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的心就这么高》3

第三章　郎国任的赌注

第一节 沈阳--沈阳

郎朗父子回来了，回到了沈阳。这是一次胜利的凯旋，阔别一年半的沈阳，不再那么阴冷也不再那么苛薄了，阳光下的城市，雍容大度，慈悲为怀，哪怕一条小巷，也朝他们张开了温暖的臂膀。回来度暑假的郎朗像一头从笼子里边钻出来的小豹子，浑身上下洋溢着获得轻松后的得意。他的个头儿并没有因为他以第一名的身份考入中央附小而长高多少，他在父亲身前身后一窜一窜的，居然还没有超出父亲的肩头。他满脸洋溢着童趣的欢愉，他渴望着立刻回到久别的家，一头扑进他*的怀抱。他太想念久别的妈妈了。

走在他身后的父亲——这位已到不惑之年的男人，从外表看去并没有儿子这么轻松，这么畅达，他总像还有什么心事没有能够放下似的。他显出几份犹豫，几份惆怅，或许触景生情使过去的旧伤仍然不能真正抚平？抑或他还担心会不会有什么突然的意想不到的变故？经验与教训对于一个成年人留下的记忆是深刻的，所谓忧患意识大概就是由此而滋生的吧？

其实，他应该满足才对，与走的时候相比，总算如愿以尝，对人对已总算有了一个很体面的交待。特别是爱面子的他没有让那些人看笑话。儿子的势力有力地为他的选择作出了证明。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证明呵！牺牲自己为了儿子是值得的。

一家人最高兴的时刻到了，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欢聚一堂。肯定比过年更高兴。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只有十几平米的这间小小屋子挤满了人。电话一整天几乎不断。最高兴的人莫过于周秀兰了。无论从作母亲的角度还是从作妻子的角度，她都应该获得这种满足。她搂着儿子，高兴得像个孩子。亲朋好友们都朝她发出了由衷的羡慕，她更是高兴倍加。一阵紧似一阵的电话铃声对她来说，就是最好最舒心的音乐，是赞美诗。从此以后，她总愿用这种语气：我儿子——

儿子回到身边了，沉寂了一年半的房间，有了久违的亲情环绕，这种环绕无时无刻不在温暖着一颗中年女人寂寞的心。一个女人在孩子丈夫远走北京的日子里是怎样度日的？吃饭不香，睡觉不实，遇到什么困难都得一个人去应付。她的工作得倒班，有时下夜班一个人黑灯瞎火地回家，免不了提心吊胆。冬天屋子里太冷，躺到床上，缩成一团半天无法入睡，于是就加倍惦记着儿子和丈夫。通常都是儿子那边给她来电话，她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躺在家里接儿子和丈夫的电话，她一般情况下很少给儿子打电话，特别是儿子报考附小那些日子，她生怕因为打电话影响了儿子的情绪，让儿子分心。只要为了儿子，只要对儿子有利，让她作出多大的牺牲她都毫无怨言。一年半来，她一个人守在家中，默默地做出牺牲做出奉献。当郎朗在北京处于最艰苦的那段日子时，她在这边的家中也没有安生。一到夜深人静时，就会有人敲门，那门被敲得震天价响，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在门外骚扰她。她愤怒她恐慌，她几次拿起电话想给丈夫打，但是，她坚强地挺住了，她不愿让丈夫再为自己操心。房间平静下来时，她再也无法入睡。想想自己过得是什么日子，何时才能出头，禁不住泪湿枕襟。后来，丈夫知道了，他把前前后后的事情串起来思考，他认为这是那些嫉妒他们的人的一种阴谋，在北京设置障碍，在沈阳这边也不让你安生，牵涉你的精力，如果这边挺不住了，就得想法回来。如果周秀兰不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如果她深夜哭哭泣泣给远在北京的丈夫打电话，那么，郎国任还能坚定不移地领着儿子取得成功吗？

儿子考上了附小，这对于受了多么大委屈多么大惊吓多么大寂寞的母亲来说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慰。当她和儿子在一起喜形于色时，郎国任却依然保持着那样一幅严肃深沉状。就好像他不知道郎朗已经考取了中央附小似的，他对儿子的要求一点也没有放松。他依然那么严厉地对儿子下着弹琴的命令。特别是当儿子和妻子沉浸在一片动人的母子情爱中时，他总是要以一种打冲锋的精神状态提醒儿子快抓紧时间。他总有那么一种紧迫感。总像要立刻动身去追赶什么或者总要被别人追撵似的。周秀兰对此常常不理解，她觉得郎国任对儿子要求得太过份了，连和妈妈亲热的时间都不给呀？也太有点不近常理了。

回到家里的郎朗精神头更足了。他每天除了弹琴之外，更让他兴奋的事情是这期间中国足球队正在角逐亚洲杯，还有辽宁足球队争夺九连冠。作为中国人的郎朗和作为辽宁人的郎朗，都是狂热的球迷。中国足球队在亚洲杯上的表现不能让郎朗高兴，而辽宁队的节节胜利却让他大长了志气。他这个狂热的球迷与别的球迷不同，他从不到现场看球，他怕耽误弹琴时间。他在电视里看比赛。为了能够保证看比赛时间，他抢时间拼命弹琴，弹得天昏地暗，累得不得了，才作为另一种休息看球。看球时，他狂呼乱叫，兴奋不已。他特别喜欢辽宁队，辽宁队的迅猛攻势给他注入了许多激情，他能把弹琴的劳累进行了一种激情的转换，又能从看球中重新获取激情，再投入到弹琴上。他最激动的一场比赛是辽宁与广州的冠军争夺战。广州以小快灵见长，他们先攻进了一球。郎朗特别替辽宁队着急，他的争强好胜性格在看比赛时显露得更加充分。在场内场外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呐喊助威声中，辽宁队有如神助，连灌两球，夺取冠军。辽宁人沸腾了，郎朗沸腾了。他高兴地直蹦高。就是凭着这份激动，他那天又一连气弹了十个小时琴，拿下了一个大曲子。

郎朗那么爱看球，但他并不被迷住，他有极强的自控力。有时，他觉得到弹琴时间了，他就会放弃看球，起身去弹琴。等到他弹完了，比赛也结束了，他只需问一下比赛结果。郎朗弹琴时，不管什么人来，也不管多么重大的事情，只要郎朗弹琴没有弹完，一切都得*后。郎朗弹琴成了一条铁的纪律，雷打不动，雷打不变。郎朗的舅舅非常喜欢郎朗，却因此而无法挨近郎朗。他每次见到外甥，只是那么匆匆一眼，看到他坐在琴凳上挥汗如雨，而郎国任总是警卫一样守在一边，他这个舅舅每次都知趣地退缩，从不敢打扰。直到郎朗今年到香港演奏时，顺路归来，在短短的一周内，周秀兰总算给哥哥提供了一次机会：她带着郎朗赴辽阳去了哥哥家。此时的郎朗个头已经比大舅高了，而且多多少少带有一点美国绅士派头儿。大舅像接待一位大名人一样亲热地甚至有点客气地接待着这位有点陌生的大外甥。然而，郎朗的可爱马上让大舅兴奋不已。他颇为感概地说：真没想到小胖子这么好玩，这么幽默，这么招人喜欢。原先只觉得他就是弹琴，除了弹琴没有别的。舅舅对外甥的真正接近，居然是在郎朗到了16岁的时候。

爷爷奶奶也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近孙子。这么风光的孙子，每次回来，也只能匆匆一面。所有的人都得为郎朗弹琴让路。郎朗就像一位自天而来的小天使，他的全部使命全部生活就是弹琴，弹琴。神圣的弹琴可以闭门谢客，可以使许多喜欢他的亲友们望而却步。一桌宴席早就定好了，几天前就定好了，定在18点，但是，郎朗弹琴弹入迷了，弹疯了，那么多人就得默默地等着，直到菜凉了，再回锅。周秀兰急了，她觉得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就劝郎国任。可是，郎国任不动地方。郎国任不动地方，郎朗就不下琴。在郎朗回沈阳度暑假的一个来月的时间里，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总是紧紧张张地，总是时间不够。郎国任给郎朗规定的时间是不允许打破的。而郎朗这孩子也真就是守规矩，一天差不多要弹上10几个小时。对于郎国任一家而言，郎朗回家不是休息，也不是度假，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环境练琴而已。

郎朗从小到大有过许多照片，而最多的照片就是坐在琴上拍的。给别人的印象郎朗就是单调的弹琴，一味的弹琴，没完没了的弹琴，可是，在周秀兰的记忆中，儿子的弹琴浸透了他们一家说不完道不尽的酸甜苦辣。

周秀兰永远忘不了1982年的初春。忘不了那个漆黑的夜晚她所经历的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她怀着郎朗，挺着个大肚子，行走已经不很方便了。天气很冷，那天晚上没有月光。没有月光的夜晚，更让她提心吊胆。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告诉老人，他们怕老人担心。郎国任弄来了一辆大卡车，谎称在朋友那里借到了一处房子，于是，郎国任父母高兴地帮着儿子往车上搬东西。他们那时的家具不多，很容易就装到了大汽车上。夜晚的风特别凉，周秀兰穿着军大衣，一条围脖围得严严实实，坐进驾驶楼里，却还觉得冷。也许是紧张的缘故，她竟有点打哆索。其实，一向敢作敢为的郎国任心里边比妻子还紧张。只不过此时他把心一横，该死该活就只能硬着头皮冲了。为了房子，为了生存，为了给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建一个安乐的窝。他不止一次地核计了这样做的后果，却还是没有退缩。

