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忘不了毛泽东？(继续更新）

　　

1976年，毛泽东离我们而去。三十春秋，弹指一挥间，中国仍在改革中踽踽前行。
　　今天，我们有了邓小平理论，有了“三个代表”，有了“先进性教育”的指导，然而，毛泽东思想并未离我们远去。
　　天安门城楼上、农家堂屋的墙壁上，甚至人民币上，毛泽东的形象依然鲜活。毛泽东题写的“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仍旧会随时跳到我们的眼前。
　　拍《长征》时，藏族同胞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热泪盈眶，无偿拿食物给摄制组吃。导演感触，“不拍长征，不知毛主席的伟大”。一对隐居多年的老夫妇走出深山时仍懵懂地问：“毛主席还好吗？”
　 在今天人们的心中，毛泽东的名字之所以萦绕不去，更多是因为他的民众情怀与处事风范，还有他对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
　　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意义非凡。

下面是选自腾讯说吧的部分内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1 21:24:29编辑过]

毛泽东是如何反贪污腐败的？

 “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

 往事追忆：刘青山张子善案与“香山别墅事件”

 高层贪官让毛泽东震怒：成李自成了？拉出去枪毙

 

1950年3日4日，离开北京达88天之久的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中南海。

第二天，李银桥去香山接来了妻子韩桂馨。毛泽东特意在吃饭时让厨师多准备了几样炒菜，为韩桂馨“贺喜”。

饭后闭谈中，毛泽东向韩桂馨详细询问了香山的一些情况，韩桂馨无意中说起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了，脸色变得难看起来。韩桂馨便没有再说下去----

不料第二天下午，李银桥在菊香书屋见到了那位在香山为自己盖房子的领导干部，坐在毛泽东会客室里的还有周恩来和聂荣臻。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吼道：“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那位领导干部吓得头上直冒冷汗，垂着头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突然又向那人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那人低着头胆战心惊地说：“主席，我错了......”

“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晓得错？”毛泽东越说越气，“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们的台......”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狠吸一口。周恩来和聂荣臻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面面相觑，谁也不便多讲一句话。

突然，毛泽东将仅吸了两口的烟使劲儿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

李银桥一听吓了一大跳，周恩来和聂荣臻也被惊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那人更是被吓得软了身子，摇摇晃晃地险些瘫倒了......

毛泽东又连说两句：“拉出去，拉出去毙了。”

李银桥看看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和聂荣臻见状，不得不上前劝慰毛泽东暂息雷霆之怒，等将问题调查清楚后再作严肃处理。毛泽东依旧盛怒道：“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

周恩来说：“主席讲得对！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按法律程序办......”

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绝不宽怠！”

那位干部也回过神来说：“我一定吸取教训......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毛泽东这才余怒未消地对聂荣臻说：“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毛泽东下决心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经过

 
刘青山 曾用名刘顺山。1916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1931年入党，1932年参加高蠡暴动。1938年8月，任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任大城、河间县委书记。1945年10月，任冀中中共八地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1949年9月，刘青山任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1952年2月10日，因贪污和挪用公款，被执行枪决。

张子善 1914年生。河北省深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天津行署专员、天津地委书记等。1952年2月10日，因贪污和挪用公款，被执行枪决。

 

刘青山的出身与蜕变

刘青山，曾用名刘顺山，1916年出生在河北省安国县南章村一个佃农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931年，刘青山经徐去甫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高蠡暴动。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抗大学习。翌年8月，出任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他常以青塔书店掌柜身份到乡间卖书籍为幌子，宣传救亡抗日，为壮大共产党组织，刘青山等人组办民运训练班，培训出很多优秀干部。同时他和县委一起创建县大队和八个区分队抗日武装。1941年3月，刘青山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领导粉碎日伪清剿，使大城县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不断壮大。日伪以1500块大洋悬赏捉拿他。1941年“五一”扫荡后，环境十分恶劣，党内出现一批叛徒，对抗日斗争造成极大危害。刘青山领导大城县委及时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敌特汉奸的嚣张气焰，并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使全县抗日形势好转。是年9月，刘青山任大城县、河间县县委书记。1944年10月,刘青山任冀中中共八地城工部长，翌年10月，任冀中中共八地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1949年9月,刘青山任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同年10月,刘青山曾作为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会。

 

