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音乐趣话

以下是引用wgywypzzl在2005-11-5 8:22:00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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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琴先生韩畕

清初的韩畕，字石耕，宛平（今北京大兴）人。生于北方，但从小就随父亲辗转于吴越之间。他善于诗文，很有点才气，以善弹古琴而闻名江左。

他最擅长弹奏的琴曲是《霹雳引》，有人形容他弹奏这首曲子时“直使山云怒飞，海水起立。”气势之磅薄可想而知。而这往往不是演奏家的技巧高，而是他的才华和胸襟的表达。最有趣的一点是，他弹奏的《霹雳引》是没有节拍的，大约他把此曲的节拍溶化在乐曲的感情表达之中，而达到了随着艺术表现的需要而随心所欲的地步。一次，他游山阴，“蔡君子庄悦其声，而恶其无拍。”指的是他弹奏的琴曲《霹雳引》。这位蔡君希望能够用节拍来规范一下琴曲，于是在韩畕演奏时，常常用手掌打拍子。韩畕于是勃然大怒，推琴而起，大声说道：“此不足与言也！”觉得完全不值得与蔡君一较短长，韩畕的自负可见一斑。

生性耿介的韩畕，最讨厌趋炎附势一类人，对于达官贵人们，他从来不肯屈膝折腰，更不轻易为他们演奏。有些人把他请到家中，待如上宾，陪着笑脸，也难得听他弹上一曲。即使肯于弹奏，如有人在听琴时精神不集中，小有谈笑，他就会拂袖而去，再也不肯弹奏。钱塘县有一名监司（官名），想请他教琴，他对来人说：“可以，但非执弟子礼不可。”监司听如此说，再也不敢登门求教了。远近都认为韩畕是矜持自负、桀骜不训的人。韩畕的作法固然有“过之”的成份，但更主要的是反映出他品质的优秀部分：一方面是对琴曲艺术的执著的追求——无怪他自诩为“醉琴先生”，另一方面是对那些不学无术，而又要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们的极端藐视。

像韩畕这样的人，当然不会为封建社会所容，也不可能得到上层的理解，尽管他有杰出的才华，又如何能得到施展呢？因而他一生贫困潦倒，只能寄住在兄长家里。一张琴和两筐诗文是他唯一的财产，而诗文在他贫病交加时已用来烧火做饭、糊墙垫铺，损失殆尽，他死时只有四十三岁。

蒋文勋与《二香琴谱》

清代琴人蒋文勋，号梦庵，吴县人。在所有的琴家中，他大约是与古琴最有缘份的一位。他从小就喜欢听琴，十一岁时见有人抱琴路过他家，他直追上去，求人弹给他听。当然，这样小的年纪也未必能听懂。十六岁时，开始学琴，也有一个从不懂到懂的过程。第一次上课，老师给他弹了一首《平沙落雁》，他觉得简直像弹棉花一样，听得直想打瞌睡。后来，他学弹了一首《良宵引》，再听这首《平沙落雁》，则“迥异前日焉！”觉得很好听。他于是悟到：“不得其门，登其堂，入其室，未由知其中之无尽宝藏也。”

后来，他又师从韩桂，字古香学琴。这位韩老师誉满天下，虽已年过六十仍虚怀若谷，不断地苦学。听说有好的琴曲，“必虔诚请授。虚心习练若初学者。”当然，练习既熟，定然是“无不青出于蓝。”他向韩老师学习自然心得不少。

他的另一位老师是戴长庚，字雪香。这位老师五十岁才开始学琴，但他早已精通律吕之学。由于他的素养高，又是一位很好的评论家，能够经常为蒋文勋“指摘瑕疵，评赏佳妙”，这些对提高蒋文勋的艺术水平都是重要的。

由于他有机缘得遇这二位良师，因而他的琴艺很快提高，成为遐迩闻名的琴师。

他的两位老师名字都有“香”字，为纪念二位老师，他把自己编的琴谱取名《二香琴谱》以表示对老师的教导之恩永志不忘。

“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

清朝晚年，在中国发生了举世闻名的“戊戌变法”鼓吹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兴办新式学堂等。像康有为就上奏朝廷“请废八股”，要摧毁害人的科举制度，主张“令乡皆立小学”“教以文史、算数、舆地、物理、歌乐……。”对于数千年来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来讲，不能不说是在敲响丧钟。变法七君子之一的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讲：“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废科举，办新学”的思想却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最早认识到音乐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并付诸实践，努力普及音乐教育的杰出代表就是沈心工先生，李叔同说他是“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确实是十分恰当的。

沈心工在音乐教育方面的杰出贡献，就是在新式学堂中推广“乐歌”，后来乐歌在各个学校蔚然成风，人们就称之为“学堂乐歌”。

沈心工在日本东京留学时就开始研究学校歌曲的编写与创作。他的著名歌曲《体操——兵操》（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就是他在东京时的习作。歌词是这样的：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

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

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

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敲。

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

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这首歌在当时流传相当广泛。

1903年，他归国后，立即在任教的南洋公学附小开设唱歌课，在这以前学校是没有这门课的。唱歌课的开设一扫学校中的沉闷空气，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欢乐气氛。

因为学生们是头一次学习唱歌，当然学起来很困难，沈心工就尽量做到表情生动，时不时地加上些表演动作，使学生们易于理解和接受。教授乐理时，也力求引起学生们的兴趣，比如简谱的唱名do、re、mi、fa、sol、la、si，学生们不易记住，他就用上海方言编了一句诗：“独览梅花扫腊雪”与七个唱名对照教学生唱，使学生很快学会、记住。要知道，开创的工作是多么艰难！

1927年他出任江苏省南汇县县长，除了尽职尽责做一个好县长之外，还常常深入到民众中去教他自己所编的歌曲。这样平民化的县长，在当地是前所未有的。他只当了125天县长就辞去了职务，但南汇县的人民却没有忘记他，每年秋天给他送去一盆菊花以表示敬意，沈心工有“年年愧见菊花来”的诗句，表现了他收到菊花后的心情。沈心工的推行乐歌，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了。