车灯照亮出一片刺眼的光芒，这光芒让周秀兰心惊肉跳。特别是接近沈阳空军司令部的大院时，她的心就跳得惶乱不已。沈阳空军大院座落在沈阳市的东南方向，在万柳塘公园附近。一条新拓展在柏油马路从庄严的沈空大门前宽阔地铺陈开去。到了晚上，马路上的车渐渐稀少了，而车越少周秀兰的心里边就越是紧张。车到部队大门口时，她的心就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她以为站岗的士兵已经知道了他们要来抢占房子，要把他们连人带车扣下。所以，当灯光下的全副武装的士兵一露面，她就吓得不敢瞅。好在门岗没有拦挡，他们的车徐徐驶进了大院，在家属区的一栋宿舍楼前停下了。

郎国任敏捷地跳下车，不出声音，她也不敢出声音。多亏那晚夜色挺黑，给了周秀兰些许的安全感。要是放在大白天，她是绝没有这个胆量去抢占住房的。那情景就跟电影上演的鬼子进村差不了多少。汽车的一侧箱挡板被小心翼翼打开了，因为太沉重，在放下来时，还是发出“哐”的一声令人心惊肉跳的响动。周秀兰心往下一沉，以为完了，被人发现了。好在那时候没有人出来，即便偶尔有人出来，也没有多心多疑管闲事的人。

一件件往下卸着家具。尽量轻一些，别弄出什么音响。郎国任为了照顾她，不让她*前搬东西，但是，她心里边紧张，希望快点卸下车，别让人发现了，就顾不得怀里的郎朗了，她也里外当起了装卸工。筒子楼的大走廊里有两间空屋子，他们把门锁撬开，就搬进去了。屋子里黑灯瞎火还不敢马上打开灯，一股浓浓的石灰味儿扑面而来，这就是家的味道吗？这个味道再不好闻，关起门来，气喘吁吁的这对夫妇也有种说不出的幸福的紧张感。

行吗？这样能行吗？妻子不时地问着丈夫。丈夫哪能说明行不行呀？肯定不行的，但是，不行也得这么做，他只能安慰妻子没关系，不会怎样。就冲你这个大肚子，部队首长也不会来撵你的。促使郎国任真正下决心抢占这套房子的重要理由就是妻子的大肚子，他知道部队首长的善良是不会不同情孕妇的。就是说母腹之中的郎朗给了郎国任下定决心铤而走险的勇气与信心。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决定，如果不是这次抢占了房子，他们不可能住进这个具有大走廊的沈空家属区，如果不住进这个家属区，郎国任也不会卷入钢琴潮中，而郎朗如果不卷入这个钢琴狂热中，那么他干什么还不一定呢！

所以，那一个冒险抢占住房的夜晚是令周秀兰刻骨铭心的。那天晚上，她睡不踏实，刚一眯着，就总觉得有人来敲门，于是，一阵心惊肉跳。天亮时，光线照亮了屋子，周秀兰这才看清楚了自己的家。白灰粉刷的墙壁有几处洇湿了疙瘩，年久失修，竟有些斑驳脱落。红砖铺的地面上有一层泥土已经覆盖了砖的本色。房间还是挺宽敞，搬进来的东西显得太少了，装不满屋子。一种特殊的新奇感使周秀兰把眼睛睁得又大又亮。如果这房子真的能够属于自己，她就会把屋子好好布置一番。那时候还不时兴装修，但是，周秀兰对新的家新的生活已经有了深深的憧憬与向往。

她是倚在门框上望着郎国任心情沉重地朝班上走去。她默默地祈祷着，千万别有人来撵。她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有人来撵她，她也不走。一天呆在家里，她神志恍惚，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好容易把丈夫盼回来了，从他的脸色上分辨事情的严重程度。郎国任就是想瞒也瞒不住了。他叹息着说：完了，完了。

郎国任被首长在会上点名批评了，认为这是无组织纪律现象，部队里是绝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的。肯定是要挨处分了，还得开他郎国任的专场批评会，他得写出检查。风闻文工团将要解散了，人员去向问题不明，他郎国任这把二胡当初考进文工团费了多少周折，他有多少个不眠之夜期盼着，可以说梦寐以求的心愿，从小就崇拜黄军装，特别是四个兜的军官服。他把脑袋削个尖也得钻进空军文工团。作个部队军官，这是他一辈子最崇高的理想和愿望。但是，他郎国任心高运不济。在他人生的道路上有过几次命运的转机，却几次都没有抓住。就像命运在有意与他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借到沈阳杂技团，是他离开小工厂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结实，晃晃悠悠，随时都有可能跌回到小工厂。他在梦里都担心随时会被打发回那个简陋破旧的小厂子。这已经成了他一块无法治愈的心病。因为坎坷太多，直到后来他即使去了美国，过着天堂般的生活，他也还会莫名其妙地在梦中被送回到了那个多灰多油墙上挂着蛛网的车间，于是，他便会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心悸不已。杂技团毕竟不是他的久留之地，他的关系也无法办到那里。他只能挖空心思地
寻找别的途径。

1977年的春天，全国恢复了高考，他憋足了劲儿，报考了沈阳音乐学院民乐系。在全东北地区数千名考生中，他以精湛的二胡技艺力压群芳，考取了第一名。他的老师向他祝贺，亲朋好友也向他祝贺。大红榜上郎国任的名字排列在第一位，他看了一遍又一遍，阳光下的红榜把他的脸膛映得红腾腾的。但是，他还觉得有点不妥底，他总是有些顾虑，怕万一出什么闪失。他敏感地打探着有关录取的消息。他最担心也最能卡住他的海外关系，随着“四人邦”的粉碎社会的进展已经不会再难为他了，但是，他听说年龄挺关键。他当时23周岁，而听说录取的年龄段就卡在23岁。万一因为年龄而不能录取的话，那有多怨！一向聪明的郎国任灵机一动，何不改一下年龄呢？于是，在填报志愿表时，他在年龄一栏中写下的年龄是比实际年龄小了2 岁。也就是说，他隐瞒了2 岁。他当时自以为聪明，他不会想到他因此弄巧成拙，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人盯上了他，于是，负责录取的人到他所在的那个小工厂查看他的档案。管档案的是位女同志，郎国任早已与她说好了，求她帮着更改一下减少2 岁，那人也答应了他，可是，天知道为什么到了人家去调查时，那位同志竟然没有替他弄假，而是照实证明了他的年龄。这一下子，他郎国任可惨
透了。仅凭隐瞒年纪这一项，就被取缔了录取资格。其实，他不隐瞒年纪，他是不会超龄的，那年实际录取线卡到25岁。他的年纪不仅没问题，还余富2 岁呢！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使他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后悔不迭。为此，他不仅又失去了一次转变命运的机会，而且，差点失去了他苦苦以求的爱情。

苦恼沮丧中，他总算又等来了一个机会：沈阳空军文工团缺少一个拉二胡的，他前去应试。他的二胡确实拉得好，往那儿一坐，二胡一架，就让人赏心悦目。揉弦运弓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一下子就被相中了。但是，他不敢相信命运会对他这么慷慨。进部队跟进地方不同，部队政审这关着实难过，即便不像过去极左年代那样，但是，也得报北京空政批准。报批的日子是那样漫长。差不多等了半年的时间。他度日如年，他几乎已经失去了等待的耐心。当时他正与周秀兰处于热恋期，政审批不下来，他就没把握进空军文工团，进不了文工团，还是个没有着落的人，那么，他与人家周秀兰的关系就没法确定，人家总不至于嫁给一个标准件四厂的车工吧？那一段时间，郎国任很是着急上火。

谢天谢地，总算批下来了，政审过关了。当他的关系真正从那个小工厂调出来时，他对着沈空那边的兰天长长地出了一口大气。他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庄严感。他像个真正的军人那样注意纪律，他变得小心谨慎，他格外珍惜这来自不易的工作。到杂技团时，他就很高兴了，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改变使他心态有了很大改观，食堂很干净，早餐还有好几个小菜，可以挑样吃。而走进沈空的食堂，那更是天堂一样。粉刷一新的墙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食堂工作人员对他的态度那么亲切友好，真如大家庭一般。早餐摆了一溜小菜，足有十几道，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是他长这么大从未有过的待遇。军装是四个兜的，还有皮衣皮靴，还有空军驾驶员的服装，这简直阔透了，令郎国任美不胜收。在这种环境里，他还是比较满足的。但是，眼见妻子肚子一天比一天隆起，他十分着急。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结婚后就与父母挤在一起，弟弟马上就要结婚，他们得把房子腾出来。可是，他们到哪里住呢？眼瞅就快生孩子了，连个窝都没有，这孩子往哪儿生呢？因为他入伍晚，论资排辈分房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他听说了筒子楼里有一套空闲的房子，没人住。和他关系比较好的人便窜掇他，先斩后奏，反正你老婆挺着个大肚子，不会有人硬性去撵，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胆量了。三说二劝，他郎国任就为之动心了。但是，他不能不慎
重考虑。毕竟，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得来的太不容易了。万一弄不好，再受处分，往严重一点说会不会被撵回原来单位，这是他最为担心的。还是抱着侥幸心理，他连夜抢占了住房。既然抢占了住房，那就得为此付了出代价。人家怎么批评他他都得接受，他心里忐忑不安，只要不把他开除，多么严厉的批评和处分他都认了。于是，他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检讨，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批评。