知道了刘青山的简历，就应该知道刘青山的甘苦和蜕变。这里仅抽出一方面的实例举证。

1942年5月1日，日本侵略军由汉奸叛徒领路，向晋察冀边区进行第三次残酷的蚕食夏季"大扫荡"，时任大城、河间两县26岁的县委书记刘青山，日夜跟鬼子周旋，白天在河间县的后北曹村隐蔽，夜里再回大城、河间县城开展工作。后北曹村在大城、河间的交界处，村里只有党支部书记赵明利一个人知道。开始刘青山住在赵明利家，对外称是赵明利的表弟。他上身穿一件用黑色粗布带扎着的老蓝粗布破夹袄，下身穿一条白色粗布灯笼裤，挽着裤腰，没有腰带，鞋也不跟脚，趿拉着，活象一副穷人家的庄稼汉。那段时间里，他白天在赵明利家的夹壁墙里休息，写文件，做计划，夜里就趟黑摸出村子，爬过封锁沟，连夜潜入大城、河间县，招集大家，听取汇报，安排任务，布置工作，天亮之前又赶回赵明利家。后来，鬼子搜索越来越紧，刘青山活动忒不容易了，赵明利便在村后秫秫地里挖一个地窨子，让刘青山藏在那里。离这个地窨不远处，是赵明利的看瓜庵，赵明利就住在这个庵子里。刘青山每天凌晨从县城回来，就直接到瓜庵里吃饭。乡亲们的生活是艰苦的，刘青山每天吃的是三个粮糠掺半炕的干饼子，一砂壶白开水还是凉的，连咸菜也没有。由于地窨子阴暗潮湿，又逢连阴雨，刘青山仍坚持对敌斗争，晚出早归，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终于病倒了。赵明利发现后，赶紧连夜往返县城六、七十里，抓回中草药，让妻子熬好，一汤匙一汤匙地往刘青山嘴里喂。赵明利还让妻子到邻居家借来白面和鸡蛋，做成热呼呼的荷包面，一点一点喂给他吃。病渐渐地好了，刘青山感动地说：“老赵啊，我又拾回了一条生命。”这话从何说起？

1932年秋，刘青山参加高蠡暴动那年，才16岁。暴动失败后，敌人将他们被俘的19名游击队员，押到县南关操场上，把全城的大人小孩都轰来，开始了血腥大屠杀。5把冷森森的铡刀一字排开，顿时，同志们的身子一刀两断。刽子手身上脸上都溅满了鲜血。一直铡到末了一个，轮到刘青山了，一个敌团副看他忒小，怀疑抓错了人，猛地踢他一脚，嗷哧一声：“解捆！”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他放走了。这就是刘青山参加革命后第一回拾回的生命，所以那次他大病初好，感动地对赵明利说“我又拾回了一条生命”。

1944年10月，刘青山离开了后北曹村，上前线了。抗战胜利后，当了分区党委书记的刘青山，又到后北曹村去一回。赵明利等人一看亲人回来了，赶忙打兑一些钱，跑了十几里，打酒买菜招待他。敬酒的时候，刘青山用筷子指着中间盘里的烧鸡，皱着眉头左看右看，说鸡色不正，是隔夜的，硬是不吃。无奈，赵明利只好派人骑驴加鞭地又买来一只烧鸡，把那只所谓隔夜烧鸡彻下来。

解放战争胜利后，刘青山当了天津地委书记，大冬天里非要吃韭菜馅饺子，可又嫌韭菜辣胃，不好消化。逼得厨子不得不打发人，到北京郊区四季青暖房里买来韭菜，再别出心裁地在每个饺子里掺进一整棵韭菜，包的时候，把韭菜白露出来，等煮熟了再把韭菜抽出来。这样，饺子就只留下了韭菜的鲜味而吃不着韭菜了。随着环境的变化，刘青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蜕变着，到头来蜕变成一个大贪污犯。

河北省委的决议

有了这段插叙，现在就可以接茬第一个见证材料了。（本文说的是刘青山，还要牵涉着张子善。）

这就是1951年12月4日，由中共河北省委员会通过、并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的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决议中称：

刘青山，前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安国县人，雇工出身，现年35岁，1931年入党。张子善，现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前天津专区专员，河北省深县人，学生出身，现年37岁，1933年入党。刘青山、张子善参加革命斗争均已20年左右，他们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地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解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树立过功绩。他们本是可以继续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做更多的事情的。可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引诱，堕落蜕化了。他们完完全全变成党、国家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了。

