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2

第二章　北京的日子

第一节 无业人员

首都北京以其古老的庄严和现代的神圣，构成了郎国任这一代人心目中永远的向往。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了。此番来北京与以往两次截然不同。第一次是荣幸地混入红卫兵的行列中，激动地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二次留下的记忆便是荣辱参半了。三天假，一个月，3 份检讨……而这第三次踏上北京的土地上，他的心情要复杂得多。北京车站到处可见广告牌，尤其是那条拥挤的通道，两侧被广告牌包裹得一片花梢，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尊严和神圣感。那些大包小卷子跌跌撞撞的滚滚人流无不带着浓浓的商品味道勇猛地冲击着北京这座古城。人永远是那么多，那么拥挤，他紧紧拉住儿子的手，生怕他被人流挤散。儿子已经超过一米了，坐火车自然得买票，而有带小孩的人逃票，过出站口时被粗暴地逮住罚款，这使得本来就拥挤的出口，变得更加骚乱。

走出收票口的郎国任往肩上耸了耸背包，刚刚出了一口闷气，就有人迎上来，以一种令人怀疑和厌恶的热情拉他爷俩住店，拉他坐出租车。郎国任以一位警察的本能予以拒绝。可这边拒绝了那边又涌上来。他只能加倍提高警惕，尽快离开广场。他是从广场的右边围栏处绕出去，就到了地铁口。地铁口很是脏乱，摆小摊的还有乞丐照例令他的神经无法松驰。郎朗头一回到北京，看什么都觉新奇。特别是看到躺在地上的乞丐觉得非常新奇。他这般小小的年纪对北京的感觉是从书本上和电视里得到的，虽然不如父辈当年那么神圣，但是，毕竟是首都，怎么也有这么脏的乞丐？怎么没有人管呢？他正迟疑着被父亲拽走了。他离开时，还回头望了一眼。

地铁站台建在地下，宽敞明净得像一个展览大厅。这令郎朗立刻感到心胸敞亮无比。坐上地铁，开动时一片漆黑。这漆黑又让郎朗多少有些紧张。每一次从漆黑中驶到了亮处便是到了下一个车站。人总是希望到达某站的，到站才给人一种希望。下了地铁又换乘汽车，他记住了在哪一站上车又在哪一站下车，换乘哪一路，跑多长时间。他是个爱操心的孩子，他不断地问父亲拉东西的大解放什么时候能到，东西会不会丢。他还问父亲丰台区多远，那里是不是农村。他的问题总是那么多，使得心乱如麻的父亲实在失去了应有的耐心。

汽车朝北京郊外飞驶，北京显然比沈阳更有春天的气息，阳光灿烂，路边的树木亭亭而立，远处的田野在春天的阳光中升腾起一片热烈的春潮，令人心胸激荡。第一次远离家园出外闯荡的少年郎朗禁不住涨满豪情。他在座位上一刻也不肯安生，一会儿跪着，一会儿站起来，他想象着父亲将要把他带去的新家会是什么样子。从父亲紧锁的眉头和沉默的状态上，他猜想那里的条件肯定糟糕透了。

呈现在郎朗眼中的丰台区居然也是挺繁华的城市。还有那么高的大楼。从沈阳开来的大解放已经先于他们父子到达了他们的目的地。郎朗一眼就见到了车上熟悉的东西，见到了开车的司机叔叔。他高兴地手舞足蹈。这是个喜形于色的孩子，他总是那般富于激情，仅凭他的激情就可以感染所有人。在以后的岁月中，郎朗经常会遇到一些陌生的热心人的帮忙。除了人家喜欢他的弹琴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他这副热情洋溢的举止的感染。他很精明，很会说话，很会揣度别人的心思。一个有才华的少年能够具备这种人见人爱的性格，肯定会受益非浅。

郎朗的新家在11楼。两室一厅，哇，这么宽敞明亮得多少租金呀？他问父亲，父亲说你小孩子管这些事干么，你好好弹琴就是了。但是，郎朗偏要管，偏要问个明白。租金其实很便宜的，每月150 元。如果现在到北京丰台区租这样的房子，那租金就得翻几翻了。不过，这150 元的月租金对于郎国任来说也不算轻松。毕竟他辞去了工作，这意味着以后的日子他们父子在北京将只有花销而分文没有进项。郎国任这几年为了培养郎朗花销不小，积蓄所剩无几。他见儿子一定要刨根问底，便把租金多说了两百元。唉呀妈呀！这么多钱呀？我可得好好弹琴了！郎朗这么一叫唤，当父亲的心里边就舒坦多了。

东西从车上卸下来，得从电梯上运到11楼。来往的人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父子。这座大楼里边的住户成份比较复杂，也有不少外地人在此租房子住。租房子的人大多是涌到北京做买卖的，而像他们父子这样来学琴的，这里的人还是闻所未闻。那种异样的眼神开始让他们父子很不习惯，那是一种审视，一种怀疑还是一种轻蔑？抑或兼尔有之？无形中这一切都构成了压力，也都构成了动力！一惯说上口，一惯盛气凌人的特殊警官，看你如何来适应这片并不友好的环境。

东西算是搬进屋了，最沉的是钢琴最重要的也是钢琴。好像拉来的东西挺多，其实一摆放，也没有多少，屋子里倒显得有些空荡。那两个在部队时发的箱子盛着他们父子俩的全部衣物。从寝室到厨房，郎国任忙里忙外，从此，他将以全部的耐心围着家里转了。他得为柴米油盐劳神，他得算计着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他得学会去做日常所有的生活，哪怕是他过去最不愿干最瞧不上眼的只有女人才会去做的家务活。也就是说，他得既当爹又当妈。对于一个特别看重自己的事业型奋斗型的男人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一切为了儿子，也仅仅是为了儿子。这就是说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将由此而一拆两爿。妻子在沈阳留守，爷俩在北京这边奋斗，无论是作丈夫的男人还是作妻子的女人，都将接受着同样的压力同样的孤独，同样的期盼，他们失去了自我价值，一切都围绕着对于儿子前途的设计来体现各自的生命的形态。他们牢牢拴在了儿子的身上。小小的儿子手指还那么纤细，小手还没有长开，铺在键盘上刚刚才能碰到八度，他能够承担起父母如此沉重的不顾一切的付出吗？未来会怎么样？还得遇到怎样的坎坷，这一切都是未知数，都有待于他们自己去奋斗去拼搏。虽然郎国任早已作好了心里准备，但是，置身在这样一个人地两生之所，却没有一种家的安全感和踏实感，他仍然感到空前的孤立无援。