沈心工编写的乐歌有光绪30年出的《学校唱歌集》三册，民国元年重新编定《学校唱歌集》六册，次年又编《民国唱歌集》四集。这些乐歌的内容都是健康向上的，比如学习欧美科学文明，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等。代表性的作品有《黄河》、《爱国》、《从军》、《缠足苦》、《女子体操》、《地球》、《电报》、《赛船》、《竹马》、《革命军》等。他编的乐歌，大部分采用现成曲调填词，如《女子体操》的曲调采用莫扎特的《各种小鸟尽来到》、《缠足苦》采用的是《孟姜女小调》、《采茶歌》用的是《凤阳歌》曲调，他很注重使歌词与原有曲调的配合相得益彰。当然这样的歌曲，与现代的根据词意创作曲调的作法是不能相比的，但在开创的阶段，沈心工先生的作法已属难能可贵了。沈心工先生创作并推广乐歌，可以说是在为中国人一雪“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之耻了。

从艺术家到弘一大师

李叔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艺术大师，他精于篆刻、文学、书法、演剧、音乐，他的一生展现出很高、很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也是少数几位最早把西洋音乐文化艺术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之一，因而在音乐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

1906年，他27岁时，在日本的一些中国留学生组织了“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在《茶花女》中，他扮演女主角玛格丽特，在《黑奴吁天录》中，他扮演爱米丽夫人，他们的演出居然轰动了日本戏剧界。这是中国人首次演出话剧，在此之前没有先例。归国后，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主教绘画与音乐，许多著名的画家，如刘质平、丰子恺等都是他的学生。同时，他又能创作，如所作《送别》、《悲秋》、《忆儿时》等曲子扬名国内各地。如果说沈心工是用“依曲填词”的方式创作，那么李叔同已开始运用西洋技法作曲了，尽管他作的曲现在看起来比较简单，但那个时候他却是一个勇敢的开创者。

李叔同活跃在文化艺术界，可以算是一个很知名的人物，时人都把他看成是风流才子式的人物。然而就是他，在三十八岁时跑到浙江的虎跑寺皈依了佛教，法名演音，号弘一，由一个艺术家而变为虔诚的佛门子弟。据说，皈依之后，他的日籍夫人痛哭流涕，到虎跑寺要求见最后一面，但弘一大师始终紧闭山门没有见她。

弘一大师，当他活跃在文艺界时，他才华横溢，充满热情与活力；当他皈依佛门时，又是一个心坚如石的真和尚。在他48岁时，当地的政府有“灭佛”之议，李叔同当时在佛学界已是有名的高僧了。他立即下请柬，请来当地政府要员，以短简示来宾。席间，他婉言微语、潜移默化，然后默坐良久。出席者在席间读短简，个个汗流浃背，从此之后，灭佛之议顿息。短简中究竟讲的什么？为何有如此神奇的魔力？直至今天仍然是一大谜案。弘一大师潜心向佛可见一斑。然而，一个艺术家，也未遭受重大的打击和挫折，为何弃家从佛，也是众多研究者颇感兴趣的题目。

严师如父母

丰子恺是我国现代有名的画家，又是文学家和音乐家。他在音乐方面的作为主要是编写了许多生动的普及读物，如《音乐入门》、《李叔同歌曲集》、《儿童唱游》、《小朋友唱歌》、《幼稚园读本》等等，许多当时的年轻人，读到他的书都受益匪浅，有些人还因此走上了音乐之路。

丰子恺在绘画、文学和音乐方面取得许多成绩，除了得力于他的才能、勤奋而外，也得助于他的两位老师，一位就是李叔同——弘一大师，另一位就是夏丐尊——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1914年丰子恺告别家乡，来到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就读。当时他的音乐、美术老师就是李叔同。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讲，李叔同老师“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作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和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这就是丰子恺眼中的李叔同先生。这位李先生是相当严厉的，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他上一个小时的课，要用半天时间作预备，他教钢琴一定要自己弹得很纯熟，然后，给学生示范弹奏后，才让学生回去练。还琴的时间往往安排在饭后的休息时间里，使丰子恺不得不养成快吃饭的习惯。在还琴时稍有错误，老师即会严厉地一瞥，表示通不过，下次还得重新来。所以，为了使老师满意，学生不得不尽量弹好，课余时间往往可以听到琴声。李叔同老师“从来不骂人，学生犯了过失，他当时不说，过后特地把学生叫到房间里来，和颜悦色地开导他，所以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说：“用夏丐尊先生的话来说，他（弘一大师）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有‘后光’。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敬畏。……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由于先生治学严谨，而人格高尚，学生们都敬他、畏他、爱他，在背后亲切地称赞他为“爸爸式的教育”。

丰子恺的另一位老师是夏丐尊先生，这位先生具有独特的风格与个性。丰子恺在《悼夏丐尊先生》一文中说：“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美、不善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看起来，他真是一位待人真诚心地善良而又多愁善感的人。夏先生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也是当时文坛的知名人物。他提倡新文学，坚决反对腐朽的封建八股。他要求学生作文要：“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学生作文写：“星夜匍伏奔丧”的句子，夏先生就责问他：“那天晚上你果真是爬去的？”以使学生懂得作文要写实。夏先生当舍监时，遇到看不顺眼的事就大声呵斥学生，管束他们的行为，但同学们都能感到其中饱含着善意和爱。假日，学生们出外玩，他都要追在后面大声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铜钿少用些。”由于他免不了有些婆婆妈妈，又长了个大脑袋，同学们在背后都戏称他“夏木瓜”，但这完全是出于爱，因为学生们一有什么要求就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有一个学生说：“我宁愿被夏木瓜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真的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老师爱学生，学生也爱老师，浙一师的同学纷纷把夏丐尊先生的教育称为：“妈妈式的教育”。