刘青山、张子善为贪图可鄙的不正当的个人享受，为满足其极端腐化的生活需要，竟凭藉职权，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盗窃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71亿6272万元（人民币旧币，以下均系旧币--笔者注）的巨额，藉机关生产名义，进行违法经营，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任其投机倒把，扰乱金融，使人民资财损失达14亿元之多。

刘青山、张子善等在获取非法暴利、大量贪污后，则任意浪费挥霍，过着可耻的腐化生活。刘青山吸食毒品竟至成瘾，据他们现在自供，刘、张二人开支及送礼即达3亿多元。为消灭贪污罪证，张子善并亲手一次焚毁单据378张。

刘青山、张子善这种违法乱纪的非法罪恶行为，自然会遭到一切忠诚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的政府工作人员的指责和反对的，因此，这些人就成为刘青山、张子善等贪污罪犯极端痛恨的眼中钉。刘、张二人为遂行其贪污挥霍的卑鄙企图，就采取了敌对分子的手段来对待党的组织和人民干部。首先，他们在政治上极力造成一个“唯我独尊”和“挥霍有道”的空气。刘青山说：“老子们拼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么样？老子们打天下，小子们来享受！”张子善则说“天津地委内只能有‘一个头’、‘一个领袖’。”有一个无耻之徒竟在党的“七一”纪念大会上高呼“向我们英明的领袖张专员致敬”，“在英明领袖张专员领导下前进”，而张则对人说：“应向这个同志学习”。其次，他们在组织上除极力压抑民主、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施行其家长制的统治外，凡是坚持党的原则，维护人民利益，对刘、张所为提出不同意见和反对他们的同志，不断遭受其打击与排挤；凡是意志薄弱和他们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分子，则大肆拉拢，造成一个公然行盗的小宗派集团。这个小集团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又是和资产阶级分子千丝万缕地结成了不解之缘。这就是刘青山、张子善等反党的“组织”原则。再次，刘、张“作贼心虚”，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则在上下左右之间公行贿赂，到处拉人下水，恶风所及，邪气上升，以达其腐蚀党的组织和人民干部的目的。

由此可见，刘青山、张子善已不仅仅是两个普通的贪污罪犯，两个普通的盗窃罪犯，而是像党的二中全会所预见的，他们是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向敌人投降了的，并很快地实际上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从内部来腐蚀党和瓦解党。刘青山、张子善公然责令干部，要动员党的组织，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保证完成”他们剥削民工30亿元的“任务”。他们要把天津地区的党变成贪污罪犯们的驯服工具，这就是刘清山、张子善贪污事件的特别严重的地方。这一点，也正是曾经是一个革命者的刘青山、张子善身败名裂、背叛党和背叛人民的根本原因，正是河北省的党组织必须把刘、张贪污事件作为重大教训的意义所在，正是我党必须坚决把刘清山、张子善开除出党并交政府依法制裁的理由。

在党中央和华北局的正确领导下，河北省党代表会议终于揭发了刘、张的罪行，并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是河北党组织的一大胜利！希望河北全省同志，接受这一痛心的教训，为开展全省规模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肃清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为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河北党的组织而奋斗。

毛泽东决心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打住第一个见证材料，接着，最高统帅部的决心就可以顺笔写来。

1951年11月中旬，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会，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被揭发。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

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书面报告。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常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11月29日、12月2日，张子善、刘青山分别被依法逮捕。根据党代会代表们的建议，河北省委经过研究，12月4日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议。

12月14日，河北省委向华北局提出对刘、张二人的处理意见：“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两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当时之所以加“或缓期两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有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对此事极为关注，亲自过问和批准了对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处理，下决心坚决予以严惩。他甚至认为，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毛泽东立下了对党内腐化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坚强决心，并不为任何请求稍加宽恕的意见所动。

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是看着刘、张成长起来的。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他找到当时还兼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薄一波说：“中央已经决定了，恐怕不宜再提了。”

黄敬坚持要薄一波反映反映。薄一波说：“如果一定要反映，那我就陪你去向毛主席说说。”

黄敬坚持不去，只是要薄一波把他的意见转报毛泽东。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黄敬的意见，毛泽东听后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百个，2千个，2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毛泽东的决心，无疑决定了刘青山、张子善的命运。

在末了一顿餐桌上，刘青山对张子善说：“毁了，看来咱俩得走了。”

张子善说：“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一条。”

