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概述:
(1)乐器出土情况 曾侯乙墓的发掘,是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大发现。墓中所出乐器有9种;编钟、编磬、鼓、琴、瑟、均钟(律准)、笙、排箫、篪,共计125件。还相伴出有与部分乐器配用的击奏工具(如钟槌、鼓槌等)10件和各种附件;(如钟架、磬架,磬匣、瑟柱)等。乐器大部分出自中室,有编钟一架65件,编磬一架32件,鼓3件,瑟7件,笙4件,排箫2件,篪2件,共115件。出土时,它们基本保持着下葬时的位置和状态,编钟靠西壁和南壁立架陈列。多数钟依旧悬挂在钟架上,两根彩绘撞钟棒斜靠在钟架上。编磬靠北壁立架。尽管此墓因早年被盗,洞中泥土下塌,磬体被掩埋且毁损严重;但多数磬体保持着原来的悬挂形式和排列关系。建鼓树立在该室南部东壁旁,靠近编钟东端。瑟、笙、箫、篪和2件小鼓因椁室内积水有所漂移。但大体上仍可看出,这些丝竹乐器及小型鼓在当时,被陈列于钟、磐、建鼓所构成的长方形空间之内。三面悬金石,其间并陈丝竹,应是战国初诸侯宫廷乐队的基本建制及其演奏时的大体布局。乐队正对该室沿东壁陈放的镂铸精工的尊盘,以及蔚为壮观的鉴缶、联禁壶等礼器和东室的主棺,俨然是一座2400年前规模宏大的地下音乐厅。
东室出土的乐器有瑟5件,琴l件,均钟l件,笙2件,鼓l件,共l0件。虽也因墓内积水而漂离了原来位置,但多数仍集中在主棺东侧,可看出当年的大致布局。这些乐器同被配置于东室,应为当时诸侯常用的另一种乐队——寝宫乐队的建制。
钟、磬、鼓所用的击奏工具,多散乱漂移在所属各器附近。显然,当年下葬时,是有意识地按当时实际奏乐的情形安排的。中室和东室还各有l件竹笥,其中盛满备用的瑟柱。北室出土有供收藏石磬用的3件磬匣。
(2)曾侯乙墓乐器的重大学术意义 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首先使人们对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了一个形象的认识。《周礼·春官·小胥》载:“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辨其声。”“乐悬”实指钟、磬之类大型编悬乐器的配置,是周代礼乐制度中体现等级的重要内容。郑司农云:“宫悬,四面悬;轩悬,去其一面;判悬,又去其一面;特悬,又去其一面。像宫室四面有墙;故谓之宫悬;轩悬,三面,其形曲。”故轩悬又称曲悬,乃周代诸侯享用的钟磬之制。曾侯乙钟架两面,磬架一面,其布局正是文献所说的“三面,其形曲”的轩悬。而曾侯乙国君身份肯定,享用轩悬之制于礼制极合,这就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对于研究周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实例。
其次,首次发现了一些久已失传了的或形制最早的古乐器。
此墓出土的乐器中,有些乐器我们仅能从一些早期的文献,如《诗经》、《楚辞》中略窥一二,于其确切形制,已是不甚了了;有的甚至连其名称都早巳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墓中出土的十弦琴、均钟、排箫和篪,即是这方面的生动实例,它们已失传了2000年左右。
琴 西周的琴已是十分流行,《诗·关雎》即有“琴瑟友之”之类辞句。曾侯乙墓发掘之前所见最早的琴,是出自长沙马王堆3号西汉墓的七弦琴。而此墓所出的十弦琴,则是另一形制的东西。它多出三根弦,将涉及到演奏手法、音乐风格、音阶韵律、琴的音响性能等一系列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墓中出土的均钟,最初无人识得。它形如棒槌,器身狭长,岳山低矮,共鸣箱小到使乐器无实际演奏价值的地步。故以前暂定名为“五弦器”或“五弦琴。”经黄翔鹏先生考证,该器就是《国语》中所载“度律均钟”中的“均钟”,一种古代的正律器;也可以说是一件周代的律准,而并非是一种用于实际演奏的乐器。它身上多处彩绘12只一组的凤鸟,正是12律的象征。其颈背所绘珥蛇乘龙怪人,应为自上天得乐的夏后开(事载《山海经》)。琴面的黑漆素面部分,为取音之处,其正好占有效弦长的一半;以其五弦计,于此处恰可获取曾侯乙编钟律学体系的全部音律。