就是有了如父母的严师，才造就了丰子恺、刘质平这样一些艺术家，为中华文明增添了光彩。而如父如母的严师品格，是我们当今很应当继承与发扬的。

缘缘堂”的由来

1926年，在立达学园任职的丰子恺，有了新的住所，即校方在永义里建造的宿舍。这年的秋天，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恰好云游至此，师生见面，亲热之情自不待言。丰子恺提议李先生为他的新寓所命名，李先生思索片刻后说：“你在一些小方纸上写一自己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丰子恺如命写好，李先生则将这些纸片团成小球，撒在释迦牟尼佛像的供桌前。两次拈阄，拆开来都是“缘”字，于是李先生为寓所起名为“缘缘堂”，当即李先生还书写了一幅“缘缘堂”的横额，丰子恺将它装裱后挂在寓所中。丰子恺对先生的这幅题匾爱惜备至，迁居到哪里就带到哪里，随同丰子恺有六、七年之久。1933年，丰子恺在家乡石门湾建了宅第，这个地方才成了名符其实的“缘缘堂”。如果把“缘”字看成是友谊的象征的话，那么丰子恺与李叔同的友谊是永不磨灭的。

总统府的秘书

肖友梅先生被人们称为“现代专业音乐的奠基人”。他在教育家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了中国第一个音乐专科学校——上海国立音乐院（后改为名“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蔡元培任院长，肖友梅任教务主任。从此之后，中国有了独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肖友梅在学校提任乐理、和声、作曲、音乐史等课程。这么多的课程，在现在恐怕要有四、五位老师才能教得下来。肖友梅还创作了九十多首歌曲和钢琴曲，如合唱《春江花月夜》、弦乐四重奏《小夜曲》、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歌曲《国耻》、《五·四纪念爱国歌》、《卿云歌》等。由于他和一些人的努力，从此中国走上了音乐专业化的轨道。

作为教育家的肖友梅先生人格高尚，堪称后世楷模。

音专开办阶段，学校经费不足，办学是相当艰难的。肖先生生活十分俭朴，达到了克勤克俭的程度。他上班、下班从来没有乘坐过小汽车，总是步行或乘坐公共电、汽车。一次，教育部拨了一项专款给他作为购买小汽车用，他把这笔钱全部用来买了钢琴，解决了学校教学上的燃眉之急。他一向公私分明，从不以职权为自己、为朋友谋私利。青主是肖先生的好朋友，肖先生对青主也很器重。一次，他对青主说：“现在音专教务处缺人，想请你担任教务处长。”青主慨然允诺，还未到任上之前，黄自先生恰好从美国学成归国，愿和肖先生一起为刚刚起步的音乐事业培养人材。肖先生找黄自先生谈了一次话，第二天找到青主说：“黄自先生归国，我已找他谈过了，我觉得他担任教务处长比你更恰当一些，就让他当吧！”肖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笃实的事业家，从不以个人的感情爱好来代替工作需要。廖辅叔先生（青主的弟弟）住在学校的单人宿舍，冬天十分寒冷，日子很难熬，廖先生因而买了一个电炉作为取暖之用。肖先生知道后，立即把廖辅叔先生找到，对他说：“电是公家的，我们不要随便用，教职员工应当首先起带头作用。”然后，肖先生立即派电工，拆去廖先生房中的插座。虽然看起来肖先生确实有些不顾情面，但正是这样的不殉私情，使得肖先生在学校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大约就是因为肖先生具有这许多崇高的品质，才能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好友，能够称职地当上总统府的秘书。

肖友梅先生1901年到日本留学，当时他还是一位热血青年，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1906年，他加入了孙先生组织的同盟会。由于他为人正直、善良和孙中山先生又是同乡，关系十分融洽。为了掩护孙先生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自己的住所提供出来，供革命党人作为秘密会议的地点。孙先生举行会议时，肖先生常常带着廖仲恺先生的孩子在屋外玩耍，实际上是在给开会的人放哨，一有动静即可立即通知他们。在长年的交往中，孙先生觉得肖友梅是一位十分信得过的人，对他很器重。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任命肖友梅为总统府秘书，从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孙中山先生还赠给肖友梅一张个人照片，亲笔题写“友梅先生惠存”六个字。肖友梅非常珍惜这张照片，一直摆在自己的书房中。虽然已经从政，虽然与孙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他心中念念不忘的却是音乐，当他听说有到欧洲学习音乐的机会，就毅然辞掉了总统府的职务，奔赴德国学音乐。此后，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音乐文化事业，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少年中国学会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承前启后的音乐学家要算王光祈了。王光祈有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有着丰富的学识，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誉。他写的音乐专著大约有17种，音乐论文20篇，翻译西方音乐论著14种，像《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日本学者岸边成雄称赞他为：“东方研究比较音乐学的第一人。”

王光祈青年时代在政治上是相当激进的。他和当时的一批先进青年接受了西方一些新的思想，如“空想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决心“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1918年，曾琦、李大钊、周太玄、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五四”时期引人注目的先进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被选为执行部主任。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加入学会需要五个人介绍，会员必须具备三项条件：一纯洁，二奋斗，三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思想品行有污点，对内*外贼麻木不仁，对学会缺乏热忱者不得入会。少年中国学会存在了六年多的时间，发展了120名会员，除国内，还在德国、美国、日本、法国、南洋等地建立了分会。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赵世炎、刘仁静等都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确实拥有一批杰出的热血青年，对于抨击旧社会，传播新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个时期，王光祈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在日本武者小路等人的“新村主义”的直接启发下，他忽发奇想，要在中国建设一个“最美、最乐的自由世界”，这就是在中国建设“工读互助团”。王光祈设想：工读互助团先是要有带菜园子的住所，大约可以住十几个人，成员每天种菜、读书、游戏，还要与周围农家诚诚恳恳地周旋，开会演说、放留声机，快快活活地过日子。这个互助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实现“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王光祈认为如果按照这种想法推广开去，那么“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为了实现他的这个理想，他四处筹募资金，终于在北京建立起神话的世界——“工读互助团”。在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中国，广大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世外桃源式的社会怎能存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工读互助团宣告解体，王光祈这一“空想社会主义”式的试验当然也就失败了。尽管失败了，但它却是一次勇敢的探索，是对黑暗社会的冲击，它也反映出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与热情。王光祈是一个理想主义式的人物，但也是一位实干家

笔战群儒

1920年以后，王光祈到德国留学。在德期间，他的生活极为俭朴，每天都到工人食堂吃最便宜的饭菜。朋友们相聚，约他到好一点的饭馆，吃好一点的菜，他也坚决谢绝。而他在学习与研究上，却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常常因写作用功过度而晕倒在柏林图书馆中，有时头痛难忍，则以“左手抚头，右手作字，至痛楚无力时，工作终废。”他是以这样极度刻苦的精神来实践自己的理想。这也是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恪守着少年中国的信条。当然，像他这样的情况，对于拿着大笔钱财到国外挥霍的纨绔子弟是深恶痛绝的。