刘青山说：“拿我作个典型吧，处理我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

刘青山、张子善留下了这样的遗言。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河北省高等人民法院判决书的认定必须作简要叙说，这也是不可少得的法律程序，就算是形式上的法律过场，也有它不可质疑的证据力。判决书说，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动“三反”、“五反”（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作者注）运动。同年11月24日,在中共河北省委第三次会议上,刘青山被揭发有贪污罪行。12月2日，从维也纳参加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谊大会归来的刘青山一下火车，即被逮捕。4日被开除党籍。同时，河北省人民政府成立“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将案情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报告。翌年2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批准,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在保定市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民工、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及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当即，刘青山、张子善被押往保定东关大广场枪决。 就这样，一双十四、五岁就开始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及在敌人血淋淋的铡刀下死里逃生的热血儿郎，最后却死在共和国惩处腐败的枪声之中。时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

毛泽东反腐倡廉经验之研究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认真研究与正确对待毛泽东反腐倡廉的经验教训，对于更好地从事新世纪的反腐倡廉斗争，确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永不变色，很有意义。

一、毛泽东反腐倡廉之成功经验

毛泽东生前，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从来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二)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三)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还规定，对因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浪费使国家蒙受损失者，一律依财政部条例予以罚款、警告、撤职以及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不等的监禁。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廉政建设。在延安时期，为加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又重新颁布了瑞金时期的上述训令。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要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条例》、《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央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规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等一系列法规，阐明了贪污罪的概念，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依据上述法规，在建国前后，清除了贪污腐化分子。纯洁了组织，保卫了革命。

(四)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如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如在和平年代，他更加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2]“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工厂、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3]

至于思想教育的内容，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与党的任务的转换，虽然时有不同，但一些基本的内容，毛泽东始终是十分强调的。其一是一贯强调要对党员干部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列主义武装人们的头脑。这是因为马列主义有鲜明的阶段性和革命性，是无产阶级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防腐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其二是一贯主张扬善惩恶，用无产阶段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

至于思想教育的方法，毛泽东历来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基本方法之一。这是因为，认真的科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抵制各种政治灰尘与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至于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主张除了平时的个别的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在党内不断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对马列主义来一个集中的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对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来一个集中的清理与认真的整顿。

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由于这次会议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 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又如，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各级党组织闻风而动，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4]

(五)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卓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生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5]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随后边区政府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及时下达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实施纲要》。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由于直接牵涉到方方面面，阻力大，加上没有经验，故第一次精简虽有成效，但问题仍不少。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深入开展，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的意义。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6]。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六)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朝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

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家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震聋发馈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

《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甲》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与此同时，延安又出了《甲》文单行本，人手一册，被列入整风文献。在毛泽东的推动下，陕甘宁边区与各革命根据地迅速掀起了学习《甲》文，搞好整风的热潮。

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七)废除专制，民主反腐

旧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数千年一贯制奴隶与封建专制政体。旧中国的腐败，之所以难以根除，绵延不绝，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植根于这个专制政体。专制政体的特征，就是少数人柄权专政，绝大多数人无权，没有民主，从而在制度上给掌权者为所欲为提供了条件。当腐败至极时，人民被迫起来造反，但是，充满生气的新政权代替旧政权之后，由于依然实行的是同样的专制政体，这就决定了新政权也免不了重蹈腐败灭亡的周期率命运。中国历史这一规律性的现象，早已为一切有识之士所察知。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他为延安生机勃勃的景象所鼓舞，但他很担心中国共产党也难逃周期率之厄运。于是，他在与毛泽东的晤谈中，不免善意地流露了自己的担心。针对黄炎培的担忧，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道：“ 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7]这说明，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即已形成了中国革命胜利后，将用民主的方法反腐败的民主反腐思想。

毛泽东的民主反腐思想，主要由民主制度、民主原则、民主手段等三个层面组成：

关于民主制度，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其发表的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论文中，从理论上深刻论述了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建国之后，毛泽东就废除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并于1954年制定了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在法律上对两者予以确认。这一民主制度具有巨大的防腐反腐功能，主要表现在：它明确规定了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力，享有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监督、管理与罢免等权利。从而在国体与政体这个层面上，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本保证。

关于民主原则，就是在党和国家机关中普遍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社会防腐反腐的根本组织原则，是防腐之堤，惩腐之剑。这是因为，按照这个原则选人、决策、办事，就可以把好授权关、用权关，就可以防止用错人和滥用职权，就可以防止国家机关出现专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出现腐败。