夜已经很深了，他检查了一下房门是否关好，把明天要去老师那儿上课的该带的教材也细心检查了一下，尽管儿子平时在收拾这些东西时也很细心，但他还是不能完全放心。明天得起大早，因为还得等汽车。必须得提前一点到老师那儿，第一面很重要，一定要给老师留下个好印象。听说她是音乐学院搞基础音乐教育的好老师，也是最难请的老师。那是朱雅芬老师帮着找的，她们都是上海人。要不是看在朱雅芬老师的面子，人家可能不会接受的。郎国任是最尊重朱雅芬老师的，他甚至有点怕她。个中原因，留待下一章再说。

郎国任为儿子总是想得很细，连明天儿子穿什么衣服，明早起来吃什么也都想好了，他甚至还考虑了明天上完课去哪里买菜，买什么菜，做什么饭，什么东西既有营养又可以少花钱，他都一一想过了。北京这边想完了，他就去想沈阳那边。他想到了沈阳平时接触的那些弹琴孩子的家长，那些人大多表面上显得特别友好，总是夸你的孩子如何如何好，而一转身在背后却是用另外一套话埋汰你。他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谈论他。但是，他可以断定因他这一辞职带郎朗进京，肯定会成为人家的谈资。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反正嘴长在人家的脑袋上。核计这些人有什么用呢？还怪烦的。

孩子的确够累了，从他贪睡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嘴角绷得紧紧的，好像在梦中还和谁较劲。儿子在争强好胜这一点上非常像他，甚至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是最让他喜欢之处。但是，他无论对儿子多么满意，却从来不流露出来。儿子到了哪里都能得到一迭声的夸奖却独独得不到他这位当父亲的夸奖。为此，儿子耿耿于怀。每次弹琴都调动了浑身的解数，都用了最大的力气，可父亲总是没有喜悦的表情，顶多说句还行吧！然而，郎朗一直是在别人的羡慕和赞扬声中成长的，他怎么受得了“还行”这种评语呢？他被激发起更大的干劲，他一定要让父亲承认他弹得最好。他甚至在梦中都在和父亲叫劲，看他夸不夸奖。郎国任对儿子的要求确实严格得近乎严酷。他总能挑剔，也总能挑出毛病来。有的曲子三遍五遍他也不放行，还得再抠一遍。有时气得儿子哇啦哇啦地喊叫一通，渲泄一通，却还得老老实实地按着父亲的要求再弹一遍。妈妈在家的时候，儿子可以和妈妈撒娇，妈妈不在时，儿子却找不到撒娇的人了。在郎朗成长的道路上，郎国任这位天天与儿子耳鬓斯磨的严父，居然从未亲过儿子。郎国任对儿子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独特的，只能是在儿子睡熟了的时候，他默默地守着儿子，多看他几眼，给他掖掖被子，抚摸一下他的小脚。这一切，他绝不会让儿子知道。带好儿子太不容易了，得有极强的克制力，永远不夸他不鼓励他不行，可轻易夸他更是不行。不让他怕你不行，而让他太怕你了事情更糟。尤其郎朗这种聪明伶俐的孩子。

最难忘的是两年前，他带着郎朗去太原参加的全国首届少儿钢琴比赛的情景。因为是首届全国举行这样的比赛，所以，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参赛的选手也够多了。沈阳不同年龄组的都有选手参赛。比较出名的有邢军、杜莹，她们都比郎朗大，郎朗当时只有七岁，在沈阳宁山路小学读一年级。他是那种人小志不小的孩子，他到了太原就是抱着得奖的决心来的。

比赛在太原少年宫进行，竞争异常激烈。当时的郎国任还不很熟悉全国各地的少年选手情况，他只知道上海和北京厉害。他没有抱着一定要夺冠的决心，但是，他觉得郎朗也应该在全国排上名次。另外，他也是想来见识见识，看看北京上海的孩子究竟有多么厉害。

和郎朗在一个组竞争的有上海的王鲁，还有北京的李端。这两个孩子在当时都很受宠，也都颇有名气，而来自东北的郎朗却不为人所知。在钢琴评委们的眼中，东北还是块钢琴的荒地，虽然文革期间不断地有上海的钢琴家到那里播火种，比如朱雅芬、金石等人，但是，东北的孩子仍然无法真正进入评委们的视野。郎朗当时的程度是弹到了740 ，不过比赛规定不允许弹740 ，只能弹299.于是，郎朗那次弹了卡巴列夫斯基和中国曲子《红星闪闪》。这两首曲子都是著名教授朱雅一手教出来的。朱雅芬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法。她不仅注重技巧，她更注重音乐。在技巧与音乐的融汇上她更是能够恰到好处地把握着郎朗的内在激情。而七岁的郎朗正是有着一种小老虎的冲劲儿，只要往钢琴前一坐，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什么规模的比赛，哪怕是李斯特坐在台下打分，他也不会有半点怯懦，相反，他会因此更加激发出精神头儿。他是那种越比赛越竞争越人多越来劲儿的那种孩子。他特殊愿意表现自己展示自己。

郎国任一直挺后悔那天不该让郎朗穿那条背带裤子上台。郎朗弹到激情澎湃时，浑身的劲头儿都调动起来，正要大显身手时，那背带却不合时宜地从两个肩头滑脱下来，束缚了他那激情的胳膊，想挥洒却伸不开，这不能不影响演奏效果。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然而，尽管如此，郎朗弹得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不但音乐感觉好，而且一个音也没错，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台下听众不少交头接耳，认为这个小孩弹得好。那次比赛取前六名：一等奖1 名；二等奖2 名；三等奖3 名。郎国任一个不漏地看了参加决赛的10名小选手演奏之后，心里边有底了。他觉得郎朗肯定可以进入前六名。如果不是背带碍事，他甚至会认为郎朗可以竞争第一。

