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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范美忠
《中国新闻周刊》 记者 方玄昌 黄永莉
至少在母亲和姐姐看来，范美忠是一个极富有爱心的孝子。
“他小时候读书专心得很，早晨四点钟我起来煮饭，他就起来看书。再大的雨，再大的风，再大的雪，他都不迟疑，很少迟到。”在隆昌农村范美忠的老家，年过70岁的范母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根据范母和范美忠的姐姐范美琼的介绍，范美忠小时候家里很穷。“我们每天在外面打零工，爸爸妈妈经常半夜三更都在山上干活，我们晚上干完活回来，他们几个小的都睡了。那个时候没有钱，我们家基本上一天只吃两顿，因为有五个子女，太多了，父母都是种庄稼的，又没出去找事做，很辛苦。弟弟读高中都是我和妈妈陆续凑钱帮他交的学费。爸爸兄弟姐妹多，我家是其中最困难的，但因为大家都困难，也没有人来资助我们，只有靠自己去挣钱。”直到现在，比范美忠年长9岁的范美琼在提到往事时依然显示出辛酸。
但就是在如此的困苦环境中，年幼的范美忠已经显示出了独特的个性。“我爸爸有时候喝了酒会打妈妈，我们都不敢说话，只有范美忠会站出来跟爸爸理论，他说，妈妈很辛苦（因为爸爸身体不好已经在家休养了），爸爸应该多帮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才对。”范美琼说。他们的父亲已经于三年前因病去世。
尽管家境贫寒，但稍微年长一点的范美忠已经必须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假期回家，他要求自己独立的房间，但由于自家房子紧张，他回家时一直住在已经出嫁、相对宽裕的姐姐家。在姐姐眼中，范美忠是一个内向的人。“我是兄弟姊妹中最心痛弟弟的，可以说是像心疼自己的孩子一样来心疼他。我一直牵挂弟弟，但他一般不喜欢打电话，很少过问家里的事。不过他很听我的话。”
范美琼说，内向的弟弟不仅对父母、对兄姐非常有爱心，对其他人也很好。同村的付老婆婆在半坡上住，他每次回隆昌都会先去看她，给她买东西，给她钱。“付婆婆都70岁了，是另一个生产队的。他说，老人家很可怜，他经常去看她，她心里能得到安慰。老人需要得到帮助，现在自己收入少，自己少用点就行了。”
范美忠小学直到高中的同学王明富对范美忠的看法与范美琼略有不同。“他一直以来都不是内向的人。”王明富说，“他在班上人缘不错，有一定号召力。”
王明富告诉本刊，范美忠从小就很直率，这种性格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太大变化。“有一次，很多同学在课堂上讲话，老师问的时候，其他讲了话的同学都说‘我没说’，问到我和范美忠的时候，我的回答是‘忘记了’，他则拒绝回答。他不善于撒谎。”
但性格没变，范美忠的思想观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在上大学之后，可能是接触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王明富说，他对范美忠的评价是：做人真诚、处事有点自我、敢说敢言，有想法有思路。
而在范美忠曾经供职的《教师之友》杂志的同事李玉龙看来，范美忠是一个博学多才，思维敏锐的年轻人。“他感兴趣的有两个方向：文学和教育。文学我没有资格评论，而对于教育，美忠的一些思想对于当下的教育来说是具有超越性和独特性的创见的。他在教学、做杂志的几年中，做出了一些相当有穿透力的思考，这在我们看来是难能可贵的。”李玉龙告诉本刊，“从为人来看，美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言行合一、文行合一。同事、朋友和他交流，完全可以坦诚相见，没有任何障碍和阻力。据我们所知，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据李玉龙介绍，范美忠那篇博文引起风波后，他们在一起商讨“逃跑”这个问题，都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对自己要有更高的要求。“这一点，美忠也是认同的。而且，我们也讨论、问过他，如果你带的是年龄更小的初中生、小学生、甚至幼儿，地震来临时还会这么快跑掉吗？他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
“选择此时，是因为怕大家遗忘”
中国新闻周刊：由于一篇博客文章，今天的范美忠已经成为名人，最初预料到这样的爆炸性结果了吗？
范美忠：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引起了另一场大地震，其震级之大是我始料未及的。原先我预料会引起一场小地震，估计也就是一两级、两三级的，没想到却是一场8级大地震，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破坏性如此之大，而且还是“主震-余震型”的。这个地震真把我震晕了。
