何处不适， 仅以右手微指左手。 抚之，左手已失温。 送至波昂医院， 至晚上八点过世。 身后，波昂医院谓其脑充血， 神经石灰化 （大概是半身不遂？） 并有严重胃疾 （可能与其刻苦生活、营养不良有关？） 弥留之际， 手书遗嘱一封， 已不能成字， 无人能识。 盖已力不从心。 死时年仅四十五岁。 比他晚生的刘天华已在四年前亡故。 先是， 在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廿四日圣诞夜， 中华书局去信催其返国。 一月十二日催函适至波昂， 而王光祈不及见。 去信退回， 是国内知其死讯之最早者。 以后成都、北平、南京、上海、柏林、波昂 均分别有举行追悼会。 并筹款运骨灰回国。 另筹音乐论文讲学金五千元。 并有王光祈旅德存稿， 王光祈音音乐论文第一集两书出版。 除了史料着作与国防着作外。 王光祈的中文音乐着作共有十六本。 另有外交史料七种， 论文十八编（如德人之婚姻问题等。）， 兹举音乐着作目录如下： １、 西洋音乐与诗歌 ２、 西洋音乐进化论 ３、 西洋音乐与戏剧 ４、 德国国民学校与唱歌 ５、 东西乐剧之研究 ６、 各国国歌评述 ７、 西洋乐器提要 ８、 东方民族的音乐 ９、 西洋制谱学提要 １０、 西洋音乐史纲要 １１、 音学 １２、 翻译琴谱之研究 １３、 昆曲翻译研究 １４、 对谱音乐 １５、 中国诗词之轻重律 １６、 中国音乐史 １７、 古代1530~1860中国之歌剧（德文）

这十七本书除了对学术上的贡献之外，
对中国的音乐思想
更有莫大而深厚的影响与启发。
其伟大之处最少有下列几点是可称述的：

一、 爱国精神：
王光祈几次提到「快邮代电」这个名词。
大概当时民气很盛，
民主观念方兴而国弱民贫。
时人「救国」之声不绝于耳，
但只限于痛哭流涕，
狂呼救国的方式而已，
他大不以为然。

他说：
"国故党
终日打着孔子招牌，
而儒家最重视的礼乐
则被视为末技小道。"

"欧化党，
只见外国国富兵强、科学发达，
对欧洲文化泉源的音乐美术却充耳不闻。
大概当时国人饱受物质主义影响，
多以自然科学为中国唯一需要之品。
而不知自然科学，
只能于吾人理智方面，
有所裨益，
只能于吾国生产方面有所促进，
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为之团结。"

他认为"
"打倒了帝国主义，
还要讲究学术竞争，
才真有所谓平等的国际地位。"

他认为
"要国家强盛，
必须民族团结，
民族有独立精神，
民族有自信心。
文化艺术的伟大遗产
便是唤起民族自觉的首要条件。
所以建筑在民族性上的音乐作品是救国所必需。"
因此
"整理乐史、资料
以产生中国作品、中国音乐家，
正是救国所必需。"

他一定深深体认
音乐确实可以救国，
才「焦头烂额，死而无悔」，
专注理论着述。
一般人见他心想救国，
口言救国
却学习音乐，
尤其是学习理论音乐，
从事中国式的音乐理论着述，
常常轻视他、讪笑他。
他常用
「堕落、「无所用心」、「进退无据」、「疯狂状态」
来形容这些人。
大概指的就是国人对音乐的轻蔑态度。

中国本非一个重视音乐的国家，
音乐的力量究竟是否如他所认为的伟大，
我们不拟在此讨论。
但王光祈的学习音乐绝非自娱、自利，
完全受一股爱国情操所支配，
则是绝不可否认的事实。

二、 治学态度：
中国史类多挂帐式。
乐史、乐志、乐稿、乐论之类的书
也不例外。
大多只空论乐章文辞，
不载音乐调子、
不载乐器图画。
谈到律调也是
“深者偷薄自画讨论不来，浅者鄙俚斯嫌润色不出”。
关于音乐、史家的通弊
是大谈雅俗空论乐制，
往往引经据典而纠杂错乱
甚而鬼话连篇。
或则以古非今（三代雅乐之伟大），
或则聚讼攻击（乐经亡于秦火，郑风亡国之乐。）
或则兴邦易俗（审乐知政、鉴盛治衰）。
将音乐伦理化去。

王光祈所专注的
却都是拾末逐本的专门问题，
决不避重就轻。

他说:
"他只问问题之重要与否，
不论问题之烫手与否。"
他说:
"着者一气呵成奋笔直书，
谈谈伟大音乐家之伟大，
生平讲讲各种音乐主义，
则读者可以一气读完不费脑力又觉兴趣"。
但这种
"小说式的写法、读法"
"非其之愿"，
"亦非读者之福"。