宣布比赛成绩时，郎朗情绪很高地坐在父亲旁边，他自信肯定榜上有名。他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往自己支起的光腿上划着玩。他划什么呢？父亲随便扫一眼，发现他写的是自己的名字“郎朗”，他写得一笔一划很认真。父亲当然明白儿子的心思，心里一下子涌入了一股暖流。第一名被上海选手王鲁夺得，第二名是北京的李端，第三名——主持人在公布名次这段时间里，他写得满腿都是郎朗。可是，他写得再多，前六名公布完了也没有听到一声郎朗。当父亲的心禁不住怦然而动。这时的郎朗突然停下了笔，只听主持人接着往下念获得优秀奖的名单。这回，头一个就是郎朗。就是说郎朗的名次排在了第七名。郎朗愣头愣脑地说：不是吧？

父亲说咋不是呢？他和儿子一样的心情。毕竟是成年人了，遇事再激动也不至于当即暴发，可是，郎朗却不然。他一下子蹦起来，郎国任一把没抓住，他像头小老虎，哇哇叫着冲向主席台。他边跑边喊叫：“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凭什么？”整个会场一下子静下来，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叫弄得不知所措。“我不要优秀奖！我不要！”

“不合理！不公平！”郎朗不顾别人的阻拦，冲到主席台下对台上的评委们挥着小拳头愤怒地喊叫。喊着喊着，他竟大声哭起来。他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观众席上一片骚动，嗡嗡的议论声越来越高。郎国任奔过去，拉住了又蹦又跳的儿子，硬是把他拖拽出去。

郎朗哭得真伤心。围观的小选手纷纷劝郎朗，别哭了，有个石家庄的小选手劝他说，我不也是得了优秀奖吗？你看，我都没哭。下次争取嘛！郎朗瞪他一眼：你跟我比？你弹得什么玩艺？

任何评奖要讲绝对公平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评奖的因素受很多东西制约，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没有任何背景的郎朗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能够获得第七名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郎朗父子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郎朗弹得丝毫不比第一名差。即使不给第一名，那也不应离开前三名的，可是，他们太过份了。父子俩都是那么忿忿不平。只不过郎国任没有像独生子那么冲击会场大喊大叫而已。他去找评委们说理，评委们也承认郎朗的才气，也为郎朗没有评上前六名而惋惜。他们也只能表示一点善意的惋惜而已，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据理力争又能挣出个什么头肚？

优秀奖也要颁发奖品，念到郎朗的名字时，他拒绝上前领取。当一位小朋友替他把奖品取回来，递给他时，他抓过来就狠狠地摔在地上。奖品是一条玩具小狗。那只天真无邪的金丝毛小狗在地上打了个滚儿，黑亮的眼珠定定瞅着他，仿佛对他表示抗议。郎朗余怒未消地把它抓起来又一次摔到了地上。后来，还是父亲帮他把这只小狗拣起来放好。

郎国任是个有心人。他将小狗带回家，就摆放在屋子里最醒目的地方，那就是钢琴的上方。每天郎朗弹琴时都可以看到它，再不喜欢再想躲避都是不可能的。他要让这条小狗成为一个教材，时时激励儿子，让他发愤，让他别那么轻易忘记太原的委屈。

郎朗一点也不喜欢那只小狗，为了不去看它，每天弹琴他都低着头练。可是，越是不想看它却越是撞进你的眼帘。它毛发光滑，懒散地趴伏着，两眼永远不动地盯着你，两只大耳朵愚钝地耷拉着。当钢琴被你弹的合弦有力地震动时，它竞美滋滋地随着颤悠。你生气了，停下来瞪着它。你瞪它，它瞪你，你怎么可以瞪过它呢？你朝它挥起拳头吓唬它，可它一丁点不害怕，眼皮都不眨一下子。你这才意识到它是不会眨眼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喜欢它了。你到学校上课时，语文老师要求同学们写篇作文，要求写一个宠物。你当即就想到了这只成天趴伏在你的钢琴上瞅着你的小狗。你文思泉涌，很快写出了一篇作文——〈小狗〉。你写到了你如何把这只无辜的小狗狠狠摔在地上，拿它出气，可是，小狗不哭不叫也不生你的气，每天都蹲在钢琴上守望着你，听你弹琴，就好象它能听懂你的琴声似的。慢慢的，你不再恨它。你觉得它好玩起来。你说你要好好保护它，等到你成功的那一天，你就要把它擎起来！

那篇作文被当成范文在班级念了，老师非常喜欢，父亲更是喜欢。他不仅看到了儿子在弹琴上的进步，而且看到了他在思想上的进步。小狗成了他最喜欢的玩具，每天他都得看上一眼。此番来北京，他有好多东西没有带来，但是，他却把这条小狗带来了。当郎国任一掀箱盖看到这条金色毛发的小狗时，感慨良久。他想到了儿子的那篇作文，他默默祝愿儿子能够实现理想，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到那时，让这条小狗好好看看郎朗的成功。

想到成功总是给人以力量的，郎国任坚信儿子通过一年的学琴，明年肯定能考取小五。他们不会白来的。在进驻北京的头一个晚上，郎国任想了好多，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郎朗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小五”。郎朗跳着脚喊着，越跑越快。他在后边追。车一辆紧随一辆，开得非常快，就贴着郎朗身边飞驰。眼见一辆盛满东西的大解放朝郎朗横冲过去，就要碾压着郎朗了。他大叫一声：郎朗——于此同时，响起了敲门声。郎国任跌坐而起，神情还没有能够从梦境中苏醒过来。敲门声更大更真实了，郎国任下地问是谁？他以为一定是有人走错门了，否则，怎么会有人一大早就来敲门呢？外边的人告诉他是派出所和街道的，登门是要办临时户口。