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出于怎么样一种心情而来写作这篇文章？我的第一印象，你的表现让我想到了曹操在错杀伯奢一家之后回答陈宫时所说的那句“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范美忠：不完全是曹操这种心情。这里面蕴含着我所认为的一种价值观的表达。而且我是明显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集体主义伦理。我有朋友就问过我：是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英勇，才期望颠覆传统价值观，因为在这种价值观之下你显得很差劲呢？其实显然不是。因为我的价值观不是这个时候才形成的，而是一贯的。我教过的学生都知道，我一直反对鼓吹董存瑞、黄继光这些英雄的过分高大、完美的形象。
而在这次抗震中，长期宣扬的集体主义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渲染，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对抗情绪。我的性格本来就好走极端，你不是往这个方向夸张吗，那我就往那个方向夸张，来跟你对立。这种做法跟我喜欢唱反调的性格有关。
如同鲁迅一样，他不是反对古文化中过分强调的孝道吗，其实鲁迅在现实生活中是非常孝顺的，但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反对另一种极端。其实，我对自己的母亲是很孝顺的，但反感于一些人嘴上说得很好，手上做的却很差的表现；我则反过来，做得好一些，但言语中可以说得差一些——实际上，我一贯是这样做的，觉得做了好事还留名是挺丢人的。
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做，你选择的时机合适吗？
范美忠：第一，不能以时机合不合适为借口打乱言论自由，因为这次有这个借口，下次就可以有另一个借口。第二，我感觉到媒体有意无意的营造了感动和牺牲的幻象，来掩盖了地震后事实的复杂性以及问题，于是我产生了强烈的要戳破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的冲动。这甚至于是我不能控制的一个冲动。别人认为不合适的，恰恰是我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实际上，像我这样跑掉的老师属于大多数，但这个事实被过多的正面宣传所掩盖了——我承认，英雄是确实存在的，但我不希望他被模式化。第三，很多人认为那时不是反思问题的时候，反思就是对救灾大局的破坏，这一点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所担心的是，等灾难过去，人们也就把这里面值得反思的问题遗忘了。
“我其实是一个敏感的人”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这场灾难，很多人指责你冷血，无论是文章还是行为表现。
范美忠：范美忠确实也有他的缺点，比方说他的大爱不够等等。有些东西我不愿意流露，但并不代表我内心没有这些情感。我本来打算在灾难后要写一些回顾性文章的，由于这场风波而耽搁下来了。
本来我想写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这场灾难的反思，包括那些豆腐渣工程、救灾准备机制、中国人的生存问题，比如北川这样的地方应不应该住人等问题；第二是对人性的反思，包括对我自己在那一瞬间表现的反思；第三是地震对我，以及众多灾区人的人生的改变。人类在地震面前完全无能为力的体现会改变你的一生。当时我在操场上，大地摇晃，我的感觉是，人类赖以依存的最最基础的、坚实的大地都已经变得如此的不可靠，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抓住的呢？这种无助的体验带给我一种对生命偶然性的完全不同的理解：如果我们在聚源中学，结果会是怎样？
对生命的偶然性如此理解，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就会改变：那么多世俗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值得你去追求？那么多的人生恩怨和小的意气是不是值得你去在意？你平时有没有带给自己的亲人更多的温暖，是不是该让周围跟你接触的这么多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更加快乐、而感激你？（低头，流泪）
其实我是一个敏感、容易被感动的人，但我是学历史的，知道在记述历史事实的时候要保持客观和冷静。现在，对于我这篇文章所导致的风波，我要写一篇全面的回顾性文章。在这次灾难之前，我也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但灾难让我认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么勇敢。另外一方面，我确实一直把自己的生命看的是第一重要——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反复说，如果能够，我愿意救所有人，但我没有这个能力，而不是不愿意。
中国新闻周刊：看来大家对你的文章存在一些误解。
范美忠：我那篇文章被很多人——几乎所有人误读了。
第一是他们认为我在用自由主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做。我的逃跑并非来自于自由主义，逃跑就是一种本能。