关于民主方法，就是主张加强人民对权力实行民主监督的措施。一是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使其真正具有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业单位领导人的选举、批评、质询、罢免、弹劾权利。二是加强上级政府机关对下级政府机关的监督。这一监督是在群众监督事实上难于正常开展和内部成员之间缺乏互相监督的情况下，特别重要的监督渠道。三是人民团体的监督，即人民可通过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和这些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等形式，向党和政府提出批评和建议。四是信访监督，即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鼓励群众利用来信来访有根据地批评、检举、揭发领导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五是舆论监督，就是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新闻媒体对党和政府实行监督。如1950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作出了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1953年，毛泽东在党内批示中强调，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当在报纸上广为揭露”。还要求报刊刊登人民来信，反映群众呼声。六是实行民主监督的制度。七是加强党内监督，具体做法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的民主监督，加强党组织的管理监督等。

(八)依靠群众，专项反腐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论是革命战争，还是经济建设，还是反腐败斗争，均离不开千百万人民群众。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充分地坚持和实践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取得了令人称道的历史性成就。

毛泽东生前曾遇到过两次腐败浪潮：一次是1931年底，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之后的中央苏区时期；一次是1949年底毛泽东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之后的建国之初。前者发生在战争年代，后者发生在和平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均出现了呈蔓延之势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均采取了有力措施击退了腐败浪潮。这一有力措施就是依靠各级党组织，依靠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群众性的专项反腐败斗争。具体做法是，成立各级反腐败领导机构，作为各级党组织领导反腐败的办事机构，前者是各级工农检察院，后者是各级节约委员会。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大造舆论，大造声势，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动员千百万群众参加反腐败斗争。如中央苏区时期，曾成立过反腐败突击队、轻骑兵、通讯员、工农法庭等群众组织。建国初期曾成立过三反宣传队、打虎队等群众组织。由于发动了群众，反腐败运动开展的均很深入。如建国初以三反五反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斗争，不但经济部门揪出了很多大老虎，就是非经济部门，也出人意料地揪出了不少大老虎。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两次反腐败运动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是纯洁了组织，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前者仅在8个中央机关中，就揭发出了贪污分子42人，其中厅长、司局长、科长、厂长多达31人。在基层政权中，仅在江西省4个县中，就惩处244人：其中乐安72人、万安60人、石城 49人、永丰43人。[8]后者据1952年6月2日中纪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仅根据华北等5个大区(中南未算在内) 的报告，在313.2万党员和国家机关干部中，就有贪污分子和贪污行为者123.7万人，占39％。

其次，两次反腐败，均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前者不仅有力击退了战争年代中央苏区内的腐败浪潮，纯洁了组织，而且教育了广大干部与党员，使得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好作风在苏区蔚然成风，与国统区那种贪官污吏横行、骄奢淫逸成风的腐朽风气相比，如天壤之别，因而受到苏区广大人民的由衷赞扬，甚至编出民歌加以歌颂，从而极大地调动了苏区人民参军支前生产纳税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后者不仅有力地击退了新中国初期的腐败浪潮，而且极大地提高了执政党的威信，有力地坚定了人民跟共产党走、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三反五反之前，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目睹新中国建国初期出现的腐败浪潮，困惑不解、疑虑重重。通过三反五反，一个个豁然开朗。一位解放军炊事班长说：过去看到个别干部贪污浪费行为，还以为是党的政策变了，现在发现，不是党的政策变了，而是我们队伍里少数人思想变了。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之后，社会各界赞叹不已。北师大的学生们在讨论中激动地说：“过去我们看不清什么是新社会，什么是旧社会，这回可见到事实了。”还有人感慨地说：“过去有人认为贪污是人类的本性，现在从这件事中看到共产党真是大公无私。”“ 共产党的确是为人民服务的。”[9]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对共产党大张旗鼓反腐败，更是佩服之至，特别是一位因痛恨国民党腐败而毅然起义过来的国民党上将陶峙岳将军感叹地说：“有了这一手，共产党一定万岁！”

第三，尤其是建国初的廉政风暴不仅提高了党的威信坚定了人们的信心，而且使全国党政军民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廉政教育，从而提高了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加上同时开展的整党整风、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黑势力、禁毒灭娼、土改运动的成功，终于形成了建国后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至今仍令人十分向往与称道的十分良好的党风政风与民风，从而为我们今天从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四，两次反腐败斗争的成功实践，证明依靠党组织，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是搞好反腐败斗争的组织保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走群众路线，是搞好反腐败斗争的根本途径；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是避免冤假错案，使运动健康进行的政策保证，从而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断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作者单位：中共安徽铜陵市委党校)