1920年12月间，王光祈在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一篇《留德学界之近况》的特约通讯，揭露有些留学生“每人每月有数千马克者，此种公子派头，非所谓于俭学。彼辈出入必坐汽车，早晨十二点钟始起，饭后又几圈麻雀牌，夜间则逛堂子”的行为。使这班子弟闻之心惊。他们群起而攻之，在一起聚会，要求王光祈承认报导失实、公开向他们赔礼道歉，并雇了一名德国律师，对王光祈进行警告，可谓掀起了一场反对王光祈的风波。对于他们的行动，王光祈毫不畏惧，他写了一封长达五千言的《致柏林中国留德学会书》，对这些人的言行作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信中说：“……此种伎俩，只可施之志行薄弱之青年，始可以收恫吓之效，若王光祈者，则举全世界一切团体以反对之，或举全世界之刀锯斧钺以加之，王光祈仍秉诸良心，行之若素，此则可以告慰于贵会诸君也。”表现了一位正直、诚恳的人不畏强暴的气概。在信中，他还说：“诸君驰书骂我，我必不怒；诸君持刀杀我，我必不怨，惟引‘洋大人’以自重，则吾泪涔涔下矣！曾不料吾中华民族之堕落竟至于此。”又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痛恨崇洋媚外的可耻行为的心情。虽说王光祈在信中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但并没有打动他们的心。1927年3月，这些留学生在柏林又聚在一起开会闹事，并找到正在柏林开会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告状，要求惩罚王光祈。但蔡元培深知王光祈的为人，对这些留学生们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置之不理。这些人才自觉脸上无光，风波也才算平息了下来。这场风波历时数月，在留学生中影响甚大。从王光祈先生笔战群儒，自始至终坚持真理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高尚的品质、坚强的性格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国的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

元和元年，白居易写下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长恨歌》以别开生面的艺术构思和精雕细刻的艺术语言，歌颂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

多少佳句已成为千古绝唱。

元人白朴和清人洪升以《长恨歌》为题材，创作了戏曲剧本《梧桐雨》和《长生殿》，可见白诗的影响非同一般。

在近代又有人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这部作品以历史为题材，借古喻今，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部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国近代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自先生。

提起黄自先生，也许大家并不陌生，在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艺术歌曲《点绛唇》、《花非花》、《思乡》、《玫瑰三愿》、《南乡子》等等许多作品，都是他创作的。

黄自先生是一位刻苦好学、才华横溢的作曲家，他毕业于美国的耶鲁大学音乐学院，有着坚实的专业音韵的基础，在毕业音乐会上，他的管弦乐作品序曲《怀旧》，得到音乐界很高的评价，许多外国的艺术家十分惊叹这位中国青年所具有的音乐天才。摆在黄自面前的路是很宽广的，但他的心永远和自己热爱的祖国联系在一起，他毅然选择了回国效力的路。1930年，他担任了上海国立音专的教务主任和教员。他一面教学，一面悉心创作。他一个人要开设十几门课程，讲稿都要自己写，还有大量的教学行政工作，他终日忙忙碌碌，有时要干到深夜，工作几乎占去了他全部的时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黄自以一个音乐家的身份投入了抗敌的斗争，这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抗日歌曲《抗敌歌》、《赠前线将士》、混声四部合唱《旗正飘飘》等。《长恨歌》也是他在这个时期的作品，这部作品，有着他艺术上的追求与探索，也有着政治上的讽喻，亦即借唐明皇及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点出由于君王不顾国事，沉迷于奢糜的生活，导致了“渔阳鼙鼓动地来”的灭顶之灾，讽喻当时国民党政府“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的状况，因此，在政治上也是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长恨歌》由韦瀚章作词，全曲共分十个乐章，每个乐章大都以白居易的诗《长恨歌》中的一句命名。但全曲中的四、七、九三个乐章，黄自先生虽有构思，却没有写成。

第一乐章“仙乐风飘处处闻”，是一首混声合唱曲，歌词中有“羽衣回雪，红袖翻云”、“菡萏迎风、杨枝招展”的句子。这一乐章是描绘唐宫中轻歌曼舞、侈华糜废的景象。

第二乐章“七月七日长生殿”是女声三重唱和男女声二重唱。钢琴作为背景音乐描绘着轻风吹动着树叶，歌声则轻柔地唱道：“风入梧桐叶有声，银汉争光净，夜色如梦。”描画出一种诗情画意。这时，代表杨贵妃的女高音唱出：“怕红颜老去，却似秋风团扇冷。”的句子，表达了杨贵妃的凄凉、忧郁的心境。代表唐明皇的男高音则唱：“仙偶纵长生，那似尘缘胜。”他们彼此的唱和表现出真挚相爱的感情。

第三乐章“渔阳鼙鼓动地来”是男声四部合唱，展现出干戈突起，直逼京城的紧张气氛。

第五乐章“六军不发无奈何”是一首男声合唱曲，曲中唱道：“怨君王没个主张，堕落了温柔乡，好生生把锦绣山河让，乱纷纷家散人亡。”很显然，这愤怒而哀怨的歌声，一针见血地指出刀兵相向、家破人亡的混乱局面是君王造成的。

第六乐章“婉转蛾眉马前死”是女高音独唱，十分凄惋，表现了杨玉环与唐明皇诀别的哀怨之情。

第八乐章“山在虚无缥缈间”以古朴清雅的音调，把人们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香雾迷蒙，祥云掩映”，是描写唐明皇对死去的杨贵妃的思念，仿佛在神仙的境界中再次与她相逢。

第十章“此恨绵绵无绝期”是混声合唱与男中音独唱，描写在凄风苦雨中，默默怀念杨贵妃的唐明皇，由于思念而写成了《雨淋铃》一曲，亦即歌词中所写的“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入梦来。如今怕听淋铃曲，只一声，秋万重。”