第二是“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牺牲自己而去拯救别人的人”这一句。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我意料到学生对我的失望。对于一般老师这么做，他们未必会这么失望，恰恰是因为他们对我期望过高，他们平时听我讲人权、自由、公正，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逻辑，就是：常常讲人权的人，就应该是一个大公无私、崇尚牺牲的人。这是中国这种文化氛围里面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逻辑推断。我要纠正他们这个逻辑，就虚构了这个解释，告诉他们：不要以为一个追求自由公正的老师就一定是一个在灾难来临时镇定自若、勇敢而崇尚牺牲的人，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当然，虚构的解释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的第二篇文章中解释过的，为了安慰我那个一直不停自责的同事。
如果我写文章的时候会预料到别人会因此而来攻击我的自由主义，那我不会这么写，肯定会有更详细的解释。我省略掉了太多自己清楚的解释。
中国新闻周刊：网络上，对于教师职业道德这一问题，有相当多的严肃文章在探讨。
范美忠：这是值得讨论的。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我有救助和组织学生疏散的义务，但由于中国的豆腐渣工程的普遍性，我没有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救助学生的义务，这与美国等成熟的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况且我们并没有如同美国和日本一样在平时组织疏散演习。另外，即使没有豆腐渣工程、平时有组织演习，但8级大地震来临时，美国普通老师能不能那么从容地组织学生疏散，我也很怀疑。
以牺牲生命来成就一种道德崇高感，这样的价值观我不认同。对于我不足一岁的女儿，则是我的一种选择：只有我的女儿，会让我愿意牺牲生命来挽救她。
对于那句话：舍己救人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美德，这句话也被人误读了。我想表达的是，舍己救人已经不能用道德来评判了，它是超道德的，美德已不足以形容之。而一旦把它设定为是一种美德，就意味着它将被作为一种标准来号召、要求大家这么做，你不这么做就会有压力，有道德负罪感。而我认为不能以这么高的标准来要求大家，你不这么做也不应该有道德负罪感，因此不宜提倡它为美德。
另一方面，我不认同把个体纳入整体、而成为整体化的工具这种价值观，如果把这作为一种伦理、而让你成为一种牺牲品，这我是反对的。但如果是你个人的选择，则是另一回事。
“追求自由是我的天性”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那篇文章中，出现了一个后来广为传播、争议的名词：自由主义。能进一步阐明你的自由主义思想吗？它是如何在你身上形成的？
范美忠：很多媒体老问我这个问题：您的自由主义思想主要是受到哪些书本的影响？其实我觉得，我的自由思想更重要是来自于我的天性。这也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基础假设：人的天性都是热爱自由的。我奇怪一点，经济人假设——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中国是得到充分验证的，但人的天性是追求自由的这一假设，在中国却很少得到体现。
追寻根源，恐怕与中国的专制传统有关；其次，我想可能还与中国的经济状况有关。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实很脆弱，它仅是少数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及受影响者所拥有。而经济上的自由，意味着的是丢掉一个工作还可以轻易找到另一个工作的自由，这需要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具备。
人的安全感，不仅仅是来自于经济的安全感，也来自于其价值观的安全感。拥有自由思想，将很容易颠覆既有的价值观。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自由去思考的一个原因：一思考，将发现到处都有不合理的现象，就需要到处去改变，这就要冒风险。中国是一个负取向的社会，所有美好的、有价值的、值得去追求的东西，可能都是难以追求的，这种追求往往要付出比较惨重的代价。
中国新闻周刊：刚才你说，你的自由思想更重要是来自于你的天性？
范美忠：就我来说，先天喜欢自由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为什么那么多人经过这种教育环境之后，并没有觉得缺乏足够的自由将会是多么的难受、自由是那么的不可或缺，而偏偏我却从其中“活”过来，还对自由保持如此强烈的渴望？看来人天生还是有所差别的。我天生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精神上的任何束缚对我来说都是极大的痛苦。
从小我有一个让老师头痛的特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问底。在我看来，目前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满足学生的求知欲，而是为了给教学内容的正当性做解释。而我，无论是对自然科学还是人文学科，总能提出质疑，必须要得到确实合理的解释才肯罢休。另一方面，我好像有着比别人更强大的生命能量，不容易被压垮，始终保持生命的自我实现的冲动。