从毛主席让省委书记尝尝挨饿的滋味说起

 　毛泽东看到，中国的干部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为了避免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向他汇报情况，会议开得很晚，吴连登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饭，主席说：“一人一碗面条。”吴说：“人家来开会，您都不让他们吃饱饭？”主席说：“我就要让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

1962年中央召开各省情况汇报会的时候。那时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主席家里轮流向他汇报情况，会议开得很晚，毛主席的管家吴连登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饭，主席说：“一人一碗面条。”吴说：“您怎么这么抠门？人家来开会，您都不让他们吃饱饭？”主席说：“我就要让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是什么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平时谁敢饿省委书记？今天来我这就要让他们挨饿！”。

在这里，毛主席让省委书记尝尝挨饿的滋味，完全是为了让他们体察百姓吃不上饭之苦，说明他老人家心里装着百姓，时时牵挂百姓。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同百姓一样，甚至连肉都不吃，据管家吴连登回忆，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他的粮食定量17斤，如果有余下，就给孩子们补贴。三年困难时期，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有时工作人员想给主席加点菜，他总是说，“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 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

从毛主席体察百姓吃不上饭、进而让省委书记尝尝挨饿的滋味，不难使我们想到现实生活中的 “会议腐败”现象，表现在，一些机关单位开会也好，办培训班也好，总喜欢选择高档的带“星级”的大酒店、大宾馆，似乎只有在高档的带“星级”的大酒店、大宾馆办会、办班才气派、才有效果。有些单位还借办班办会，大吃大喝，不仅会前、会后要聚餐、要宴请，而且会中也是什么好吃什么，什么高档就用什么，抽名烟、喝名酒，生怕入会、入训人员吃不好、喝不好。一次办会、办班下来，连吃带住的会务费小则数万元、数十万元，多则上百万元，甚至更多。这种“会议腐败”现象与毛主席给省委书记们“一人一碗面条”所形成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对此，也许有人会说，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国家富裕了，不能用过去的标准来要求现代人，但是，不要忘了，目前我们国家还有上亿的农村贫困人口和2000多万的城镇贫困人口，他们当中，还有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老人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们不能拿他们的血汗钱不当钱，既使将来国家真的富的不得了了，也还有个不能忘本的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1 21:38:57编辑过]

毛泽东：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

 　毛泽东痛恨官僚主义,曾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座不动，十分无用。60年代初期还写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一文......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的“全面教育”思想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提出“三育并重”的教育理想，到了 40 年后的 1957 年又将它升华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他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泽东的全面教育思想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并多次论述全面教育问题。他认为，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要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当前，我们要提高认识，正确理解全面教育思想，要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更有成效的教学模式，以便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或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

这是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早在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首先要面向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及大批工作干部，对于旧文化工作者和旧教育工作者要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他说：“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 建国初期，毛泽东把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当作当时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他的倡导之下，党和各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解放初期我国的文盲人口达到80%，所以，当时的教育属普及教育范畴，不仅针对青少年学生， 还包括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及对旧教育的改革运动。

毛泽东认为，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人民享有同等受教育权利。他特别重视农民教育问题，指出要组织和支持农民学文化，并亲自为农民学文化制定学习方案和目标。他很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指出少数民族地区要搞建设，就要培养自己的干部和科学家。他指出在教育上对资本家子女要一视同仁，“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 对于干部子弟，毛泽东认为不能搞特权，主张废除当时存在的干部子弟学校，指出干部子弟应与人民子弟合一，即与人民子弟享受同等教育待遇。

毛泽东关于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的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宗旨，这对于建设“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对于广泛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这一思想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集中体现在建国后他亲自制定的教育方针上。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已意识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及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思想。他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就因既有远大的志向和高尚的品德，又有刻苦学习的精神和渊博的知识，再加上勇猛的体格锻炼和强健的身体素质，成为德、智、体俱佳的优秀人才，受到老师、同学的一致颂扬。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仍然以“德、智、体”全面发展作为培养人的根本原则，如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各革命根据地制定的教育方针，无不贯穿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精神实质。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各级各类学校内，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学生们不仅学习文化课、思想政治课，还开设一定比例的体育课与军事训练课。建国以后，随着国内主要矛盾和党与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毛泽东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适时地创造性地提出了符合教育规律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1957年，他首先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力、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他在一次讲话中又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50年代，毛泽东针对我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发出了“又红又专”的号召。所谓“红”是指正确的政治方向、立场、观点；专，指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又红又专”体现正确的政治观点和为人民服务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毛泽东指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 “又红又专”的提法是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针对特定人群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一种特殊表述。