唐明皇与杨贵妃相爱，他们的爱情最终以悲剧作为结束，而悲剧的症结又在于“只爱美人醇酒，不爱江山”，这样的针砭和指责，无疑对于有类似情况的统治者，是在敲响警钟。

《长恨歌》演得比较多的是第八乐章“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十乐章“此恨绵绵无绝期”。

黄自先生的这一创作，不仅在艺术构思、作曲技法等方面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同时他爱国的赤子之心，针砭时弊的勇气，也足以作为后人的楷模。

六年之后，也就是在黄自先生三十一岁时，就与世长辞了。大家都十分痛惜他的英年早逝，而他早逝确实有积劳成疾的原因，因为在他身上音乐教育的担子太重，音乐创作的担子太重，而他又是那样执着，那样一丝不苟，那样地忘我。

黄自先生逝世了，他和他的作品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儿童歌舞剧

黎锦晖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中国歌舞学校的创办者。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与歌舞音乐，在人民大众中影响相当广泛。我国著名的电影演员赵子岳在参加革命前曾在石家庄当过小学教员，所教的就是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在《麻雀与小孩》一剧中，他还扮演过老麻雀。五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的革命家肖华同志在访问匈牙利时，在下塌的宾馆的客厅里弹钢琴，所弹的也是《小小画家》、《葡萄仙子》等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插曲。我们的父母辈的人，许多也会哼哼几句这些歌舞剧的插曲，有的甚至还参加过演出，扮演过其中的重要角色。

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大都采用童话的方式，向儿童传达真、善、美的道德情操，而其中的歌曲大都亲切、好唱、好记，再加以优美的舞蹈动作和真实的表演，对儿童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大家都喜欢演、喜欢看。

黎锦晖创作的一个歌舞表演曲《好朋友来了》，是写三个小朋友陆续敲门进屋，用对唱、对舞来表示相见时的欢乐和礼节。这个表演曲情节虽然简单，但对于教育儿童懂得礼貌、礼仪也是大有好处的。

有一天，黎锦晖在一位女教师家中作客，忽听得有人敲门，接着清脆的童音唱起了歌曲的头两句：

■

这两个人边唱边走进屋里，原来是母女俩来拜访女教师，直到全曲唱完母女俩相抱大笑起来，黎锦晖和女教师也被逗笑了。

说黎锦晖的儿童歌舞音乐在三十年代家喻户晓，深入到市民生活之中，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位造诣很高的音乐家。赵元任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主要是写作艺术歌曲，也写了一些器乐曲，如钢琴曲《偶成》等。他创作的艺术歌曲格调比较高，在音乐上具有很强的艺术性，这在刚刚开始音乐创作一、二十年的中国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他创作的《卖布谣》、《听雨》、《西洋镜歌》、《老天爷》，合唱曲《海韵》等等，都是很著名的。他的代表作是《教我如何不想他？》，这也是他自己最喜爱的一支歌。

这支歌的词作者是刘天华先生的哥哥刘半农，歌词是这样的：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他？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他？

水面落花慢慢流，

水底鱼儿慢慢游，

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

教我如何不想他？

桔树在冷风里摇，

野火在暮色中烧。

啊！西天还有些儿残霞，

教我如何不想他。

这首诗通过形象的语言，描写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景色，表达了作者内心无限真挚的恋情。这种恋情是情人之恋，还是思乡之恋？赵元任自己说：“可以理解为一首爱情歌曲，但‘他’可以是男的‘他’，也可以是女的‘她’，也可以代表着一切心爱的‘他’、‘她’、‘它’。这是因为歌词是诗人刘半农当年在英国伦敦时写的，有思念祖国和念旧之意。”歌曲的音调吸收了京剧的曲调，但我们从中根本听不出单纯的京剧音调来，因为完全揉合在作者创作的调子里，我们只觉得曲调新鲜、优美、动听，充满了诗情画意。像这样成功地吸取民间音调创作，至今仍是我们创作上应当借鉴的。

赵元任对这首歌曲是相当偏爱的，1926年在清华学校举行的一次师生联谊会上，梁启超唱起了昆曲《桃花扇》中的《哀江南》一曲，王国维诵读了一段八股文，而赵元任则唱了自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1981年，赵元任从美国再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在许多单位的欢迎会上，他一次又一次地唱着这支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彼时彼地的他唱这首歌，就是表达对故乡、故旧、祖国深深的爱恋之情，而不是情爱之爱了。

青主

青主，是我国近现代的著名音乐理论家，他的本名叫廖尚果，青主是他从事音乐工作六年中使用的名字。

年轻时的青主喜爱文学、音乐，更热衷于政治。1911年，18岁的青主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曾亲手枪毙了潮州一个姓陈的知府，因而获得一块银光闪闪的“革命军人”奖牌。

1922年，他在德国度过十一个年头后回到祖国，又投入到国民革命的洪流中去，并且担任了北伐军总政治部的秘书。当时，他的思想是很激进的，有一次了发表文章说要在全国、全世界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7年，国民党右派策划了“清党”阴谋，制造了著名的“四·一二惨案”，铲除异己，青主成了他们的黑名单上的人。大汉*汪精卫一口咬定青主是：“著名共党”其实那时的青主根本没有参加共产党。幸好当时国民党广州市的负责人李济深网开一面，放了青主，使他得以死里逃生。

为了生活，他不得不隐名埋姓，悄悄地去找留德时的老同学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肖友梅。肖友梅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人还是鬼？”因为许多革命志士、共产党人在那场反动派的大屠杀中都成了刀下之鬼。肖友梅掩护了他，他从这时起才改名为青主，从此改弦更张，远离政治，而专心于他喜爱的音乐。

亡命乐坛的青主，干一行钻一行，决心在音乐这个行当里做出一些成绩，因而整天埋头读书。1930年的一个暑假，他弟弟正在屋里看书，忽然青主来叫他，让他看看自己出的事故。他弟弟跑去一看，只见熨衣服板上的衣服已经糊得不成样子，有些地方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原来，青主在熨衣服时，忽然进入了音乐的思维，他的想象力在不断地驰骋，竟忘记了手中的工作，以至把衣服烧焦了才猛醒过来。他的专心致志，使得他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也奠定了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青主除了作曲外，还把莫扎特、贝多芬、舒曼、瓦格纳等大音乐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而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写的两本音乐美学著作《乐话》和《音乐通论》，在这两本书中，他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音乐美学问题，使他成为我国近代研究音乐美学的第一人。