这期间，更为上火的还是周秀兰。她深知丈夫当的兵多么不易，提的干更是不易，万一因为这房子再背上一个黑锅，这不全完了？她有些后悔当初不该抢占这房子住。她想起了自从认识了郎国任，自从与他谈恋爱以来所受到的种种委屈，禁不住怨声载道。她说跟你过日子多闹心！抱怨归抱怨，到头来，她还是怕郎国任上火，她还得劝他。这期间一些战友也登门看望周秀兰，好言安慰她：反正文工团要解散了，管他呢！先有个房子住才是真格的。

事情并不能就这么简单地检查一通就让你过关。部队为此责成专人去郎国任父母那里调查，包括街坊邻居，工作做得挺细。郎国任父母总共两间住房，郎国任的弟弟已经28岁了，老大不小了，没地方结婚，住房条件确实困难，部队也不能不予以考虑。考虑归考虑，批评得批评，领导说关键是性质不好，部队吗，怎么能说抢就抢房子呢？还像个军人吗？当然，有的领导也帮着郎国任说情。在具体怎么处理郎国任抢占的住房这一问题上一直没有定论。给他吧？那不等于说他抢房子有道理吗？要是把他撵出去不给他房子，这又与情理不容。只能暂时搁浅。和郎国任关系好的战友给他出了个主意，劝他先暂时搬出去，避避风头，别顶烟上，也算给领导个台阶下，等领导批准了，再搬回来住。这个主意确实比较高明，郎国任和周秀兰只能照此办理了。可是，周秀兰到哪里去住呢？她提出回娘家。其实，她很小就失去了母亲，回娘家就是回父亲那里。可是，郎国任坚决不同意。他说搞对象时，她父亲就一劲反对，这要是再回到家生孩子，那不是更惹她父亲生气吗？去郎国任家？周秀兰也不认可，她觉得刚搬出来再回去，也不是那么回事。商量来研究去，最后决定借一处房子。郎国任从杂技团一位指挥那里借到了房子。指挥与郎国任平时就相处得很好，他家在沈阳胜利电影院附近。他把丈母娘的房子腾出一间，从里到外收拾干净，现弄到一张床，他忙得一身灰土一身汗水，很让郎国任为之感动。郎朗生下第三天，周秀兰就从医院出来，住进了指挥为之收拾好的房子。虽然屋子简陋点，但住着心里边踏实。这不是抢来的房子，不用提心吊胆了。正是六月，一个北方最好的季节。阳光每天都暖融融地照亮了房间，也照耀着他们的宝贝儿子。胖胖的儿子每天很乖，睁开眼睛就爱笑。这孩子命大，出生时脐带过长，缠住了脖子，险些窒息。小两口因为添了个儿子而高兴不已。

也许儿子带来了好运。周秀兰刚满月，部队那边同意了他们抢占的房子合法化了。于是，他们一家三口人心安理得地搬回了沈空大院，住进了那两间筒子楼。正因为这一搬入，才有了后来的钢琴故事。

沈阳空军大院很是宽敞，绿化带搞得很有层次，杨柳成行，花坛成排，鲜花盛开时节，空气格外清新，环境格外优美。大操场上每天荡漾着战士出操跑步的勃勃生气，战士们每天引亢高歌，战士的旋律粗壮豪迈，不知是否因为这种生气感染了在这个大院里出生的孩子。反正郎朗来到这个大院就总是显得虎虎而有生气。一双大眼睛总是那么好奇地睁得溜圆，胖胖的胳膊嫩藕似地光滑，整天咿咿呀呀，用他独特的语言与父母与周围世界进行着可笑的交流。他很少睡觉，也很少哭闹，精力特别充沛。

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大家都管他叫小胖子——80年代的小地主。这个小地主特别撩人，爱穿大鞋，拖拉着满走廊晃，衣服也胡乱披着，一路得意地唱下去：“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阿姨们爱逗他：你不像济公。他歪着头：怎么不像？阿姨们说，人家济公是光着屁股，你咋不光屁股？瞎说！他嚷叫着，不再理睬身后发出一片笑声的阿姨们。筒子楼里居住着十几户人家，大都是文工团的，每天都有音乐都有歌声，一条长长的大走廊里充满乐趣。这种缺乏私密性的居处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幸福和欢乐。孩子们的年纪也相差无几，父母们对待独生子女的态度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学点什么，能够出人头地。在大走廊这些孩子当中，小胖子是最招人喜欢的。他聪明灵利，见人没有陌生感，谁逗他他都不恼。周秀兰每天得上班，为了照顾好小胖子，她把姥姥接来了。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姥姥特别疼她。姥姥特别喜欢小胖子，小胖子从小吃母奶，一口牛奶不喝。

周秀兰在小胖子一岁半时，要给他忌奶。可是，小胖子不干，要忌掉可太难了。每当周秀兰狠着心不给他喂奶让他喝牛奶时，他就会死劲闭着眼，摇着脑袋，哭喊着踢蹬小腿，好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导致几次忌奶失败。结果，还是周秀兰的姥姥帮着想了个办法，往奶头上抹紫药水。小胖子精明得很，他被紫药水吓住了，他再也不敢往母亲怀里拱了，但他恨太姥，他知道这是太姥使的坏，他撅着小嘴对太姥说：“小太姥坏！”郎朗跟太姥的感情很深。

长大了，他依然不忘太姥的恩情，每次回沈阳，只要有一点空儿，他就会跑去看望太姥。太姥如今经93岁了，却依然头脑清晰，耳聪目明。回忆小胖子小时候的故事，周秀兰记忆可深了。她说郎朗从小就是个把家虎，谁到他们家来他都格外留心。邻居们没见过这样的小孩，都爱逗他。有一次，一位邻居到他们家来，小胖子坐在氮盂上排便。他手里拿着一张广播电视报像模像样地看着。那位大嫂与周秀兰聊了一会儿就要告辞时，故意给周秀兰丢了个眼色，然后，偷偷摸摸地拿起桌上一把汤勺，藏在背后。结果，她刚刚迈出门，坐在氮盂上的小胖子就喊起来了：妈妈，不好了，咱家的东西被人偷走了！这一喊，把两个女人笑得前仰后合。

那位大嫂连声感叹：这个小胖子，你说他咋这么有精神头儿？俺家那小子别说拿个汤勺，就是把我们家给搬走了他也不会管的。那时候郎朗只有2 周岁。郎朗从小爱唱歌，他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大海故乡，整天哼唱着“大海呀，大海，”“大海呀，大海……”当这充满童稚的歌声在大走廊里回荡时，需要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了。此人是文工团的指挥，大家管他叫老金。老金不住在这栋筒子楼，他住在院里更高级的干部楼。不过，每天一有空闲，他就喜气洋洋地到筒子楼来搅和。他一来，大家就高兴。他极随和，极热心，每天都快快乐乐，他的快乐就像个没家没业的单身汉。他进到大走廊可以到任何一家吃饭，任何一家都欢迎他的到来。老金在这条大走廊里享有着特殊的地位。他还爱开玩笑，特别爱跟那些家属开玩笑。他的年龄比郎国任他们这些年轻父母大一些，他的阅历他的水平他的见识也都比较出众，所以，大家都很拥戴他。

郎国任是位心气很高的人，他能从心里佩服的人不多，但是，他很佩服老金。老金说什么，他信服。老金就像教父一样在大走廊里发挥着作用。老金还喜欢孩子，喜欢大走廊里所有的孩子。他像个大孩子王。就是因为老金的鼓动，大走廊里响起了钢琴声。他鼓动所有人家买钢琴，他最早宣传钢琴对培养孩子智能的种种好处。有一对同姓的男孩和女孩是第一批受益者，他们几乎同时开始学钢琴了。他们的父母都在沈空，都有文艺细胞。每当这两个孩子开始弹琴时，大走廊里的人就围拢过去瞧新鲜。很快，大走廊里又多了几台钢琴。每当谁家又买了一台钢琴时，老金就多了一份成就感。郎国任当时也心动了，但是，苦于没钱买。那时的钢琴还没有涨价，一台只需一千多元。老金见郎国任还在犹豫，便天天动员他，并且告诉他钢琴马上就要涨价了。郎国任夫妇一商量，决定买钢琴。钱不凑手，性急的周秀兰出面张罗借。

很快把钱凑齐了，托人到沈阳中街的一家商店买了台北京钢琴厂出的“星海”牌钢琴。当时钢琴还挺便宜，他们买回来没几天，钢琴就开始涨价了，而且短时期内一涨再涨。为此，他们夫妇很是庆幸。大走廊里几乎家家都有了一台黑漆光亮的钢琴，这一下子，老金更繁忙了。这家请，那家拽，都让他看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弹钢琴这块料。那些日子，大走廊里天天传递着谁家孩子弹琴弹得怎么样的情报，这种情报牵动了家家户户，使得每家每户平填了许多快乐和忧愁。老金预言说我们这个大走廊里将来会出肖邦的。这种预言辉煌地鼓舞着头脑发热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郎国任当时并不像那些家长们那样认准了肖邦，认准了钢琴。他当时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每天都被世界杯足球赛吸引着，抱着电视从早到晚，看得昏天黑地。菜也不买，家务活一指头不动，周秀兰上班回来，见丈夫还在看足球，旁若无人，旁边桌上还摆放着几个空碗，显然是他吃完饭连收拾一下都不肯动地方，再去橱房一看，一点菜都没有，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她从早晨离家上班时就叮嘱他买菜，准确说她在二天前就让他买菜，他答应得好好的，就是不买。于是，他们吵起来。吵
归吵，闹归闹，足球不能不看。