以文化工作为救国之本
可窥其治学态度，
以整理音乐史料、理论着述
为治音乐之本
又可见其治学态度，
像研究古琴、乐律、乐史......
都是重要而并不有趣的工作
又可见其治学态度。
他不从事那无关痛痒的疾呼、虚务，
毅然自我献身从事音乐文化的扎根工作，
又可见治学态度。
总括一句话，
他的治学态度是“求实务本”。

他自谦
"只有能力从事音乐史的零碎工作。
要产生伟大的乐曲、音乐家
必须留待来者"。
他对无能解答的问题，
毫不为耻的坦白承认。
他说，
"将这些不能衔接之处一一提出，
正可以鼓励来者将其一一解决。"
他凭想像、推论所得之结果，
常称之为“暂时定论”。
对未注出处，
或虽有出处，
未得其之根据者亦存疑。
他几次在后出之着作中
承认先前出版之所着
乃“囿于旧说”，
这种治学态度总括一句话
就是“实事求是”、“谦冲自牧”。
与那些口口声声“国内并非没有天才”的论调
大相迥异。

他不像国故派的"故步自封，自我陶醉"。
也不像西化派的"数典忘祖"。
他一方面"不耻"中国音乐的落后，
一方面"不满"中国音乐落后。
希望唤起国人从事文化工作，
音乐竞争。
更指出音乐的民族性，
不以作一个"黑发黄面的西洋音乐家"为满足。
这种治学态度
即在今日仍是鲜有且极难能可贵的。
在四十年前更显远见。

三、 治学能力：
他说：
"西洋学者对国人类多轻视，
谓吾人无能自行整理国故。
一般讲乐史的也确是一朝一代的
一股烂帐记录下来，
毫无考据。"
王光祈则是一个注重科学方法的工作者。

他一切"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
推论再次之"。
绝不把史书的材料
毫不选择的照抄。
因此他对什么
"伏羲制瑟、女娲制笙、凤鸣制律"
的说法一概不取。
他赞成不知为不知，
最恨国人懂一半猜一半的态度。
从不浪费时间在那种
"霭如也、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
的模棱之句。
从不引什么
"韶乐尽善、
武乐尽美"
的空谈。
对什么
「阴阳候气」、
「乐不妄兴」、
「审乐知政」、
「鉴盛治衰」、
「亡国之音」
的鬼话
更是从未提及，
一改国人之囿习。

另一方他对古人的律制
却追根究底，
讨论其精确之误差。
对古籍之关键词汇务求了解，
审慎的推敲、比较各说。
对古籍的可靠性加以考据。
对古籍加以解析。

他用丰富的音乐常识、
正确的治学方法，
热情的笔调，
把一门枯燥的理论音乐
变得生动紧凑，
浅入深出。
看他的着作，
总有一口气读完的欲念。
因为他的着作里没有陈腔烂调。
读他的书好像发掘宝藏一样
──充满了新知识。

他的想像力、创作力、组织力
在他的中国音乐史里表露无遗。
不愧是一个成功的理论音乐学术作家。

在国外研究中国音乐的学者之间，
他的名字是光荣的。
但是国内认识他的人太少了。
认识他在音乐学术之贡献与价值者亦不多。
音乐辞典里只略云：
他刻苦治学，
身后萧条云而已。
他十七本着作在辞典里只存九本目录。
没有他的年表。
连他的籍贯也没有。
因此关于他的误传很多。
少中的人一一亡故，
提起他的人更少了
（左舜生对他是赞不绝口的。
说天若假以年，
成就真无法限量。）

来台后，
中华书局也只再版了他五本着作。

许常惠说：
"每当我们读他着作时，
最使我们反省、愤慨、叹息的，
仍然是当时他所反省、愤慨、叹息的事"。
自王光祈之后四十年间，
我们还没有出现过超越他的“音乐学者”，
这是多么的可怕可悲的现象。

谈起音乐的消沉，
率多责怪政府之未能大力提倡。
那点零零星星、不成气候的疾呼，
不外是发发牢骚
与不切实须的建议而已
（譬如建筑音乐厅、成立国家乐队之类。）
像王光祈这样，
毅然自我研究者有几人？
莫论此！
即能体会理论音乐
在音乐学术上之重要性者
又有几人？
四、五年的音乐专科课程
几乎连乐律学都没有讨论。
还谈什么乐器改造？
还谈什么理论制谱？
还谈乐风分析？

自由主义者相信，
社会的进步是由各个人努力的成果累积而成。
责诸人不如严于己。
像王光祈这样率先研究
才是复兴国乐的正确作法，
多几个这样的人，
不怕我们的音乐不会进步。
只怕他的这种精神被曲解了、忘却了、埋没了、灭绝了。
那将是中国音乐的遗憾。
也是中国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