1934年，在蔡元培和肖友梅先生的帮助下，国民党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他才又以廖尚果的名字在社会上公开露面。而从此之后，他又离开了乐坛，不再涉足其间。他的后半生虽然关心政治，愿意投身政治，但始终没有得到机会，他最后以在各个大学教授德文而终其一生。

清贫·人格

刘天华是三十年代我国的国乐大师，由于他在创作和演奏上的努力，使我国的国乐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著名的二胡曲《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光明行》、《苦闷之讴》、《独弦操》、《烛影摇红》等都是他创作的，他对民间音乐也做了许多整理的工作，他的去世就是因为在天桥收集“吵子会”锣鼓谱，深入艺人之中，染上了猩红热而去世，终年只有37岁。

刘天华一生是相当清贫的，虽然他1922年以后就在大学任教，但那时常常发生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教师的生活因而也得不到保障。刘天华对于贫穷毫不介意，而一心一意地从事他的事业，他经常对妻子说：“大丈夫唯患事业之无成，家有贤内助，贫困何足虑！”

1927年的秋天，他的学生曹安和到他家去，看见刘天华的小女儿育和跟弟弟在门口玩。曹安和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上学？”刘育和回答说：“爸爸说没有钱交学费，哥哥大些让他先上学，我们小些的要再等几天。”曹安和听后心中很难过，马上回校和同学们商量凑了一些钱，以交暑期补课费为名，给老师送去。刘天华向来在暑期给学生补课是不收费的，去送钱的同学怕挨骂，但也下定了决心，任老师怎样骂，钱也一定要留下。经过相当的周折，终于以“暂存”的方式，刘天华收下了钱，但暂存当然是要还的。

刘天华对待自己的学生如同对待子弟，是非常诚恳而且负责任的。学生不论聪明与否，他都认真教导，尤其是对于天资稍差些的学生更加煞费苦心。他从来不说“没有天才”、“学不出来”等等刺伤学生自尊心的话。对于后进的学生，他往往是说：“你某处某处练得很好，不过某处还须多下些功夫。如果别人练上一个小时，你便练上两个小时，使你的成绩和他相等，不必灰心失望。”有一次曹安和在刘天华面前发牢骚说：“我教的有些学生真笨，真教我失望。”刘天华听了之后，立即批评曹安和说：“天才高超的人，原不难无师自通，他学会本领，不一定是教员的功劳。教育的目的是将水准以下的人，引到水准以上，若是所有学生都在水准以上，那便不在乎要教员了。应该自己反省，将自己的教法分析一下，看为什么你教不会笨的学生，而不应该怨学生的笨。”曹安和当时觉得不服气，但过后想想觉得很有道理，她发觉自己在教学生时，的确缺乏耐心和细心，以后，她把老师的话作为座右铭，终身受用无穷。

1932年，有一名外国女音乐家约刘天华到美国去开音乐会，而他婉辞谢绝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他回答说：“不去的理由有两点，第一点是因为我自己的技术还没有能达到顶点，我作曲的内容还不能算丰富。第二点是因为同行的异国人，她的钢琴和独奏技术并不出人头地，恐怕到了美国，不但不足以充分地代表国乐的优点，倒反带累了国乐，使它在国际间不能获得应有的地位。十年以后，有了充分的准备再去不迟。不去则已，一去必须使国乐在世界上占有光明的地位。”他为国乐的昌盛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清贫更衬托出他光辉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紫月儿,你真好!

以下是引用小小agb8618在2005-11-8 4:59:00的发言：

紫月儿,你真好!

谢谢你的鼓励！

慷慨悲歌歌一曲

张寒晖创作的歌曲《松花江上》至今仍为文艺舞台经常上演的曲目，它那满含悲愤的曲调，倾吐出了中华儿女的亡国之恨，同时也表达出中国人民抗日到底的决心。

一次，张寒晖在东北六十七军军部出版的《东望》杂志的封面上看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亲笔题词，那遒劲的笔体写着：

“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于水火之中？”

这连连的问号，击打着张寒晖的心，激起了他无限的爱国热情，他眼前仿佛看到了被火烧毁的田园，被毒打的老人，被糟踏的妇女，被残害的儿童……。他决心用歌曲表现出亡国之恨，表现出赶走敌人的决心。突然他捕捉到一个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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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下行的音调，表现出内心的极度悲愤。他决定以此为基调创作一首歌曲，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琢磨，他终于写成了，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松花江上》。

1936年12月9日，恰值“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学生们（东北的）云集在张学良将军总部的广场前，高喊“打回老家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并高唱着革命歌曲。当二中的学生唱起《松花江上》一曲时，在场的东北军战士都难过地低下了头。游行队伍行至东郊十里铺，张学良将军乘汽车赶了上来，他身着长大褂，快步登上路边的一个坟头，对同学们说：“你们的精神我非常感动，我对不起东三省的父老兄弟，我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转达给蒋委员长，一个礼拜之内，我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学生队伍中喊起了“拥护张副司令！”“打回东北去”的口号，同时又响起了《松花江上》的歌声。悲壮的歌声沁人肺腑，张将军的眼中闪动着泪花。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一句时，张将军低下了头，急速地离去。这位戎马半生的赫赫武将，也不能不被赤诚的爱国之心所打动。

第一部交响乐作品和第一个交响乐团

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作曲家黄自先生自1924年获准以官费到美国俄亥俄州欧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学，两年后获得文学士学位。这时，他的留学期未满，还可以继续选修自己喜欢的专业，他选择了音乐——学习作曲理论和钢琴。在学习期间他遇到一位中国女留学生，也在学习钢琴，名叫胡永馥，他们两人兴趣相投，不久就建立了爱情关系。但事情并不总如人意，第二年，胡永馥先黄自归国，不幸心脏病突然发作，竟与世长辞了。黄自得悉噩耗，如雷轰顶，在精神上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为了纪念他的恋人，他在沉重的悲哀之后创作了管弦乐曲《怀旧》。