在毛泽东看来，德、智、体三者或德、智、体三育对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人的身体素质是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前提，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把握着人们从事活动的方向，人的智力素质则构成人们从事一切活动的阶梯与基础。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毛泽东对德育、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特别重视。他认为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作思想道德的核心。

（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社会生产劳动对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大作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里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毛泽东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把“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方针之一。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而，教育必然面向广大劳动者，并要求做到最大限度地为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服务。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劳动者”，而且是培养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相适应的“劳动者”。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其中，毛泽东认为人们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那么，如何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及如何转变自己的世界观呢？对于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言，那就是要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把书本知识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接受活生生的再教育，这样就可以做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本质区别。

毛泽东多次强调教育离不开劳动，不但学生，而且教师都应经常接受劳动锻炼。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育是全面教育。毛泽东说：“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接在一起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 这就是说，体力劳动对身体发育有利，在劳动中学生易于体会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劳动对体育和德育都是有益的。

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倡导的素质教育与毛泽东的全面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的全面教育思想能为我们当今的教育改革与教育活动提供有益的启示，值得研究与重视。

（一） 提高认识，正确理解全面教育思想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上不清楚，就会导致实践上的偏差。正确理解毛泽东的全面教育思想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素质教育。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全面教育思想在运用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偏差，并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认识上的不到位是重要原因之一。譬如，人们对德智体三者及其关系的认识、对生产劳动的认识就曾流于简单与偏颇，文革期间的教育极端重政治轻智育，“应试”教育极端重考试等现象是其具体表现。可以说，素质教育正是毛泽东全面教育思想的延伸与发展，对素质教育我们同样有一个正确认识与理解的问题。

（二）中小学生负担太重会防碍全面教育。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说：“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在他看来，决不是课程越多越齐，学生就越能全面发展，实际上课程都是传授知识的课程，属于智育的范围，课程越多，教育变成了片面的智育，而不再是德智体全面教育。在为“应试”而教、为“应试”而学的氛围下，有多少青少年为了过重的课业负担累弯了腰（脊椎弯曲）、累坏了眼（近视）、心情整日如箭在弦（焦虑），也有人因不堪重负而厌学、恐学、弃学，甚至自杀，还有心理扭曲至杀人索命者。学生负担太重显然会防碍全面教育，而只有全面教育才有可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并赋予少年儿童一个自由而快乐的童年。

实际上，我国中小学的减负工作由来已久，课业负担的十字架为什么屡卸不下？甚至出现愈减愈烈、明减暗增的现象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当从政策和制度的角度去思考。首先，加快高考制度的改革。“高考指挥棒”的作用非同小可，它对中小学各项教育教学工作起直接导向作用。目前，在我国取消高考制度是不现实的，那将造成更大的混乱。但对于“考什么”和“如何考”的问题则大有文章可做，应以全面育人的思想、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作为高考的行动指南。第二，加快教育立交桥和终身教育制度的建立。“一次性教育”与挤“独木桥”式的教育已远离时代的需要，应协调发展各种教育，即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等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关键在于彼此衔接、协调发展。教育立交桥也是终身教育制度的桥梁，没有教育立交桥，终身教育制度必将流于空谈。第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设一支具有专家型和创新型特点的教师队伍，对于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和质量至关重要。第四，采取措施、诉诸制度，使中小学生学习负担上移。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课业负担太重，必然违背其成长规律。相反，我国大学生虽已具备相当的身心承受能力，课业负担却相对较轻。所以，我们有必要在给中小学生松绑的同时，给大学生适当增加学习强度与压力。

（三）全面教育必须与主动学习结合起来

在毛泽东看来，全面发展决不是面面俱到、平均发展的被动学习，这种学习缺乏主动性，没有自己的选择，没有自己的个性。他在1964年有这样一个批语：“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当前，我国的教学模式基本上还是“老师讲，学生录”，是一种以老师为中心的教育。新世纪呼唤新教育，我们必须建设新世纪的新教育，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新国民。世界银行在《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的报告中指出：“上千年的儒家传统，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对死记硬背而不是创造性思维的强调，造就了中国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 这么说并非是指中国过去的教育一无是处，而是强调变化着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教育的要求的确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世界银行在上述报告中还指出：“在新经济中，学生们需要掌握的远远不止简单的读写、计算等基本技能，他们还需要掌握行为技能，例如批判性地思考、有效地交流以及在团队之内开展工作等方面的能力。创造性、敢于承担风险、企业家精神以及电脑技能也将变得非常重要。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将知识灵活地运用到新的非同寻常的问题中去。” 虽然我国教育工作者已开始认识到这种被动学习的局限性，但这种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改革这种教学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可以说，触及教学观念与教学模式的改革，我国比美国至少晚了60年。我们有必要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更有成效的教学模式，以便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或自主学习，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1.《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第45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