郎国任把门打开了。一位老太太，身后跟着一位穿警报的年轻人。老太太还算客气，冲他微笑着介绍了身边的警察是派出所的所长。，那个年轻警察却不那么友好，一进门盯了他一眼，那神情就不大对劲儿。然后，就开始盘问他到北京干什么来了，问得很细，还问他什么工作，他将辞职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如实秉报。都问了，这才递给他一张表格让他填写。他接过表格看了看，坐下来便填写。他急着快点填完好把他们打发走，因为他还得为儿子做早饭，还得早点离家去音乐学院找丛老师上课。

他在表上填写了自己的名字，还有籍贯，从何而来，家庭成员之类，但是，在往下的那个空格里，他难住了，迟迟不知如何下笔。那个空格是要填他的工作职业。他是警察，可那已经成了过去，那么现在填什么？填陪同儿子学钢琴？他只好问所长如何填。所长说得非常轻松：填无业人员。

“无业人员”这四个字从这位陌生的派出所所长的嘴里吐出来，令他极不舒服。当过警察的人再明白不过了这几字的内涵。他拿笔的手开始哆索了，半天不愿往下落。好不容易才把这四个字写在那上面，结果字迹不工整，有的笔划居然还从那个规定的框格里拥挤出来了。

　　　第二节 父亲逼儿子去死：跳楼？还是吃药？可以任选

无业人员郎国任和儿子一起迈出了丰台区的家门。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没有熟人没有朋友，谁也*不上，全得*自己。北京太大了，北京的街道也比沈阳宽得多，在这种城市里生活，一个无业人员显得多么渺小与卑微。那一天很不顺利。在复兴门车站下车后，爷俩就往中央音乐学院赶。音乐学院在礼士路附近，没有多远，可是，他们从马路这头被隔带挡着，挡出了很长一段却没法绕，又不能从栏杆上边跳过去，走着走着，一看要到点了，便急着打车。可是，到处都是车却就是见了他们不停。北京的车也这么势力眼吗？好不容易遇到了一辆可以停下来的出租车。爷俩匆匆忙忙钻进去。原以为还有挺远的路，却不曾想也就那么几步路，还打个车，吃亏了。

丛老师家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里。想像中的中央音乐学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多有名气的地方！郎国任平生头一回来这里，那种心情，不亚于朝圣。然而，却没有任何高贵的感觉。楼房太普通了，从哪儿能看出音乐学院的特点呢？在北京肯定有许多这种院落，看上一眼，绝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他们是从后边一扇小门进院的，眼前的院落屋舍无不透出一种卑琐感。一栋栋宿舍楼布局显得过于随意，有红砖的也有水泥着面的，不同的外形代表着不同的年代。只是新建筑少了点，缺少一种与这个时代相容的气派。

按着门牌号，爷俩找到了丛老师的住处。这么有名望的副教授怎么会住在这样一座破楼呢？走廊里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不小心碰到了什么东西。郎朗被父亲紧紧拉着，一脚高一脚低，等到目光适应了这种黑暗，他看到了墙边居然还有堆放的垃圾。走廊的空间本来就不宽，还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这种空间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一种写照。

摸到了丛老师的家门时，郎朗想象着丛老师的模样。他觉得丛老师一准跟朱老师差不多，也是上海人嘛，在中央音乐学院还那么有名气。等到期待的门打开时，他看到的竟是一位个子矮小，身材挺胖的女人。一点也看不出朱老师的影子，更不见朱老师的风度和气质。如果不是叫出了他的名字，他还误以为这是老师家的亲戚呢！郎朗很懂事，他见了丛老师非常有礼貌地行了个礼。

丛老师热情地把他们父子让进门。没有多少时间寒喧，丛老师的时间排得很满，45分钟一堂课，学生一个挨着一个。越好的老师就越有上门求教的学生。郎国任就是要找最好的老师。在沈阳给儿子第一次找老师时，他就要找最有名的。想方设法他找到了朱雅芬教授家。朱雅芬的学生早就满了，她不想再接受任何学生。她往外推辞，却遇到了郎国任这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主儿。他愣是说服了朱老师。朱老师在郎朗成长的道路上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她是郎朗的第一个老师，是打基础的老师，郎朗之所以后来有着那么大的飞跃，与他的基础打得扎实密不可分。朱老师不仅是沈阳最好的老师，在上海在北京也颇有影响。孩子学钢琴，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师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像丛老师这种名气的老师在北京非常不好找，所以，郎国任格外看重。

丛老师问郎朗弹到了什么程度。郎朗最爱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的进度要比常人快得多。他拿曲子特别快，每次上完课朱雅芬老师给他留曲子时，他都嫌少，吃不饱，乞求老师多留一点。朱老师就多留了一个曲子。一周后来回课时，他不仅完全地弹下来了，而且几乎就没有什么错处，这令朱老师很是惊讶。再留下一次曲子时，又多留一个，一周之后，他又完成了。这么小的孩子，正是打基础的时候，朱老师怕跑得太快，就扳着他，不给他多留。即便这样，他的进度也快得惊人。但是，丛老师听到他的回答却不以为然。她让郎朗上琴弹给她听听。她要好好检验一下这个孩子到底怎样。在此之前，她一定听说过这位沈阳的男孩弹得如何如何好，再说，朱雅芬的学生，她得高看一眼。不过，她绝不轻易夸学生。她对学生一向要求很严。

郎朗早就按捺不住了，他情绪高昂，往钢琴上一坐，腰板笔挺。他还端出点架式来，显得精神头十足。为了讨得老师的喜欢，郎朗弹得格外卖力。郎朗弹的是他最拿手最有把握的考试曲目，这套曲目是在来北京之前精心准备的。郎朗的手指一触键，就进入了最佳状态。