1928年，黄自转到耶鲁大学继续深造，翌年毕业，在庆祝毕业的音乐会上，校长维德·斯坦利亲自指挥耶鲁音乐学校和新哈文交响乐队合作演出了《怀旧》这首作品，得到很高评价，黄自因此又获音乐学士学位，并得到一笔赴欧洲进行学术访问的奖金。《怀旧》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曲。

回国以后，黄自又创作了许多器乐作品和艺术歌曲，如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合唱《旗正飘飘》，艺术歌曲《思乡》、《春思》、《玫瑰三愿》、《南乡子》等，都是音乐会上经常上演的曲目。但他不满足于教学和创作，他的宏大志愿在于开拓、发展中国的音乐事业。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交响乐队，只有一个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全由外国人组成，因而常常受到一些不友好人士的耻笑，心中很感不平。他决心要建立自己的交响乐队，由于他全力以赴四处奔走，1936年11月，“上海管弦乐团”成立了，黄自亲任团长，而排练的第一支曲子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此，中国人民也有了自己的交响乐队。虽然，由于战争的原因，交响乐团没有维持下去，但它犹如一束火光，点燃了民族的自信心，对今后音乐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贫困和饥饿中顽强奋斗

冼星海——一位劳动妇女的儿子，为了学习音乐，不远万里于1929年到达巴黎，当时他身无分文，只好做各种各样的下役，像餐馆跑堂、理发店杂役、西崽、看守电话的佣人等等，这样来挣一点钱学习作曲和指挥。有时，他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起床，一直要做到晚上十二点钟，就这样他也只能过上半饥半饱的生活。一次，他去餐馆里端菜上楼，终因疲劳过度而晕倒在地，老板大骂了他一顿，第二天就解雇了他。又过了好几天，他没有找到工作，饿得快要死去，只好拿了小提琴到餐馆中拉奏、讨钱，恰好碰到一个有钱的中国留学生，他不但不给予帮助，反而打碎了讨钱的碟子，打了他的嘴巴，并大声辱骂他。然而，冼星海心中的苦涩又有谁知道？他的远大志向又有谁能理解？冼星海只有在自己的床头写下内心深处的感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贫困和屈辱并没有压垮他，他更加刻苦地学习，终于赢得了有正义感的教师们的同情与帮助。他的老师奥别多菲尔不仅不收他的学费，而且将自己作品演奏会前排的票送给他，这些都给了他极大的温暖，鼓起了他奋斗的信心和勇气。

在生活把他逼得走投无路的一个寒冷冬天，他根据自己在异国他乡的感受写下了女高音独唱曲《风》，还有表达他思念祖国之心的《游子吟》、《中国古诗》等。《风》这首曲子立即得到巴黎音乐界人士的赞赏，在巴黎电台广播，并被列为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的节目。冼星海因此有幸进入了巴黎音乐学院的高级作曲班。考试那天，老师宣布他得了荣誉奖，并询问他有何要求时，他只说了两个字“饭票”。

自此以后，他得到作曲班教授保罗·杜卡先生的关怀和照顾，使他不仅学到了更多的技术，生活上也能够较为安定。

冼星海在回国之后之所以能够写出史诗般的宏伟作品《黄河大合唱》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真诚的爱国心，坚强的意志，高深的作曲技巧的总和。

音乐家的傲骨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华之时，冼星海回到了祖国，他表示：“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用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的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服务。”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

冼星海归国后，曾经应邀到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担任音乐指挥。在那个时代，工部局交响乐团是外国人出资办的，其中从事音乐的人也都是外国人，冼星海去工作，已经属于破例了。

一次，冼星海指挥乐团的人演奏贝多芬的《第八交响乐》，冼星海对演奏不十分满意，于是停下指挥棒说：“先生们，你们的演奏过于华丽和轻松了。为了表现贝多芬，我认为宁可粗犷些、坦真些，以体现出快板乐章的浪漫精神。”说完之后，乐队中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半晌，首席小提琴手说：“我们从来都是这样演奏的。”毫无疑义，乐手是应当服从指挥的音乐处理的，除非找到真凭实据的谬误之处，这位乐手的回答显然是在有意顶撞冼星海。但冼星海却耐着性子说：“我觉得，一个指挥对整个演出负有责任，这点你们是应该了解的。”这位乐手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气势汹汹地说：“我们了解，一个不曾产生过一部交响乐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交响乐指挥。”

冼星海极其严肃而沉痛地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棒，毅然地说：“我和我的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卑劣的侮辱，再见吧！先生们！”说完，他推开上来劝解的乐队负责人，大踏步地离开了工部局交响乐团。

冼星海能够忍受个人的屈辱，但他不能忍受对祖国、对民族的诬蔑，这就是一个音乐家的傲气，是他高尚品质的体现。

当然，这些人的话也激起了他要写交响乐的强烈愿望，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终于写成了《民族解放战争交响乐》，《阿曼盖尔达》和《中国狂想曲》等等，可惜因为环境和他身体的原因，没有来得及整理和最后完成。

耳朵先生

聂耳原名聂守信，出生于我国云南省。他是我国近现代一名自学成材的音乐家，他创作的许多歌曲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无论在当时抑或现在都起到了鼓舞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比如大家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现在的国歌，是他为电影《风云儿女》配写的歌曲，这首歌当年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走向抗日救国的战场，直到现在人们唱起它来还会觉得热血沸腾，浑身充满了力量。还有《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卖报歌》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聂耳待人诚恳，生性活泼，富有才华，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作曲家，仅仅活到23岁，就在日本海滨被水淹死了，这对中国人民来说真是极其不幸的事。

聂耳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聂耳听力特别好，这可以说是音乐家的天份。他又具有演戏的天才，善于模仿各种人的声音和表情，在明月歌舞团的一次联欢会上，他不仅表演了黑人舞蹈，学各种人讲话的声音，还有一个精彩节目就是表演两只耳朵分别一前一后地动，这在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他的表演把大家逗得前俯后仰地大笑不止，从此他就在歌舞团出了名，成了大家公认的“耳朵先生”，除了表演耳朵的节目外，他的听力好，也是促成这个外号的原因之一。他自己觉得这个名字很富幽默感，干脆改名为“聂耳”，并在自用的便笺上印上了“耳、耳、耳、耳”，他的姓名便由这四个耳字组成。以后的人便只知他名叫聂耳，而不知道他原名叫聂守信了。