郎国任就是有那么一股劲儿，岿然不动。到头来，还是得周秀兰含着一腔委屈的热泪拖着疲倦的脚步出去买菜，然后做饭。周秀兰跟老金没少抱怨郎国任。世界杯持续一个多月，他郎国任一场没落地看了个暴。这时候，他们的小胖已经坐上了琴凳。当一个惊人的消息从老金的嘴里瞬间传遍大走廊时，郎国任还在那里为巴西队未能夺冠而唏嘘感叹呢！人们纷纷来到他们家，吵儿八火地，人们在交头接耳，正在睡觉的郎国任恍惚中听到人们在说，老金说的，小胖子刚一上琴，手指就能立起来。小胖子可了不得了！郎国任见满屋是人，不好意思再睡了，他爬起来，揉搓着惺松的眼睛，看到邻居们把儿子围在钢琴前。儿子那双胖胖的小手在光亮的键盘上鼓成了两个小馒头，手背上那一排胖出的小肉坑清晰入目。随后，他听到了稚嫩的琴音，就像他听到了“大海呀，大海，大海呀，大海……”他只是笑笑。他当时绝没有来的人那么惊讶于儿子的钢琴天赋。但是，老金跟他说了，你儿子太有钢琴天赋了，你好好培养吧，错不了！

老金说得十二分正经，老金从没这么一本正经地夸过谁家的孩子。于是，郎国任往心里去了。郎国任为儿子设计未来的第一步，是要给儿子找一个最好的老师。鉴于他对钢琴的理解，第一位老师是至关重要的。根据自己学二胡的经验是这样的，而钢琴这种高贵的西方乐器更是如此。他打听到了沈阳这个地面上最好的老师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朱雅芬。要想跟朱教授学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朱教授手下的学生很多，她除了在音乐学院正常授课之外，还得带研究生，还有很多社会活动，还得著书立说，她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她拒绝了许多登门求教的家长和学生。在他们居住的这条大走廊里，那两个同姓的孩子就是跟朱老师学琴，这一点让郎国任羡慕不已。说不清郎国任通过哪条渠道找到了朱教授的家。

朱教授是上海人，从小生活在英租界。她们姐妹三人都会弹钢琴，素有朱家三姐妹之称。50年代时，她代表国家青年艺术团到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过访问演出，她当时弹伴奏。我曾在《中国钢琴梦》一书中详尽地写过她的辉煌，也写过她的坎坷。应该说，辽宁的钢琴能有今天的水平，完全得力于他们那一批从上海来的音乐人才，他们是辽宁钢琴的传播者。与她一同作出贡献的那批人中还有金石、林振刚等。朱雅芬的价值不仅在于钢琴教学与研究上，她还是个学者，经她翻译的美国钢琴家班诺维兹的“钢琴踏板艺术”一书是部影响广泛、学术价值很高的教材。走进朱老师家门的郎国任第一眼就强烈感受到了浓郁的文化气氛。房间摆设简洁朴实，钢琴是台有着历史感的美国旧钢琴，墙上方有一个石膏雕塑，那是一只艺术线条十分优美的手。一看这只手，就让人意识到钢琴韵律的高雅与神圣。朱老师戴着金丝边眼镜，平和之中，透出一种知识女性的尊贵。

见过世面的郎国任与朱老师见面时竟显得有些拘束了。倒是郎朗进到这间琴房时，依然一幅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赢得了朱老师的喜欢。他戴着大盖帽，扎着武装带，腰上还挎着带皮套的两把枪——双枪。他当时见谁掏枪瞄准谁，只是见了朱老师时，没掏枪。而是非常英武地给朱老师行了一个军礼，一个好神气的军礼，这给朱老师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多年之后，朱老师讲起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家伙时，还那么兴致勃勃。朱老师让他弹琴，他就弹，一丁点都不客气。腰板坐得笔挺，非常有精神头儿。当时，立于一边的郎国任紧张极了，他知道朱老师是在考察他的儿子，是在给他的儿子作出鉴定，一旦不满意的话，谁说也没用。

朱老师是个很的原则的人，她往那儿一坐，不言自威。完全是一幅权威架式，令郎国任肃然起敬。他的心一直悬着，生怕朱老师相不中他的儿子。郎朗呢？毫无负担，一挨琴凳就马上亢奋起来，仰着小平头，自信而得意。或许正是这种极佳状态赢得了朱老师的好感，当即接受了这个学生。像所有孩子一样，每周上一次课，留下曲目回去练，到了下一周上课时检查弹得是否正确。朱老师教学以严格著称，她根据不同孩子的接受能力留不同量的曲子。但是，每一次郎朗都想多贪，他都嫌老师留得太少。郎朗弹琴的进度和回课的质量让朱老师惊讶，郎朗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能够得到朱老师的夸奖。郎朗是激情式的孩子，越夸他他就越来劲儿，这种孩子与那些被家长逼着弹琴的孩子截然不同。但是，打基础的时候不能求快，得求扎实。一方面不损伤郎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得控制着他的冒进，这个尺度朱老师在把握上确实很用心思。有时候回课时，一首曲子郎朗的确弹得不错，按一般情况是可以放行的，但朱老师从更高的标准上努力再挑点毛病，逼着他再去求精求细。

郎朗当时不爱上幼儿园，一去他就哭闹。可是，不去幼儿园怎么行呢？每天早晨，他精乖得很，一到了父母要送他上幼儿园时，他就想方设法逃脱，为此，每天早晨送他上幼儿园成了一个很大的麻烦事。来强硬的弄得他大哭小叫的终不是个办法，郎国任就想招儿。有一次郎国任哄他穿新衣服，那是郎朗非常喜欢的运动服，他看到院里的小朋友们穿，他就羡慕坏了。所以，当爸爸把衣服往他面前一抖，他的大眼睛就立时放光了。然而，就在他刚要伸手去抓衣服时，他冷丁从爸爸的眼睛里发现了一丝狡猾的光泽，立时察觉了爸爸的阴谋，肯定是要以此骗他去幼儿园。于是，他就赶紧往墙角后缩着不肯穿，结果，郎国任一把抢抱过儿子，扛到肩头，像扛一袋子面粉大步流星往门外跑。郎朗拼命哭叫着“妈妈，妈妈！快救救我呀！”周秀兰是又好气又好笑，眼睁睁看着儿子悬空踢蹬的小腿，朝她扎撒着的求救的小手。不上幼儿园可以，但得有个条件，那就是得好好在家练琴。他们与儿子“签定”了协议。

从此，儿子被牢牢拴在了钢琴上。如果他弹得稍有问题，只要他们一说明天把你送到幼儿园去，那他就管保好好地卖力气弹。促使郎朗卖力气弹的一个直接原因，是那两位比他早弹一年多的同姓孩子。那两个孩子的家也分别住在这条大走廊里，一家只要响起琴声，另外两家都可以清晰听到。于是，三个孩子在默默地较上了劲，展开了竞赛。开始，那两个孩子并没有把比他们小好几岁的郎朗当回事，他们两个互相比着，自从郎朗跟着朱老师学琴以来，每天这条大走廊里弹得最早弹得时间最长的人就是这个小胖子。他铆足了劲，一定要撵上他们的进度。平时，那两个孩子大约是早晨6 点半左右起来弹琴，他们的居室与郎朗家挨得特别近，那个大男孩家与郎朗家只有一墙之隔。早晨起来时，挪琴登的声音都能够听见。有一次，郎朗刚睁开眼，还没等伸懒腰，就听见了隔壁挪动琴凳的声音，他嗷地一声叫起来，光着身子扑到了钢琴上，抢先敲响了第一声钢琴。等那边随后才响起钢琴声时，小胖子那个得意呀！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

那个大男孩当然也因为这个小胖子而憋足了劲，每天练琴时间和效率也明显强化了。但是，他们毕竟已经上学了，每天得有功课，可是，小胖子还远没到上学时间呢！到了夏天，大走廊里家家开着窗户，家家孩子都在挥汗如雨地进行着弹琴比赛。大孩子都弹到849 时，郎朗才开始弹599 ，可是，他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赶上他们的进度。郎朗每次到朱老师家上课一进屋就高声大嗓门地向朱老师报告战局：朱老师，我今天又比某某早起了半个多小时！朱老师，今天好险呀，我差点就让某某抢先了，我听到他掀琴盖在声音了，可是他还是没有抢过我！朱老师，他们天天得上学，我一整天都没事，我比他们多弹2 个小时呢！当朱老师笑眯眯地夸他好好好，我们的郎朗是好样的，我们的郎朗能撵上他们时，小胖子可来劲了！他的情绪也深深感染了花甲之年的朱老师，使她也童心焕发起来。