在郎朗弹琴时，郎国任定定站到儿子旁边，似乎给儿子保驾。立于钢琴那边的丛老师瞥了他一眼。郎国任并未在意。这是他的习惯。从一开始他到朱雅芬老师家上课时，他就立于钢琴边，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像个监工。而且还时不时地向朱老师发问。就好像他对老师不够放心似的。为此，他当初给朱老师的印象并不好。到朱老师家学琴的孩子和家长都很守规矩，学生来了，到琴房学琴，而家长都在另一个屋子呆着，没有一个进琴房的。朱老师是个很讲究的知识分子，从小生活在上海的英租界。在她的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和尊严。不同的文化教养的确有不小的差异。但是，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知识女性，她的修养使她不便于直接表达心中的不悦。而郎国任并不因此收敛，他也不曾意识到这是一种冒犯。在他的性格中本来就有这种不循规蹈矩的因素，何况他的特殊警察身份更让他忽略了那种必须应该具备的人格修练。俗话说，脸皮壮吃得胖。郎国任正是缘于这种精神头儿，在郎朗上课时，他就像自己在上课，他非要抠根问底，弄个明白不可。哪怕一个指法朱老师在纠正郎朗时，郎国任都要伏下身瞅半天，看看老师说的对不对。天长日久，在朱老师那里经过磨合，违规也就违规了，彼此也都适应了。然而，如今到了北京，到了新的老师这里，你郎国任还这么不管不顾？也许是看在朱老师的面子上，也许是朱老师把郎国任的特点介绍得比较充分，人家有心里准备，反正，丛老师并未对郎国任的“越轨”表示出反感。第一次见面就等于是进行一次面试，能不能接受你这个学生，就要当即作出决定。在丛老师这儿，因为第一次面试没有过关的孩子并不是没有。中国人讲情面，都是熟人介绍来的，不给看看，好像不给人家面子，看吧，有的只是个应付过程。像丛老师这种身份的，对于考附小孩子来说是最接洽的，每年考试她都到场给打分。县官不如现管，她就是现管。在郎朗弹琴时，郎国任格外注意丛老师的面部表情。在郎国任眼里，这张知识女性的面孔严肃得没有温暖的缝隙。因此，他的心便一直悬着。如果老师不满意的话，就不会接受你这个学生。而老师能否接受你，这是关键中的关键。找到一个好老师，等于半只脚已跨进了音乐学院大门坎。所谓好老师的涵义不仅仅是指名望和水平，还有工作岗位，后者尤其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哪一个老师不向着自己的学生？就那么几个名额，水平上下高低也差不了大格，何况一眼高一眼低，录取谁还不是录取？纵观历年来投考中央附小的孩子，哪一个不是提前进京，投奔到有关老师的名下，服服帖帖地学上一至二年之后，才能去考场竞争。而如果不是提前进京，不按着这个程序，那你想考上小五，简直连门儿都没有。

当然了，如果你确实不具备弹琴素质，就是老师再肯帮忙，也是无济于事的。郎国任对儿子的钢琴天赋一向是充满信心的，他的辞职等于徐晃背水一战。这对于一般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了今天，我们可以轻松地说当时郎国任的决定多么及时，多么重要，否则，那完全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然而，当时郎国任那颗悬起的心却每时每刻都处在敏感的忧虑中。不能有任何失败。只能成功。只能给丛老师一个好印象，让她教郎朗。

郎国任在丛老师的脸上总算窥到了满意的表情，只是没有像他所期待的那么兴奋。也好，严师出高徒嘛！毕竟是全国最高学府的名老师，人家什么样的孩子没见识过？她对郎朗评价还可以，认为弹得挺有光彩。

第一堂课上得很认真。一共教了五首曲子。有莫札特的C 大调变奏曲；G 小调变奏曲；也有贝多芬A 大调变奏曲和G 大调变奏曲。丛老师教学有自己的特点，你弹她给你唱，按旋律起伏带着你走。她也给你做示范，那双手很小，却很灵活，鸡啄米似的在键盘上跳荡。如果不是手太小，或许她会成为一个相当好的钢琴演奏家呢！

丛老师给郎朗挑毛病，说他的指尖发木，感觉不好。让他回去好好练练指尖。郎国任铭记在心。他希望老师能够严厉一些，能够多挑些毛病。这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丛老师让郎朗回去练这五首曲子。每周来上一堂课。每周拿下一首。郎朗带着压力练琴，比在沈阳时更勤奋了。他知道练不好琴，考不上中央附小就得打道回府，回沈阳这有多丢人呀！无论如何，他得争口气。练琴对于一个9 岁男孩子来说是件多么枯燥的事情。周尔复始，每天睁开眼睛就弹，没完没了。这座高层建筑从未有人这么整天练琴，作息时间不一样，常常会惹人反感。很快，他们父子就成了邻居们议论的对象。郎国任在电梯中听到了人们不满的议论：这是谁家天天弹琴，也得注意点啊。他们爷俩有时吃完饭出去走走时，就会感觉到有人冲他们指指点点。有一位爱管事的街道老太太曾跟他们说过，注意邻居关系，别影响人家休息。后来，这老太太被郎朗弹琴的那股驳回头感动了，她一见到郎朗就夸：瞧这孩子多好，那么刻苦，我那孙子，逼他弹琴都不弹，天天挨打。

父子俩的生活够单调了。除了弹琴之外，郎朗很少下楼，他唯一的游戏就是在地毯上玩。屋子里铺了一块地毯，弹累了，郎朗就往地毯上一倒，打滚。一个人打滚觉得没意思，就拉着父亲一块打滚。为了给儿子调整情绪，郎国任时常趴在地毯上给儿子当马骑。郎国任每天扮演多种角色：保姆、老师、玩的伙伴。常常正在做饭时，发现儿子弹得不对，就过来跟儿子一块抠。不等抠完一个曲子，忽然听到一股糊味传进来，他惊呼一声，跑进厨房，炉子上的饭已经串烟了……

除了练琴之外，郎朗还得去上文化课。父亲领他到距家最近的丰台区西罗园第二小学联系入学之事。这是所很普通的小学，校舍和师资都无法跟沈阳的宁山路小学相比。即使这样，你一个外地孩子要进来，那也得讲讲条件。按着惯例，当然得收一笔借读费。几百块钱对于有钱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可是，无业人员却不能不算计。他找到校长，说明来意。校长表情威严地申明了学校的规定，然后，让他们去找教导主任。待校长转身要走时，郎国任把他喊住了。他不慌不忙拿出一迭材料递过去，那是郎朗的获奖证书及登有郎朗的报纸。校长回身接过去，看着看着，绷紧紧的面孔松弛下来，面露喜悦地瞅瞅郎朗说，你跟我来一下。他把郎朗领到音乐老师那里。音乐老师让郎朗当场弹琴。郎朗一弹，就把老师震住了。学校破例免费接受郎朗这个借读生。