2.《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第64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

3.《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第 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

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0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3-804页。

6.《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第23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8.《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教育》，第73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4月。

9.《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1年12月版， 第22页。

10.同上 ， 第69页。

本文原载《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4期

毛泽东的诘问会使多少人汗颜？

高官问责，一直是一个时髦的话题。这不禁使人想起开国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是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生命的人 。他的一声“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的呐喊，真真正正使中国普通百姓洗刷了“东亚病夫”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成为谁也不能视而不见的现实。这位具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被敌人所屈服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的人面对黎民百姓却常常自责的诘问。

当江山社稷受到威胁时，毛泽东总是把自己的亲人送到一线，当儿子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噩耗传来时，他只有一句诘问：“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不仅仅是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而且贡献了全家六口亲人的生命。

当人民群众生活遇到暂时困难时，毛泽东和人民同甘苦，60年代初期的困难时期，七个月不吃肉。警卫人员回乡搞调研，带回硬得像石头的野菜窝头，他含泪一块一块嚼碎下咽，非常自责地诘问：“我对不起人民呀！”

当建国初期人民群众的生活还不富裕时，毛泽东除了接待外宾的礼服，内衣、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有补丁，有的还补了又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忍心看下去，劝他换新的，毛泽东诘问道：“老百姓都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

当人民群众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毛泽东会寝食不安。1950年的夏季，淮河流域又出现水灾，受灾农田3400多万亩，刚刚翻身解放的1300多万农民再次沦为灾民。当灾情报告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后流泪的诘问道：“难道不能根治淮河！”。

当腐败现象有所抬头，或个别干部搞特殊化时，毛泽东会拍案而起。两位从从红小鬼长大的领导干部刘青山和张子善腐败资料报到毛泽东面前，他非常生气，毫不留情面，后处以极刑。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毛泽东诘问道：“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一位十六岁的少女刘胡兰面对敌人的屠刀视死如归，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一名普通的警卫战士张思德山中烧炭时不幸碳窑崩塌而牺牲，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专门为此开了追悼会，毛泽东在会上念了他亲自写的悼词“为人民服务”。一位时刻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在行动中的普通一兵雷锋，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一位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因公殉职，毛泽东撰文称赞是“一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人......”。

不错，那时我们的消费生活还没有今天这般安逸。但没有艰苦创业，哪来安逸生活？我不相信竟会有人重做那个吃了9个饼才饱、而且认定只有最后那个饼能充饥的蠢人。然而，毛泽东，一个国家的元首，在那勤俭建设的时候，与他视同父母的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在好日子就要开始时却穿着破袜子、破睡衣离开了人世，没有为自己的子女留下一分钱，没有为自己的女儿、女婿谋取一官半职。况且他“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也没有自己为自己留下一句漂亮的评语。

毛泽东所留下的是他所感愧疚的“还没有把人民的事情办好”的自责地诘问。

 

毛泽东：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上写的批语。北京市委的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重读“毛泽东语录”

 在刚刚入住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第一年——1949年的冬天，屋内没有暖气设备，办公厅准备为毛泽东安装锅炉和暖气片，却被他制止：“现在刚刚建国，需要办的大事很多，这些小事以后再说。再说现在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即便条件好些了，也要先为全国的老百姓办事情。”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

　　“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反抗。”

　　“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反对党八股》）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 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

网络流行“毛主席语录”

论教育

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在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搞坏了，真是害死人。（1965年12月21日）

论医疗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论作风

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

论经济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论民主、权利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

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新民主主义宪政》，1940年2月20日)

　　关於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

　　在政治权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產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產党是為民族、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眾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眾之上。(《在陕甘寧边区参议会的演说》，1941年11月21日)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於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為巩固，较為能够经受风险。(《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论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

一、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二、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上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三、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并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四、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

五、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

论民生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

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老毛在世的时候，不应该迎合苏联让蒙古分裂出去独立，蒙古的独立事实上对于蒙古和中国的发展都不利。

民主，那就别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