于是，这一老一少在上课时，有一番特别的乐趣，他们师生之间也结下深厚友谊。去年，朱雅芬老师在美国讲学时，还曾专门去克蒂斯音乐学院看望郎朗。当朱老师出现在郎朗家中时，已经比朱老师高出一头的郎朗还像小时候一样，高兴地喊叫着扑向了朱老师。朱老师还和过去一样关心着郎朗的成长，当她听说郎朗每天练琴还是那么疯狂，至少弹十多个小时时，她劝郎朗可别累坏了。在朱老师面前，郎朗还是那么滔滔不绝地诉说着，他总有好坏么多得意的事情要向朱老师汇报。当然，他也和过去一样渴望得到朱老师的夸奖。郎朗成功的道路上有过许多人的汗水，赵屏国、殷承宗等，但是，朱老师给郎朗打下的基础是人人称道的。即使是那么爱挑剔的郎国任什么时候说到朱雅芬老师，也仍不失敬意。郎朗走上钢琴道路，与那条大走廊有着密切关联，与那两个比他早学一年多的大孩子的比赛，不仅使他增加了弹钢琴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开掘出了他那种天性中的竟争意识和一股不服输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他后来一系列大赛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最重要心理品格。最不应该忘记的是播种者老金，这位极赋音乐才气，却并未能够成就大业的人物。

他的热心染烧了沈空那条大走廊，他把那么多的家庭的孩子都活弄起来了，都卷入了钢琴狂热中，这令他每天活得很是充实。他常常把各家孩子和家长集中起来，开个小型钢琴音乐会，他让孩子们在一起比赛，形成一种竟争气氛，每到周末晚上，大走廊的住户就像过年一样，歌舞升平，琴音袅袅，那是一种多么美好的音乐氛围，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出来了三个杰出的琴童，其中有两个就是同姓的那两个孩子，他们无疑是沈阳这座城市中千千万万学琴孩子中的姣姣者，钢琴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他们也与钢琴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分头考取了音乐学院钢琴系。这两个孩子虽然不如郎朗那么辉煌，但是，如果不是他们先于郎朗学琴，被郎朗当成目标天天追撵，那么，郎朗开始弹琴时是不会那么投入，不会激发出那么惊人的才华的。

任何天才的成长都是离不开童年的环境的。我们到波恩去追寻贝多芬的音乐足迹时，我们为那栋粉色粉刷的四层小楼而留恋忘返；我们到俄罗斯去感受霍洛维兹、拉赫玛尼诺夫、屠格涅夫的神韵时，我们能不面对涅瓦河的黄昏沉思暝想吗？我们瞻仰老海顿那苍然白发，聆听不朽的《惊鄂》《时钟》时，我们眼前掠过的应该是奥地利那古朴神圣的都铎式钟楼，和与此迭印的远处的更为神圣的皑皑雪峰。我们到鼓浪屿小岛谛听夜晚如鼓的涛声时，我们能不回荡着殷承宗手下兴风作浪的“黄河”吗？

自然，我在为郎朗这位少年钢琴天才作传时，对那条大走廊情有独锺。我想去那里看看，哪怕拍下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然而，非常遗憾，那条大走廊早已拆除了，在那里除了感受城市的躁音和喧嚣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音乐氛围和感觉了。大走廊从沈阳这座城市消失了，却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特别是在那里生活过的孩子们，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还能记住故乡，记住父母，就一定不会忘记那条大走廊的。那是一条音乐走廊，一条钢琴走廊，它虽然阴暗简陋，却连接着一个难忘的时代。

第三节 孤注一掷

假期眨眼就过去了40天，这40天里，郎朗比上学还忙。既需要各方面的应酬，还不能耽误分分秒秒弹琴，还得看球，郎朗再天才再精力过剩，也有个疲倦的时候，老虎还有打顿的时候呢！郎朗病了。很少生病的郎朗病得不轻，上吐下泄，可吓坏了他的父母。郎朗每天得到医院打点滴，身体虚弱，一动就冒虚汗。即便这样，他也硬挺着练琴。他记住一位钢琴家的话：一天不弹自己知道，两天不弹，老师知道，三天不弹观众知道。他坐到琴凳上两手关节酸痛不已，胳膊抬起来发软，额头冒虚汗。周秀兰心疼儿子，不让他弹，但是，硬汉郎国任站在琴旁，一声不吭。郎朗刚学琴那会儿，有一次病了三天没摸琴，郎国任使了招法，他对儿子说：你病了没弹琴，能不能不会弹了？郎朗一听惊怔得眼睛大大的，立马爬起来，晃晃悠悠地爬上琴，开始弹了。他边弹边说，我还会弹！你看，我还会弹。弹着弹着竟忘记了自己的病，再坚持一段，就把病弹好了。这回，郎朗懂事了，郎国任也用不着像过去那么使招了。

还没到开学的时间，但是，郎国任决定提前回去，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角逐“星海杯”。

母亲觉得儿子病刚好，还想留他再呆几天把身子养养，可是，郎国任既然决定了，她也只能照办。当妈的千叮咛万嘱咐。儿子舍不得离开妈，妈更舍不得儿子，她答应儿子，等“星海杯”比赛获得第一名，她就去北京。儿子表示一定要拿第一名。

郎朗和父亲打起背包，又兴致勃勃地回到了北京。开学第一天，作为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最低年级的小学生郎朗走进了一个新的环境。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孩子梦寐以求的地方，不妨计算一下，一个城市有成千上万个孩子在学钢琴，而全国几十个省会城市，如果仅算这种省会城市的话，那么也有几十万大军。在这几十万大军中，能够有勇气把钢琴当作专业来努力的人，也为数不少。把这些人如果喻作一个宝塔的话，那么，能够考取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就应该说是登上宝塔尖了。

登上宝塔尖的这些个娇子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队伍。在这个新的队伍中，展开了新的一轮竟争。都是各地区的尖子，尖子选手汇到一起，竟争异常激烈。谁也不服谁，都憋着劲。孩子们不仅比钢琴，还比文化课学习，比跑步，比跳远，郎朗爱比，别的孩子也爱比。人家拿郎朗当靶子，只要有一项能比过郎朗，无论家长还是孩子，可高兴坏了。好胜的郎朗能否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势头呢？在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附小时，一位老师就对他说过，你这一次考第一是不错，下一次还能考第一吗？在第一位的位置上坚持住，那就行了。

“星海杯”少儿钢琴赛是国内一项很有影响的大赛，许多有天份的孩子都要在这种赛事上一展才华。郎朗全班同学都报名参加比赛。为参加这项比赛，郎朗又换了一套曲子。从进度是得往回收，得收到740.赛前，附小学科主任凌远给他们上了一课，这是她为郎朗唯一上的一次课，内容是740 的第31课，还有肖邦的圆舞曲。凌远非常认真地为郎朗修整了一遍，一点小毛病也不肯放过，使郎朗收获不小。

比赛前，郎朗走了一遍台。这一次走台，他弹得比较一般，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兴奋起来。走台时，有一个叫金刚的孩子弹得比郎朗好，他们班级的同学也都认为这次星海杯比赛第一名肯定是金刚的了。这使郎朗父子增加了心理压力。这时，发生了一件让郎朗永远难忘的事情，那是因为他在上文化课时不守纪律，放学后，让老师留下了。老师对他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绝不留情。结果，正巧老师在批评他时，让郎国任看到了。他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踢了郎朗两脚。郎国任绝不惯孩子，他不打则罢，打一次，就是狠的，就能让郎朗记住。郎国任是在学校里当着老师的面打的郎朗，旁边还有同学，这对于郎朗而言，很没面子。但是，他被打怕了，他从心里怕郎国任，怕得不得了。他揉着被踢痛的部位，想哭，还不敢出声。当数年后，郎朗跟我讲述这一幕时，他还心有余悸地说，我爸真狠，我爸是法西斯。

玉不琢，不成器。严师出高徒，严父，才能教子。郎国任在儿子面前确实有威望，这种威望不光是打出来的，还有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得给儿子做出榜样，让儿子佩服。许多弹琴的孩子家长也都打过孩子，问题是有的打完就去哄孩子，这等于白打了，有的虽然没去哄，他是，从表情上流露出心疼的意思，那也不会收到好效果的。郎国任从来都不让郎朗看出他的一丝柔情，他从来没亲过儿子，儿子取得了再大的成绩，给他争了多少脸，他也不亲儿子，即使儿子平时见他高兴了，跟他皮脸时，他也不忘保持着父道尊严。这对于郎朗成长确有好处。

郎朗眼泪没干就跟着爸爸去比赛场地抽签。他们去晚了，只剩下四个签了，郎朗在这四个签中小心翼翼地摸出一个，打开一看，居然抽了个2 号。郎国任一看这个2 号，脸色就阴沉下来了。他很忌讳这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让他敏感于比赛的名次。莫非这是暝暝之中的莫种暗示？郎国任由此想到了那个让人们普遍看好的孩子金刚，在那天走台时，他郎国任听了他的弹奏，确实具有相当的势力。这次星海杯比赛在郎国任看来，就是他跟郎朗争第一。而郎朗偏偏抽了个2 号，这是在预示着第2 名吧，岂不太晦气？敏感的郎国任在这时小聪明又冒出来了，他把一个刚抽完签的孩子叫到一边，想跟他换个号。除了2 号之外，换任何一个号他都认可，却不曾想这一举动让一位老师看到了，很是生气，差点没有因此取消郎朗的比赛资格，弄得郎国任更加沮丧。但是，他不能让儿子看出自己的情绪，于是，他对郎朗说：2 号就2 号，干吧！