郎朗是三年级下半学期入校的，被分在三年二班。班主任姓曹，是个非常好的女教师。她爱好音乐，所以她特别喜欢郎朗。曹老师对郎朗很关照，每天上午郎朗来上半天课就行了，下午自习课就不用来了，如果有什么事，只要一请假，曹老师肯定支持。班级同学都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只有郎朗口音反差大，所以，常常受到同学们的哄笑。有时在课堂上发言，他也会带来一片哄笑。为此，郎朗心里有很大压力。这种年纪的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他们常常结伙欺负郎朗。他们骂他“土老冒”，还戏落他是农村人。每当郎朗挨欺负时，曹老师就出面保护他，曹老师严厉批评那些同学，她说郎朗的口音也是正常的嘛，你们不许嘲笑他。由于曹老师的保护，没有人再敢欺负他了，为此，郎朗很感激这位女教师。可是，升到四年级时，学校重新调整了班级，分出来一些人成立了一个新班，而郎朗分到了新班，曹老师却没有跟到这个新班，自然，郎朗又开始受气了。郎朗是个懂事的孩子，他受到委屈是不会回来告诉爸爸的，他觉得爸爸每天为了自己够辛苦了，还总爱发脾气。他不能给爸爸再添烦恼。他想妈妈。受到委屈的孩子加倍想念妈妈。可是，妈妈一个月才能来一次，甚至更长的时间。偶尔跟妈妈接通了电话，他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淌。到了这时，他就不说话了，他怕哭出来，让妈妈听了心里边难过，会着急上火的。越是苦闷的时候，他就越是弹琴，他用力敲着琴键，就像敲打那几个淘气同学的脑门，以泄胸中郁闷。他盼着快一点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快一点摆脱这些欺负他的坏孩子。他最受不了同学们骂他“牙青”。我曾问过他什么叫牙青？他说就是当地土话，就跟***差不多。有时，几个坏孩子会成群结队一块冲他喊：一、二，牙青！

他只能装着听不见。如果当真听不见就好了。可是，他是从小就训练过耳音，他的耳朵极其敏感，他怎么会听不见呢？又不能跟他们对骂，骂不过人家，又不能去跟他们打驾，也打不过人家，只好忍气吐声。回到家里，这股气忍不下就拿钢琴出气，弹着弹着，就把那些苦恼和郁闷驱散了。哦，弹钢琴真好！

那一段是郎朗最不顺利的时候。在学校受气，就渴望能够到丛老师这里得到安慰，结果不仅得不到安慰，反倒处处挨损。弹不好挨损，弹好了也换不来老师一个笑脸。父亲这段情绪也糟糕透了，也动不动就训他，明明不是他的错，却拿他出气。还说反正是他没有弹好琴。于是，就更加逼他下苦功往死里练。丛老师每次都说他指尖有毛病，指尖发木，他就练指尖，他尽最大努力别让老师挑出毛病，让老师满意。渐渐的，他觉得老师好像在故意刁难他，留的曲子明明得两周才能完成却让他一周回课。郎朗在激忿中真就提前一周弹下来了。面对这种奇迹，丛老师不咸不淡地说什么，你还不是块朽木，但你也不是颗星，星发光，亮，早就能看出来，你却看不出来有多少光亮。这是很刺伤孩子的，而孩子的心灵要是被你无端刺伤了，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我在采访郎朗时，说到了丛老师，他的气愤就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情——真倒楣，怎么弹都不能让她满意。一个礼拜连背带弹，下老功夫了，一首大曲子啃下来回课时，就开始贬，什么连莫扎特的尾巴你都不明白。（尾巴是指尾音处理）。你们东北人傻大黑粗，就是不如上海人。你还聪明，你的脑子就是白开水。

郎朗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看不上自己？为什么一点慈祥都没有？她在贬你时，她好象挺解气挺痛快的。郎朗一直是在赞扬声中成长，他什么时候也未曾被贬过，何还这么恶狠狠地每周回课都挨贬。他受不了。不学了！不跟她学了！多少次他在内心狂叫着，但是，因为父亲那越来越难看的脸色，他不敢喊出来。只能含悲忍辱。

“我教不了你，你还是换个老师吧。别耽误你。你不用跟我学，你回沈阳去学吧，你何必上北京来，多麻烦！”

这就是往外开了，就是不想教了！已经学了将近半年，却要推出门外，中途换老师这是犯大忌的，何况这种名气和地位的老师还能找到吗？这对于郎家父子而言，无疑于晴天劈雷。郎国任急得火上房子。一次次往回打话，找朱雅芬老师诉苦。朱雅芬老师每次都劝他别着急，再看看情况，尽量能把关系处好。朱老师说她再给丛老师写封信。朱老师觉得这种事情有点不可思议，在她看来，丛老师不是这种人呀！她不会看不出郎朗的天赋，哪个老师还不希望教出好学生呢？咬牙挺着吧！郎国任哪是让人说的人呢？每次当他听到丛老师对郎朗的那种带刺的话时，他就心如刀绞。如果是过去的特警身份的郎国任，早就炸了。但是，现在是无业人员，在人家的屋檐下，安有不低头之理？挺着吧！他的这种情绪还得在儿子面前掩饰，他不能让儿子看出来，否则，他知道给郎朗一点纵恿郎朗就会上房顶的。