小毛头与《卖报歌》

聂耳创作群众歌曲向来不是关起门来苦思冥想，而是很注重生活的体验和感受，比如他创作《卖报歌》就是这样。大约在1933年秋天，一个傍晚，聂耳约朋友周伯勋到霞飞路上走走，他边走边对朋友说：这条路上有一位卖报的小姑娘，她把所卖报纸的名字喊得很动听，他早已注意到了，让周伯勋也听一听。

他们走到吕班路（重庆南路）口，在有轨电车站附近，果然看到一个小姑娘跑来跑去、忙忙碌碌地卖晚报。她不过十来岁，瘦小的身躯上穿着打补丁的破衣服，但浆洗得很干净。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报名，还同时报出每种报纸的价钱，走路的人们都由不得回过头来望她笑笑。聂耳他们走过去买了几份报纸，并和小姑娘聊起了家常，知道她名叫“小毛头”，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在回去的路上，聂耳沉重地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者安娥写词。”

过了几天，安娥把词写好，聂耳又找到卖报的小毛头，把歌词念给她听，然后问她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小姑娘想了想说：“都挺好，但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去立即和安娥商量，在歌词中添上了“七个铜板能买两份报”的句子。后来那位小姑娘还真的边唱边卖，自然她的报也就好卖得多了。这就是《卖报歌》的由来。聂耳早已去世，但那位名叫“小毛头”的小姑娘还活着，已成为白发斑斑的老奶奶了。人总要离开人世的，但聂耳的《卖报歌》将长存于世。

聂耳与田汉

聂耳与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田汉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他们曾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在一起奋斗。聂耳结识田汉是在1931年聂耳在明月歌舞团的时候，当时聂耳只有二十岁左右，而田汉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之后，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在这里，聂耳又认识了吕骥、张曙、任光、安娥等进步的作家、音乐家。

聂耳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32年秋天，当时联华影片公司正在拍田汉创作的《母性之光》，聂耳为影片谱写了《开矿歌》，这首歌的歌辞是：

开矿，开出来黄金黄，

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去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人家在餍膏粱。

我们大家的心，要结成一板墙，

我们大家的手，要联成百炼钢，

我们造出来的幸福，我们大家来享。

聂耳自己扮演剧中的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领唱那支《开矿歌》，这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描写工人阶级的呻吟和呐喊的第一首歌曲。

在1934年，田汉的剧作《扬子江暴风雨》公演，聂耳为剧中的主题歌配了曲，这就是有名的《前进歌》，他自己并扮演剧中的码头工人老王，当老王的孙子被帝国主义者开枪打死时，老王抱起他的孙子唱：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不怕死，

（白）不用拿死来吓唬我们！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把强盗们都赶尽；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聂耳唱得慷慨悲壮，使观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从而激起了极大的抗日热情。

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田汉这样进步的剧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他只能通过间接的关系与田汉联络。此时田汉又写成了话剧《回春之曲》，其中的《告别南洋》一曲就是由聂耳谱曲的。这支曲子在卅年代是作为舞台艺术歌曲经常演唱的。

《回春之曲》在上海大戏院演出时，田汉忍不住想去看看，但他此时被敌人通缉已不能公开露面了。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穿起长袍、马褂、毛线衫、皮帽子，扮成一个有身份的阔人，而另一位女同志则扮作他的女儿，搀扶着他走进戏院观剧，但仍然被守候着的密探抓获。幸而这身行头救了他，敌人并未识破他的真实身份。

而此时的聂耳也将赴日转赴欧洲留学，田汉在狱中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交由聂耳谱曲，这大约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了。不久，年轻的聂耳就死在了异国他乡。

《大众歌集》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质朴而豪壮的语言，直接了当地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勇气。这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流行全国的《大刀进行曲》，它的作者是我们党的优秀干部麦新——又名孙默心。

这首歌是1937—1938年间写的，但在写这首歌之前，他早已参加到了救亡歌咏的行列之中。

1936年，孙默新与绶曾合编了一本抗日救亡歌集，取名为《大众歌集》。歌集中有聂耳遗曲，救亡歌曲，工农歌曲等，还有吕骥、刘良模、陶行知等人的文章。封面是一位工人高举飘展的大旗，旗子上有拉丁字母写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显然，歌集具有相当的感召力量。默心他们编好后去找印刷厂印制，但工作人员为难地说：“不好办，当局查禁很严，连任光等人写的《新莲花落》都被查禁了。”当他们找到另一家书店时，也遭到同样的拒绝。就这样，他们不知道碰了多少钉子，最后一家里弄小厂答应承印这本歌集。但全厂十几位工人，没有一个人排过乐谱。推来推去，谁也不敢应承。最后，有一位名叫克俭的工人终于答应下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两首短歌排了下来，并且打出了小样，克俭也很高兴，因为毕竟工作还是有成绩的。等到晚上麦新拿起校样一看，不由得大笑起来，原来乐谱七扭八歪不用说，小节线也乱七八糟，整首歌曲不成样子。麦新把克俭排好的乐谱整理了半天，才得出这样一句：

■

麦新照着乐谱给克俭唱了起来，结果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怪调，两个人不由得大笑起来，连肚皮都要笑破了。

之后，他们安静下来，细心地把错误百出的校样改好。临走前，麦新诚恳地对克俭说：“谢谢你的工作，第一次能捡排到这个样子很不容易，不要灰心，希望你继续努力。”

第二天，麦新看到改过的校样，原来的错虽已改正，但又出了许多新的纰漏。怎么办？麦新突然想起，如果能教会克俭识谱、唱歌，排起来不就方便多了吗？

此后，麦新和绶曾两人利用工间休息时间教克俭学唱、学识谱。不久，克俭的工作效率大大地提高，所排的乐谱校上一、两遍就可以用。不久，也就是当年12月28日的凌晨两点多钟，麦新他们终于校完了歌集的最后一页。第二天歌集就要付印了，他们为歌集付出艰辛劳动的人高兴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