郎朗也不喜欢2 号，不过，他不相信抽了2 号，就意味着得第二名，他说他偏要争第一。郎朗对第一是非常渴望的。他与妈妈通电话了，妈妈说如果他在“星海杯”赛拿了第一名，她就马上来北京。言外之意，要是拿不到第一，妈就不来了。为此，他也一定要拿第一。

那个金刚果然了得，他家在食堂旁边，练琴时，郎国任前去偷听，那是最重要的情报。为了知彼知己。他边听，边对儿子说：你听，他是这么弹的，这地方弹得好，那儿弹得不怎么样，你应该如何如何。爷俩一块儿找出了金刚的优缺点后，制定出自己的弹法。

到了比赛时，金刚弹740 第31课。弹得相当之好。但是，郎朗并不慌张，他显得胸中有数。他自信能够比对方弹得更好。应该说，他们两个人都弹得不错，究竟第一属谁，那还得看评委的最终打分。

还是郎国任晚上出去打探情况，然后把打听到的消息带回家。郎朗这回没有睡下，他在等着爸爸。郎国任一进门，郎朗就从爸爸的脸色上观察到了结果：“第一？”爸爸笑了。郎朗转问韩老二：“二叔，是真的吗？”二叔肯定地说：你第一！祝贺你又取得了第一名！

郎朗乐蹦高了：太好了！第一名！他喊叫着，马上去给妈妈打电话，他要让妈妈马上知道，要让妈妈马上就来北京。

妈妈说话算话，接到儿子的电话，就星夜乘车赶到北京。对于郎朗来说，能够以自己的优异成绩促成妈妈来北京团聚，该有多么自豪。

提供给郎朗自豪的时刻确实不少。在“星海杯”比赛前夕，附小五年级的钢琴系两个班中，几乎同学们都相信那个叫金刚的男孩子能获第一名。金刚与郎朗不在一个班，他们班的同学更是希望金刚夺冠。金刚是他们班的钢琴白马王子，班级弹钢琴的男生就他一个，其它全都是女生，金刚这个男孩子在女同学的羡慕眼光中自然是十分渴望夺取比赛的第一名。郎朗班级有六个男生，全是公费的，女孩只有一人是公费的，剩下的那些自费生也都是女生，所以，郎朗班级是男子汉天下，人家说他们班重男轻女。当两个班级聚到一起，参加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校会时，郎朗最露脸的时候到了。主持会的是金刚他们班级的班主任，她用清亮的音乐般的嗓音宣布昨天结束的“星海杯”比赛结果。同学们都不知道结果，金刚大概也不知道，只有郎朗知道，但是，他也装出不知道的样子。会场静极了，当老师宣布一等奖的得主是郎朗时，那个班的同学愣住了，金刚更是愣住了。而郎朗他们班的同学却欢呼起来，他们拼命为郎朗鼓掌，郎朗的班主任也给郎朗使劲鼓掌。郎朗为班级争得了荣誉，也为学校争得了荣誉。他又一次成为同学们羡慕的对象。在此之前，他无论在沈阳的宁山路小学还是在北京丰台区的小学，他都曾因为给学校争了光而尽享这种受宠的场面。他是被夸出来了，是受宠出来的。他是那种越夸越上进的孩子。这个星海杯的第一名对于刚进入校门不久的郎朗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向更高目标跳跃铺好了一块跳板。

1993年11月第五届全国“星海杯”少儿钢琴大赛中，郎朗夺得专业组第一名。这是郎朗第一次在全国大赛中夺魁，自然更加具有了奋进的动力。郎国任并不满足，他瞄准了学校最受宠的孩子，鼓励儿子一定要赶超。他的哲学是只要发现有比郎朗强的，就一定得想法撵上。第一名考入附小还远远不够，星海杯夺冠也是不够的，只能说明郎朗与他们这一届孩子相比是最好的，但是，与学校高几届年级的孩子相比呢？与附中学生相比呢？还有比郎朗好的，那就二话别说，憋足劲追就是了。郎国任的神经始终是绷紧的，始终是牢牢抓住儿子打冲锋。不仅要横向比，还得竖向比。至少还有两三个比他年级高的孩子在中央附小比郎朗叫得更响。郎朗仍然像当年在沈空大走廊瞄准了那两个同姓的对手拼命与之比赛一样，瞄准了新一轮的对手。只要有对手，郎朗就能激发出干劲，就能有足够的信心和意志去追赶。

他每天练琴时，高喊着那两个孩子的名字，以激励自己的斗志。特别是到了困倦的时候，他就会站起来，挥着拳头高喊：某某，我要超过你！我一定要超过你！这一喊，就来劲了，等弹了一会儿，就又疲倦了，他就会再喊另一个孩子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发出自己要超过对方的决心。这就是郎朗每天弹琴的兴奋剂和强心剂。

人们惊叹郎朗何以会有那么旺盛的永不衰竭的激情时，人们大概不会知道这个11岁的男孩发明的这种独特的兴奋剂吧。这种兴奋剂对于郎朗受益无穷。他在不同的阶段喊不同人的名字，喊一个名字，就要超越一个人；他把中国最好钢琴家的名字喊完之后，现在他在美国练琴时，就喊世界最好的钢琴家的名字。越喊越有上进心，越喊越有紧迫感。

钢琴作为贵族的乐器，显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考进宝塔尖上的这些孩子们其家庭经济状况并不都是那么好的，贫富差异很是悬殊。有大款的孩子，出入乘坐豪华轿车，可以大把地甩钱，可以花高价打通各路关系，更可以高价聘请最好的老师。同样的学习环境，同样的竟争，有钱人总是可以通过金钱的魔力为自己的孩子开创一个特殊的局面。而没有钱的孩子，就没有金钱方面的优势，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发奋去争取自己的地位。这种争取有多么艰苦！还要蒙受许多委曲。公平竞争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中央音乐学院只有一台9 尺斯坦威三角琴，放在高高的14楼上，格外珍惜。平时是不允许学生随便去弹的。只有到了临近比赛时，才能有弹这种好琴的机会，而参加比赛的学生都想弹好琴，怎么办呢？采取发票制。中国有许多发票的经验，特别是困难年代发放粮票、肉票、油票布票什么的。而发放琴票，这也够一说了。有什么办法？还是经济条件制约，学校买不起这种好钢琴，人多琴少，不发票又有什么办法？发票也有说道，你的票是什么时间，早晨是最好的，精力充沛，气温也适宜，而到了中午或下午时，大夏天的，那琴房热的受不了。所以，要票，最好是要时间好的票。而这也得看关系，在音乐学院没有关系怎么能占到便宜呢？

郎朗的琴票在时间排列上是最不利的，正好赶上大晌午头。北京到了夏天是最闷热的，没有风，城市的树木都荡手，烈日下的枝条披垂着，一点打不起精神。郎朗母亲周秀兰当时在北京休假，她陪着儿子在学校练琴。当他们娘俩上到14楼推开琴房门时，一股灼热扑面而来。说不清室内和室外哪里更热。当时北京的气温高达零上40度。在这种天气里别说弹琴，就是呆着都令人心烦意乱。郎朗见到这种好琴有股子不要命的劲头儿，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游泳裤头，浑身的汗眼见着从后脊梁滚滚流成串。周秀兰的汗并不比儿子流淌得少，因为她从进屋就不停地忙活。为了把室内温度降下来，她把窗户关上了，然后，就往水泥地上洒水。水泥地是热的，洒上水一小会就干了。没有可供盛水的脸盆，她就用平时给儿子带水的塑料瓶子，一瓶一瓶地打水，一瓶子一瓶子地倒到地上，瓶子里的水伴着她额头上的汗水一同浇湿着地面。数年之后，周秀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一幅狰狞的表情，她的口气是这样的：唉呀妈呀！那个罪遭的……

郎朗在这种环境里弹琴都快把汗水流尽了。他懂得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练琴机会。他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他感到头晕目眩，他几乎要中暑了。他从粘湿的琴凳上下来，竟不管不顾地躺倒在水泥地上。湿润的水泥地面透出丝丝缕缕的潮气，那潮气贪婪地在郎朗的嗅觉器官绯徊，郎朗觉得头脑清醒了，马上爬将起来，再挥汗如雨地弹下去。他知道还有下一个学生在等着上琴，到点了，人家就会进来，这么好的琴他不能不抓紧练。如果说这是在练琴，莫不如说是在练意志和品格。这种场面够“酷”了吧？

1994年，中国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要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大规模高水平的赛事，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先生亲自出马，邀请来了十多个具有国际声望的评委。全国各地音乐院校都将派选手参赛，还有一些国外的留学生也要回国参加比赛。高手云集，竟争肯定会异常激烈。而这种大比赛，对于郎朗这种孩子而言，无疑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中央音乐学院有才华的学生也都想参赛，但是，少年选手只能限定4 名。这4 名选手只能通过选拔赛决出名单。选拔赛第一轮是在外边举行，到了第二轮才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礼堂。评委们大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周广仁、李其芳也都是评委。参加选拔赛的选手一共十人。有缪宁伯、王洵、张菲菲等，他们三人曾是全国比赛的前三名。他们参赛时弹得都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和肖邦的练习曲，古典曲子弹得是海顿。应该说，这几个选手发挥得都不错，都赢得了评委们的好评。郎朗是十人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他与前几位选手相比，年纪要小三、四岁，个头也比人家矮一截。