郎国任是个有头脑的人，他一直觉得丛老师这种态度变化得不正常，挺蹊跷，这里边似乎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会是什么原因呢？这期间，沈阳还有别的孩子找丛老师上课。郎国任虽然离开沈阳，却并未逃离开沈阳的弹琴孩子和家长们那个小圈子。郎朗依然是人们瞄准的目标，而他郎国任也依然是人们谈论的话题。会不会是什么人在丛老师那里下舌呢？他太熟悉那些爱传老婆舌的家长了，那些人都是大老爷们，其中也有他在部队时的战友。别看当面总是恭维，背地里却完全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这样子，看到别人孩子那么出色，远远超过自家的孩子，这种时候当家长的心情确实不至于太高尚，要求人家高尚这也不真实。背后说点坏话什么的多多少少也能解除一点心理压力，另外也是在心理上找个平衡。但是，是不是有些太过份了？郎国任一想到这些心里边就升腾起一股怒火。他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人在这里捣鬼。可他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他想骂人也找不到骂的对象，想吵架也找不到吵架的对象。只有一个人生闷气。

一晃，他们来北京已有半年了。半年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不说，想达到的目标却越来越渺茫。看来丛老师是铁了心不教郎朗了，她推出的学生谁还敢接手呢？在这个圈子里的人都明白，被别的老师推出门的学生你要是再接手，一来得罪了原来的老师，二来，人家会想肯定是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否则，教了半年了，怎么会不要你呢？谁又肯去拣一个有问题的学生呢？但是，丛老师既然不想教了，那么也不能死皮赖脸让她教，这种状态即便是让她免强教下去，也绝不会有什么好效果的，最后耽误的还是咱们。左想不是，右想也不是，够窝心了。郎国任最怕的就是这种窝心事。

人要是心不顺，倒楣的事情就会接连出现。昨天晚上，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一高一矮，进屋就用那种挑剔的目光瞅着他，要检查户口、证件。一个临时户口，不过一张纸，一目了然，可他们翻来覆去地看个没完，以职业的口气问他为什么到北京来，来干什么？*什么维持生活？他最不爱提的就是辞职一事，尤其在这种心情下。可是，他越是不爱提这种事，人家就越是感兴趣。或许因为他对人家的态度有些轻慢，高个子的警察便尽挑那种不友好的话问他，这种发问有点像审问，你真的是辞职吗？辞职是不是还有别的理由？不会吧？郎国任不再回答。只要一张口，他可能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就会跟人家吵起来。他在心里已经喊了我辞管你屁事？你他*的管这些没用的事干嘛！

小个警察还算机灵，他见场面僵住了，便出面打圆场，他说这不快到十、一了，上边指示要严查。每年国庆节前都得这样，希望他能理解。他们走的时候，郎国任气也没消，连送都没送。郎朗刚要从琴上下来送警察叔叔，老郎朝他瞪了一眼，他吓得赶紧弹起来。那个晚上郎国任的脸一直那么吓人地阴沉着，郎朗不敢有丝毫闪失，格外卖气力。平时还敢和父亲开个玩笑什么的，以解除单调和乏味，可他见父亲脸色那么难看，像布满火药似的，他不能不格外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碰出个火星，把炸药引爆。他那天晚上特别乖，一直埋头弹琴，他想方设法让父亲高兴，只要能让他脸色好看一些。

郎朗作梦也不会想到第二天他还是把炸药引爆了，那是郎朗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是郎朗弹琴生涯中最悲惨最绝望的时候，如今提起来还唏嘘不已。

那天下午，郎朗在学校多呆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往家走。平时，他从来不敢擅自在学校多呆一分钟，因为父亲对他抓得太紧了，把他的时间计算得非常精确，到点就得赶回家，哪怕在路上也不许耽搁一分一秒。下午自习课老师也为郎朗开绿灯。在丰台区的小学校里，郎朗可以算得上是个特殊学生。在校方看来，这个特殊学生可以为学校争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学校为了庆祝十一国庆节，成立了合唱团，那天下午让郎朗伴奏。郎朗平时独往独来，更多的时间是关在家里练琴，很少有这种与这么多师生融合在一起的机会。校长和老师们都对他笑脸相迎，就连那些平时欺负他骂他的淘气学生也得敬他几分，他是在一片受宠的氛围中伴奏的，所以，他特别愉快。排练结束时，同学们都围着他，夸他弹得好。他正和同学们分享着快乐，冷丁一看表，满身的喜庆登时惊得烟消云散，他掉头就往家奔。

他说那些天他上火了，嘴都起大泡了，都烂了。他说妈妈那些天总也不来，他心里边有压力不敢跟爸爸说，他特别想妈妈，常常晚上一个人偷偷地哭。他知道一切都得听爸爸的，差一点都不行。爸爸对他看管特紧，晚一分都不允许，何况晚了近两个小时。他心里边惶惶的，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可又一想，是老师找他的，他又不能推辞。这个理由是很充分的，所以，他的心渐渐坦然起来。

郎国任早就立于高高的阳台上，往下注视了。他已经等了足足有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让他耗尽了一生的耐性。他都快急疯了！所有的不顺所有的屈辱所有的风言风语都在这时候朝他袭来，刺激着他，折磨着他，令他一刻不得安宁。不断有人在院子里走动，从上往下瞅，人是个形态怪异的黑点，所有人差不多是一个样子。但，他还是看见了郎朗。看见他急匆匆地奔进院子，直奔楼道而来。

你他*的还知道着急？郎国任一见儿子身影分外眼红。他把自己的整个前途和生命都当赌注押在儿子的弹琴上，这个代价太大了，一切都为了考取附小，只有考取附小，才能有希望，可是，丛老师不教了，这等于把他们父子推向了绝境。他恨呀，恨那个蛮横得一点不通情达理的丛老师，恨那些嫉妒他背地讲他坏话，希望他倒楣的家长，恨北京人那种瞧不起外地人的优越感，恨那两个登门检查的警察，恨来恨去，都落到了恨儿子上了，一切都因为郎朗没弹好琴，他要是再刻苦一些，弹得再好一些，谅她丛老师也不会把他推出门外。事到如今，简直到了火上房子了，他不仅不着急，反倒更不抓紧时间了，他居然敢这么随随便便耽误时间！他还反天了！就是有再重要的理由，郎国任此时也绝不可能饶恕儿子的。