它在中国乐律学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排萧 《九歌·湘君》:“吹参差兮谁思”中的“参差”即是指它。它的形象在汉代石刻、魏晋造像甚至隋唐壁画中尚能见到,往后便难觅其踪了。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实物正是由13根参差不齐的小竹管并列缠缚而成。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也曾出土过l件石排箫,形制与曾侯乙墓中的竹排箫完全相同,可见先秦的排箫确系如此。清儒根据古人“参差形如凤翼”等记载,顾名思义,制成长管在两边,短管居中间,状如双翼,外加一个双翼形木座的排箫,显为牵强附会的假古董。
篪 亦仅见于古书记载。《诗·何人斯》就有“仲氏吹篪”之句。它的形制,可见于《尔雅·释乐>>郭璞注:“篪,以竹为之,长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横吹之。”又见于宋·陈阳《乐书》:“篪,有底之笛也,横吹之。”但在见到它的实器之前,人们仅知它是一种似笛非笛的横吹竹管乐器。篪终于在曾侯乙墓中又与世人重逢。通过它的形制结构,可以了解到它独特的性能和演奏方法。篪与竹笛由于开闭管的不同,其音乐、音响性能,如发音原理、音色、音阶结构等均有着较大的区别。篪在历史上的消失,导致人们在很长的时间里,知笛而不知篪,或知篪之名而不知其形。
瑟 这种久已失传的古乐器虽非首次发现,但墓中所出的瑟在年代上是较早的,数量达12件之多,且大多保存完好,这在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尤其是这些瑟的造型、制作及彩绘的精美,更是以往出土古瑟中所罕见的。其尾端浮雕穿插交错的大蟒和两条相对的龙,周身髹深朱红色漆,首端和两侧的小方格底纹上绘有飞鸟图像。
笙 起源极早,一直流传至今。墓中的5件笙,是其较早期的形态。可贵的是,墓中还保存了带有调节音高的点簧物的竹制簧片。其舌与框的缝隙间,连发丝都难以插入,合乎科学的发音原理。
木腔皮面鼓 中室出土了3件,即有柄小鼓、小扁鼓和建鼓。其中建鼓是首次发现的珍贵乐器。鼓面径达0.8米。用一根长木杆穿透鼓身,将其高高支于青铜座上,鼓座由数十条镶嵌无数绿松石的龙穿插盘绕而成,不愧为古代青铜冶铸史上的奇迹。这些鼓的发现,使人们加深了对这一类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使用最为广泛的乐器的认识。
钟 磬 这两种乐器,在一些早于曾侯乙墓的古墓里已多次发现;但像曾侯乙编钟那样有完好的钟架,钟体井然有序地悬挂其上的;像曾侯乙编磬那样有精美的磬架,可以看出编列方式的,则前所未见。更不用说它们的规模是最大的,制作工艺是最高超的,音乐性能是最好和最完善的。其上数干字的乐律铭文,作为一部记载早已失传了的古代乐律学理论的先秦文献,是最为珍贵的。
(3)先秦音乐艺术和音乐科学的高度水平 渊源极古的“八音”乐器分类法,早广泛应用于先秦。曾侯乙墓中所出125件乐器,已具“八音”中之“六音”。即除土、木两类缺项外,余金(编钟)、石(编磬)、革(建鼓等)、丝(琴、瑟等)、匏(笙)、竹(箫、篪)等“六音”俱备。它较之历次出土的乐器,是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一批。
在音乐声学和乐器制造方面,当时的乐师和工匠们已掌握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和高度的工艺技能。“一钟二音”构想的实施和应用,便是最生动的例证。这一现象,音乐学家在前几年考察西周钟时已有所发现;然而唯有曾侯乙编钟出土后,以其明确无误的标音铭文,才得以使人们确认,“一钟二音”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古代乐师一项辉煌的科学发明。
墓中出土的瑟,其共鸣箱的制作方法有三种:一为整木掏制;二为主体以整木掏制,后嵌入底板;三是多木拼制。第一种是传统方法,二三两种是改进后的方法。第三种一直沿用至今,说明它符合科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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