郎国任对儿子参加的任何一次赛事都记忆犹新。每次参赛的曲目，都是老师认真挑选的，也是他们爷俩精心策划和刻苦演练的。郎国任是儿子的真正指挥，他在每一次赛事上，都经过周密地思考，然后，充满信心地指挥着郎朗打冲锋。儿子上台前，他总要照郎朗的后背拍一下，坚定地说：上！第一肯定是你的了！

郎朗被父亲一拍，精神百倍地出台了。他迈着与他的年纪不大相称的庄重的步态，走到钢琴前，朝台下行了个礼。他选的曲目是肖邦练习曲和肖邦的回旋曲。古典曲目他选的也是海顿。对于一个不足10岁的孩子而言，弹肖邦那首回旋曲难度确实不小。这是个大曲子，弹这首曲子超越了他的年龄。在技术上有难度不说，音乐上要求非常细腻，其中有一段还特别辉煌。变化之大，是他这种年龄段的孩子所难以把握的。老师都担心郎朗弹这种曲子是否有把握，但是，郎国任就是要让儿子突破，就是要让儿子创造奇迹。

郎朗确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他的进度一直是够快的了。前边几位全国获奖的选手是在中学二年级弹的李斯特狂想曲，而郎朗在小学六年级就已经拿下了这首曲子。他的进度并不比附中学生慢。他的先天条件好，手指长，机能好，弹性好，他能跨12度。手指软起来像面条，硬起来像钢棍。他的基本功扎实，在技术与音乐处理上尽管还有稚嫩之处，但他身上唤发出的那股感染力着实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郎朗最后一个出场，这使郎国任在听完前九名选手演奏之后，对于郎朗的演奏更加充满信心。果然，郎朗发挥得比他预想得还好。当郎朗结束最后一个音时，他把手用力地往斜上方一甩，非常帅气地干净利索地嗄然而止。安静了片刻，场内响起骚动。这种骚动热浪一样朝郎国任涌来。他觉得儿子即便拿不到第一名，但是，前四名是板上针钉了。只要进入前四名，那就是被选拔上了，就可以参加国际钢琴邀请赛了。对于郎朗来说，这确实是个机会，郎朗这种孩子太需要通过参加大赛来尽快提高自己。

郎朗确实发挥得极其出色，令评委们刮目相看，特别是让李其芳激动不已。当郎朗从琴凳上起身朝台下工工整整行个礼，然后，一板一眼地往台侧走去时，李其芳盯着这孩子，她很惊讶她怎么平时没注意过这么好的学生呢？她马上朝身边的人发问：这孩子是谁的学生？李其芳是个智商极高的上海人，曾多次在国际大赛上获过大奖，是那一代钢琴家中的姣姣者。可以说，她与周广仁先生以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钢琴界的代表人物。

人家告诉她这是赵屏国的学生时，她真诚地向赵屏国祝贺，她对赵老师说：这孩子是个天才！

赵老师憨厚地笑了。每当有人夸他的学生时，他总是那么一幅憨厚的笑态。

正是那次郎朗的出色演奏，给李其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她开始注意这个不可多得的钢琴天才。不仅演出时她注意，就是平时练琴，她也很关注。郎朗不仅引起李其芳的关注，音乐学院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杨峻评价郎朗说：这小子潜力无穷。郎朗在那次选拔赛上大出风头，他与比他大几岁的中学选手同台竞争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比他们更抢眼。但是，只能选拔出四名选手参加国际邀请赛，十名选手相差无几，到底选谁呢？评委们按着自己的印象在打分时，有的给郎朗打了最高分，但也有的分打得不高。高分与低分之间相差悬殊，但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郎朗显示了巨大的潜力，都认为这孩子发展下去会不得了。最后，评委们在研究确定入选名单时，觉得郎朗毕竟还小，稍显嫩一点，以后还有得是机会参加比赛。这一次，就只能割爱了。

郎朗在十名选手中正好排在第五名，取前四名参赛，痛失一次机会。有的评委深为郎朗感到惋惜。

落选对郎朗打击不小，但是，他已经不是当年在太原时哭闹着冲击评委以泄内心之忿的郎朗了。如果算上坎坷的话，这是郎朗钢琴生涯中第二次挫折。这次挫折带来的遗憾不仅仅是一次国际钢琴选拔赛失去了参赛资格问题，而是他由此失去了一次到德国埃特林根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机会。因为参加这种国际的比赛，选手要由文化部确定，而郎朗如果在这次国际钢琴邀请赛和选拔赛上夺魁，那么他一准能够代表国家由文化部派到德国埃特林根去参加国际钢琴比赛。他在选拔赛上的成绩仅排在第5 名，那显然不能进入文化部的视野。

埃特林根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那张通知书是直接寄到赵屏国老师手里的。赵老师与凌远老师每届赛事都能接到这样的通知，他们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在指定的时间内报名参赛。能公派的更好，不能公派，还可以自费。自费出国参赛，自然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赵屏国掂量着那份赛事通知，他觉得在他的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还是郎朗。他为郎朗在国际钢琴选拔赛上落选而深感遗憾。他太了解他的学生了。他那种极强的上进心，正适合在更多的大赛中磨练。但是，他知道郎朗的经济状况，父亲没有了职业，没有了收入，仅*母亲一个人挣钱，能够在北京维持下来就已相当不容易了，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笔资金自费去德国参赛呢？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把这份赛事通知拿给郎国任看时，郎国任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当场表示要自费参加比赛。

郎国任是那种只许儿子成功不许儿子失败的主儿。选拔赛得了个第五名，他牙根就没想到。他以为进入前四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却偏偏来了个第五，与他过不去。他不服气。他绝不承认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学生当中还有四个人比郎朗强的。即使有一个比郎朗好的，他都睡不好觉，何况还有四个。他生气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一整天都不说。爱说爱闹的郎朗最怕爸爸不说话。爸爸不说话，这家里的空气可把他憋坏了，他只能尽量表现得乖一些，努力弹琴，努力弹好，他想以此改善家里的空气。

跟郎国任交往不错的老师也劝他，郎朗还这么小，潜力这么大，一次比赛参加不上算不了什么，还有得是机会，来日方长嘛！郎国任也觉得话可以这样讲，只是心里边不得劲，他不想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正在他一筹莫展时，从赵老师那里得知了埃特林根国际钢琴比赛的消息，他怎么能放过这次机会呢？

机会确实不错，国内选拔不是没上去吗？那就到国际上比试比试。郎国任是憋着一股劲跟赵老师表态他要去埃特林根的。他说得很肯定，他认准了的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只是当他回到那个白纸坊的空空如也的家时，他的决心不能不为之动摇了。

郎朗当时在音乐学院上学时，是同学们当中最贫穷的一个，有条件的学生家长早就给孩子配上了一套音响设备。都进入CD盘时代，可郎朗家还是用那个破旧的录音机。录音机的声音常常会把大师演奏的曲子弄得变了味道，那些堆积的录音带也大多陈旧得无法保证质量。郎国任是最明白听音乐对郎朗的作用，尤其是听大师的精典演奏，能够从中吸取营养。看看大师是怎么处理的，再看看自己差在哪能儿，虽然录音机破旧，却是他们父子每天离不开的工具。但是，郎国任知道录音机的声音不好，将会给郎朗带来怎样的损失。他早就在筹划着买一台音响了，只是到了音响专卖店一打听，他就只能望而却步。在郎朗与别人进行竟争较量时，可以说他们是以小米加步枪的条件。而人家则早就进入了“现代化”。当父亲的因为买不起音响，而不能改善儿子的听音乐环境，这让他心里边一直不好受。然而，音响买不起，却要自费出国，他初步打听了一下，大概得5 万元人民币。5 万元，对于当时的郎国任而言，这是个天文数字，上哪里筹措钱呢？俗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何况5 万元！

郎国任真正犯愁了。何止是郎国任一个人犯愁，周秀兰一听这个价码，也惊出一声：“哎呀妈呀！这可上哪整这么多钱。”

因为钱太贵，放弃这种参赛机会的家长并不少见。别说像郎国任这样一贫如洗的条件，就是一般能够积蓄这五万块钱的家庭，又有几个舍得往外拿这笔钱呢？除非做买卖的大款人家，不在乎这几万块钱。对于郎国任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借钱出国。借钱平时也许并不觉得怎么难，可是，到了节骨眼上，能把人急死。原本以为能借到钱的亲友，却不曾想你刚一张口，人家就找理由拒绝了，钱没借到不说，让你为亲情友谊在关键时刻*不住而伤心难过。有的人也许出于好意，劝郎国任不一定非要急着去国外参加比赛，这种自费参加比赛是件不合算的事情，就算借到了钱，背着一身债去国外比赛，那种心情很难有好成绩，万一比不上名次，岂不白花一大笔钱？还不如从长计议，等郎朗更成熟些，找个公费出国参加比赛的机会，岂不两全其美？

这些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尤其是郎国任为借钱焦头烂额之时。睡不着觉时，他也曾反复这么核计过。但是，他觉得不能等到公费出国，那得等几年？时间对于郎朗来说是最为重要的，早一年出外开开眼界就是早一年的收获。如果仅仅为了钱的问题把儿子的前途耽误了，那么他认为就是本末倒置了。尽管他没有钱，但是，他从来不把钱看得高于一切。他认为钱是人挣的，只要有了事业的成功，挣钱还不容易吗？他决心已定，谁劝也没用，他不心疼这笔钱，他认为花上这笔钱为郎朗争取一次机会，值！