郎朗气喘吁吁地破门而入，瞥了眼凶神恶杀般的父亲，像只从枪口下逃窜的小兔子，二话不说，一头就朝钢琴扑去。他聪明得很，此时，只有钢琴能够解救他。

郎国任一把将儿子拽住了，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就是一顿胖揍。越打他的火气越旺。他觉得儿子太不争气，没有弹好琴，那一切默默忍受的牺牲和屈辱竟潮水般地猛涨上来，令他失去了理智失去了自控。于是，在郎朗弹琴史上也可以说在中国琴童学琴史上最悲壮的一幕被揭开了——

我们不是说中国女排的振兴最初始于魔鬼大松的凶狠训练吗？我们不是在马俊仁训练马家军那些女孩子时采用的残酷手段面前唏嘘感叹吗？郎国任在培养儿子弹琴的过程中，其狠劲儿，并不亚于他们两个人。这种狠劲令郎朗心惊肉跳，直到今天，说到父亲的凶狠，郎朗还是心有余悸。他说郎国任打他才狠呢，还用大皮鞋打他，皮鞋后跟的铁钉子都把他的脑袋打破了。郎朗在跟我诉说这话时，我注意到郎国任的表情，平静得没有丝毫波纹。那是一种经历过人生大的沧桑之后的平静，也是一种如愿以尝的平静。在这种平静面前，我感到心颤。

郎国任是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人，他不能苟且地活着，他必须活出个人样来。他只能成为人上人，而不能沦为阶下囚。古人为了功名头悬梁锥刺骨什么的在郎国任面前已经逊色。如果儿子的钢琴真的失败了，遭到那些“小人”的嘲笑幸灾乐祸，那他勿宁死。

打累了，他歇了歇，拿出一包药放到儿子面前，恶狠狠地说：你弹不好琴别活了，你死了吧！你看看你怎么死，要么跳楼，要么吃药，你选一样吧！

满脸泪湿的郎朗东倒西歪地站起来，他的眼里充满了委曲也充满了绝望。他朝窗外望了一眼，高远的天边涌动着乌云，层层叠叠像拥挤的怪兽。阳台的门敞开着，阳台上的窗户也开着，一股迅急的风从窗口扑进来，他禁不住打了个寒颤。顶多迈出去三步就能到阳台上，想象着从11层楼的阳台往下跳，他恐怖极了。他瑟缩着，往墙角挪腾，生怕父亲冲过来抓住他往阳台拖。绝望之中，他抓起了药片，他狂叫着：我吃药！我吃药！那啼血的声音好象不是从一个9 岁的孩子嘴里发出来的。

一个9 岁的孩子从来不曾考虑过自杀的问题，他也不会想到逼他死的竟是他的亲生父亲。长这么大，父亲吐出口唾沫都是钉，他从来也没有敢反抗的时候。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亦不敢不亡。他没有向父亲求饶，他知道求饶也没有用。他抖着手，把那包药展开，白花花的药片在他眼里闪着阴冷的光。吃下去就得死了，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可是，妈妈能知道自己是怎么让爸爸逼死的吗？妈妈，丛老师不教了，那不是我的错，我没有偷懒耍滑，我没有浪费时间，尽力了，可是，爸爸总是怪我不争气，他冤枉我呀，妈妈！

一想到妈妈，他顿时涌起无限的委屈：“为什么呀？我为什么要死？我没有错！我没有错！”一个9 岁的孩子在被父亲逼急眼的时候，焕发了一种巨大的生命潜能。他把药片朝墙上狠狠摔去，然后，他像一头暴怒的小狮子用头朝父亲撞去。父亲结实的胸膛任凭他撞着，好像没有感觉。儿子又用拳头朝那麻木得没有反应的空荡的墙壁般胸膛上擂起来。终于把父亲擂醒了。他抓住了儿子的手，盯视着他，许久许久，竟然说不出一句话。后来，他想说什么的时候，眼泪就往上涌了。他只有迅速摆脱儿子，他不能让儿子看到他的眼泪。哪怕一滴。他硬是把眼泪憋回去了。

儿子坐回到琴凳上时，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天边乌云已经翻涌到了窗前，屋子里暗得看不清钢琴上立起的谱子。郎朗的泪珠凝固在面颊上，第一次显示出了一个少年人向命运挑战的刚毅。他双手缓缓架起在琴键的上方，吸气，吸足了气后，猛地落在键盘上，那十根柔嫩的小手具有着钢丝般的柔韧与弹性，带着他的满腔悲愤，练起了大合弦。因为用力，他两肩端起呈准备飞翔状。而每一次大合弦的震响他的头发梢和肩头都随琴而震颤不已。呼风唤雨般的大合弦，使得钢琴在震颤，房间随着震颤，一股疾风在这时将敞开的阳台门哐当一家伙关上，又哐当一声甩开来，好象憋闷已久的冤忿要一下子发泄出去似的。

郎国任禁不住打了个激灵，扑过去，赶紧将门划严实。与此同时，外面响起了隆隆的雷声，雷声过后，散弹般的雨点敲击着窗玻璃，无数道流淌的雨柱竞相奔流，所有的玻璃都在瞬间模糊了。那是一片委屈的面孔，一片流也流不完的泪水。

雷声依然隆隆翻滚，就在丰台区这座高层住宅楼内。每一位走进楼里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一种震颤。郎国任感受得最强烈，他觉得屋子的地面都被震荡得悠悠直颤。琴声和雷声剧烈地撞击，终于，热烈地交融在一起了，迸出一种激荡人心的旋律，郎国任先是电击般地一怔，随后，他颤栗着一步步捱近了儿子，捱近了钢琴，似乎在这一瞬间，他才突然发现儿子的手指长长了，居然可以跨越八度，那么结实有力地抓取着键盘。他的小手像是要把键盘抓碎。在这一起一伏中，浑厚的合弦带着无尽的委屈和哀怨，海潮般向他扑来，一阵强似一阵，一浪高过一浪，瞬间他就被淹没了。

是否，他还能忆起儿子的小手使劲去够着键盘八度的情景呢？嫩生生的细指尖在键盘边艰难地滑动着，却怎么也够不到八度，好不容易够到了那么一点儿就迅速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