那些天，周秀兰也四下里张罗借钱。她打电话方便，可借钱却未必方便。她只能找亲戚借。郎国任金口玉牙，给她下了指示，让她借两万。而且限定在三天内。周秀兰嗓子都因上火而嘶哑了。她给大哥打电话，总也打不通，好不容易打通了，她急的声音都变了，而且没等说出什么理由就以急切的口气让大哥快把她准备两万元，马上送来。大哥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呢，紧张得够呛。周秀兰对大哥的感情一直很深，大哥对这个唯一的妹妹始终是关照的，特别是在郎朗到了这种紧关节要时刻，大哥二话没说，真就立马把钱送来了，令她感动不已。直到今天，周秀兰说到当初为了郎朗出国比赛时到处借钱的情景，情绪还是很激动。郎国任是个硬汉，遇到困难，他绝不低头，周秀兰也是个女强人，她到了要劲的时候，更是能够冲上去。他们夫妇都有那么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这哪里是一个孩子的事情，这是一个家庭的综合势力的较量。正是凭着这样一种劲头，他们闯关夺隘。

钱总算凑齐了，但是，报名、办出国手续却异常麻烦。一切事情都得自己操办，任何地方哪怕稍有闪失，都将铸成大错。护照办好了，机票也提前预定了，去签证时，却遇到了麻烦。德国领事馆充分体现了日尔曼人的一丝不拘的办事态度，他们审查材料时，发现郎国任递上的材料中缺少两项内容：一是他与郎朗的父子关系需要公证材料；二是缺少德国那边的医疗保险。拒签之后，需要尽快补上所缺的内容。时间逼近了，郎国任心急如火。父子关系得到户口所在地办理，他得马上回到沈阳。一个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在我们的办事机构却常常办得复杂了，你着急上火都没用，只能把事情搞糟。好在可以寻找关系，总算把这一项内容补充上了。郎国任马不停蹄赶回北京，却对另一项内容——德国的医疗保险不知所措了。打听明白的人怎么办，人家说，用不着这个，其他人去德国没有这个保险，也照样签成了。当然了，如果就是因此卡你，不给你签，你也得自认倒霉了。郎国任忐忑不安地又一次去了德国大使馆办理签证。德国人还是那么认真地看着材料，抬起头来打量着他问：你怎么没有工作呢？郎国任简要地述说了自己如何为了孩子弹琴，辞掉工作从沈阳来到了北京，德国人听得几乎楞了神儿，在他们的国家，大概不会有这样一位宁肯牺牲自己，一切为了孩子奉献的父亲吧？他那双海蓝色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郎国任，显然是受了感动。他让郎国任下个周四来取签证。

郎国任充满希望地等待着。每天，他都到音乐学院收发室去查找来自德国领事馆的信件。按规定，要取签证得拿到一个证件，就是所谓的票，这个票是由领事馆寄给你。你只有接到了这个票，才能进到领事馆里边取签证。郎国任天天盼着来自领事馆的信件，可一天过去了，音信杳无。由于他天天去查问，管收发的人一见到他不等他发问，就对他摇头。肯定出差错了。郎国任已经把机票拿到手了，时间是下周五，就是说，取完签证的第二天一早，就得动身起飞。到了星期四那天，他还是没有见到取签证的票，他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德国领事馆。

德国领事馆门前那天排队等候签证的人太多太多了，队伍排得很长，每人发个号，按号一个一个叫着，叫到你才能放你进去。郎国任一到这里就傻眼了，如果按号排队，得排到下个礼拜，可是，他的飞机票就在明天。上午要是签不上，那就彻底砸了。因为德国领事馆只有半天办公，到了下午，就不办公了。

眼见时间在一分一秒飞逝，他恨不得插翅飞进去见那个负责签字的领事。然而，领事馆戒备森然，看门的军人手持枪枝，一副威武的拒人千里之外之感。怎么办呢？他把可以求援的人逐一想过，只有找文化部的人帮忙了。因为德国埃特林根比赛是由文化组织代队，所以，他给文化找了电话。还算顺利，他找到了文化部有关负责此项赛事的人。他说明情况后，那人表示理解，并表示马上给领事馆这边打电话问询。郎国任挂上话机，焦急地等待起来。排队的人往前移得很慢，那么长的队列，排在后边的人可真够有耐性了。郎国任却完全失去了耐性。

他反复给文化部那位同志拨打电话，对方说一直在跟领事馆那边的熟人打电话，却始终联系不上，从那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对方同样的焦急。郎国任觉得惟一的希望破灭了，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沉到了一片绝望中。他第一次感到自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样的无能为力。从借钱到买机票，一直在紧张中忙碌到现在，难道这一切辛苦都白搭了吗？他郎国任绝不甘心。

如果换了另外一个家长，面对这样的绝境肯定束手无策了。但是，郎国任是个意志力极其坚强的人，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希望和可能，他也毫不犹豫地做出九百九十九份的努力。他抱定一个信念，一定要设法进去，哪怕从地下钻进去。他必须要见到那个被他感动过并答应他今天来办签证的领事。他来到那个威武的把门的军人面前，设法说服他，放他进去。这种可能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他也在部队呆过，他知道当兵的只认命令，不会被任何理由所说服。如果没有那个票，就休想凭空进领事馆，要是这个战士放他进去了，那么这个战士岂不就是失职吗？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这就是郎国任性格的特征所在。

郎国任想方设法跟人家讨近乎。郎国任在这方面也是很擅长的。他首先从口音上断定对方是东北人，他知道，在部队是讲乡亲乡情的。然后，他进一步与对方聊天是东北什么地方的。当他得知是吉林人时，郎国任的眼睛灿然一亮：吉林老乡。他们郎家是吉林省东风县杨木林乡的，他的爷爷郎纯义是当地一位很有名气的教育家，自己创办了东风县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张作霖大帅都曾为他爷爷创办的学校送过匾。当郎国任把这段历史讲与战士听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感消失了，两人的距离拉近了。命运就在这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真是巧合，这个战士也是东风县的，他所就读的学校正是当年郎国任的爷爷创办的。也许是郎老太爷在天有灵保佑他的重孙，也许是郎家祖辈积下美德，那个战士老乡竟然破例为郎国任开了方便之门，放他进去了。

郎国任找到了那个签证的窗口，那个普通的铝合金制作的让他朝思暮想苦苦以求的窗口，找到了那个正在签证的领事。在他说明情况之后，领事起身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过了一会儿，领事转回来，把两个小小的护照递给了郎国任。郎国任接过他和儿子的护照时，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他想跟人家说句感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了。原来，早在五天前就把他的签证签好了，不知哪一道程序出了疏漏，害得他差点怡误大事。谢天谢地还得谢那个把门的老乡，当然，最应谢的还是他郎国任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否则，岂不前功尽弃？

走出领事馆大门，郎国任腿都软了。他把护照揣在兜里，像命根子一样用手紧紧护着。到了家，他发现护照的封皮已经挂上一层汗湿。爷俩又是高兴又是庆幸，赶紧往沈阳打电话。沈阳那边的周秀兰更是紧张地左等电话不来，右等电话还不来，差点没把她急出个好歹。接到爷俩明天就要动身的电话，她才常出了一口气。

第二天动身前，周广仁和凌远二位老师来给他们送行。赵屏国老师跟他们爷俩乘坐同一趟班机。同行的还有一位女选手，也是自费前往。周广仁是德国望重的老师，她是中国钢琴界的泰斗地位。她多次出任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她对国际赛事有着丰富的经验。郎国任一向很敬重她。她能够前来送行，使郎国任很是感激。他抓紧点滴时间跟周广仁先生（人们对于有成就有资历的女士可以称先生。）征询出国比赛的经验。周广仁先生很看重郎朗，她鼓励郎朗，她说郎朗非常有希望。她还告诉郎国任这次文化部公派前去参赛的两名选手是陈韵颉和吴驰。

郎国任一听到陈韵颉这个名字，一下子怔住了。本来和谐的谈话气氛此时一下子卡壳了。在郎国任的心目中最有份量的一个名字就是这个上海的少年钢琴天才陈韵颉。尽管他从未看过他的演奏，但是，从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他感受到这是全国最好的少年选手。当然还有那个四川的吴驰。吴驰是但昭义教授的弟子，其才气和名气也是享誉全国。他们都在国内重要赛事上夺过冠。就是说，此番埃特林根之行，他们要与郎朗同台竟争，甭说国外还有多少不知道的强手，仅从国内这两位娇子，就已经足够郎国任深深不安了。他从心里往外不希望这么早就与这两个选手遭遇，他觉得郎朗与他们相比，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占优势。他从心里边打怵。借了那么多钱自费出去，不就为了图个获取名次吗？要是得不到名次，岂不白花钱吗？他们爷俩等于背水一战，而他们面对的对手该有多么强大。这种压力使得郎国任沉默了好一阵子，才总算意识到不能让聪明的儿子在心里上留下半点阴影。于是，他故作轻松地对儿子说，这样也好，迟早要与他们撞上，躲是躲不过去的，在国外撞上比在国内好，评委都是外国人，他们不带框子，谁弹得好就给谁打高分。只要我们发挥好了，就一定能战胜他们！

懂事的郎朗附合着父亲，表示有信心战胜他们。相依为命的父子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着踏上了漫漫征程。

第一次踏上国际班机，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感到海阔天空，第一次对所要参加的比赛心里边没有底。

沉重的父亲，沉重的郎国任呵，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