从后天来看，我从小在大自然中无拘无束地长大，农村的自由自在让我很好地保留了淳朴、本真、自由的天性。父母亲对我所受的教育来说没有太多影响，家庭的教育对我来说缺乏权威感。但我母亲善良、正值的品格对我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
从小我不太合群，喜欢自己一个人思索问题；性格则偏向于激烈。进入学校之后，我的成绩一直很好，这多少使我享有逃课等一些特权。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只有极少数成绩很好的学生才拥有这种挑战游戏规则的本钱。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在文章里曾经表示出，上大学之前你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
范美忠：在大学教育之前，我没有接触到任何自由主义思想的启蒙。大学里，军训一年，每天按时作息的规定让我痛苦不堪。之后，我感觉到了北大是一个纵容学生自由的学校。可能跟它的传统有关，它的环境和氛围是比较自由的：我们甚至可以穿着拖鞋去上课。在北大时，我起码有70%的课是逃掉的。
回过头来看，我思想的历程走得太艰难了。每一步都没有人指导，自己从充满困惑、痛苦和犹豫彷徨当中一步步走过来。仔细看来，我的气质更接近于德国人，我所最喜欢的两个哲学家就包括尼采、海德格尔。而英美经验主义哲学著作，我觉得跟我个人气质不同，买来后也看得少——那时，我更大的兴趣是在诗歌上。经验主义著作，回头来看我只认真看过两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当时也并非是为了了解古典自由主义而看的。大三的时候我看了《顾准文集》，这本书部分内容惊人地接近于西方自由主义，对我有一定影响。
“追求魏晋风度和自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追求思想自由的学者并不少，但似乎都没有你表现的这么极端。
范美忠：我后来对自由主义的看法是，在中国，对自由主义的研究，有几个人去做就可以了；我所看到的中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都停留在理论上，他们甚至不愿意为了自由而付出哪怕是一点点代价。按照我所信奉的理念去生活，更需要的是去实践自由主义的人——而我就这么做了。
所以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理论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生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这体现出来我对魏晋风度、对李白等诗人的崇敬。与我所崇敬的鲁迅一样，我对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尤其喜欢。另外，我从李白等唐代诗人豪放的诗歌里面找到了自由的激情，这对我产生感应，回过头来又强化了我追求自由的精神。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也的确为这种自由的追求付出了代价。
范美忠：我的追求偏向于精神化，对自由也就格外地渴求。我刚参加工作、开始教书的时候（1997年），月薪只有300多元，我对此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难过；但如果不给我决定教育内容的自由，我却会度日如年——以前的我比现在更加激烈，一上讲台就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学校难以接受。
在杭州外国语学校教书时，所有学生都叫我小范，因为我没有架子，跟学生没有任何隔阂——我在那边仅仅呆了两个月零十天，就赢得了学生这样的喜欢。但由于对我来说，教育的自由就如同呼吸空气一样重要，我在那么多学校和媒体都没有呆太长时间——这是我自由价值理念形成的第三步，在自由理想追求的过程当中，没有自由如同没有呼吸；传播自由本身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在目前的中国显然不合时宜。我也曾经试图按照中国普遍的游戏规则去做，但发现那会更加让我痛苦不堪——那不是我的本性。我在这次博文风波中，如果我在文章中撒谎，会更加难受。
在这次事件之前，我都似乎在都江堰那个地方隐居三年了。在那之前，我每天都要看大量新闻，看到那些负面的消息，内心不堪忍受，总要发表一些意见。后来学会了躲避，开始习惯于不看这类新闻，而选择看体育新闻和文学作品。而这次事件又要改变我的这种状态。
我最喜欢做的两件事：教育和新闻，这两件事都需要足够的自由。但这两件事，我的实践都让我感到了巨大的束缚，并为此感到绝望。当年在自贡教书的时候，我常常因此而深夜在大街上俳徊——这在我的很多文章里都提到过。当年我在为鲁迅的《野草》写作诠释的时候，觉得自己真正体会到了他当时的那种心情。我常常开玩笑地吹牛说，我对野草的解读可能是最好的，恐怕比很多文学大家对鲁迅这部作品了解更深刻——这指的并不是文学功底和聪明才智的问题。
“以一种自上刑台的极端方式，我实际上是在捍卫一种真善美的道德观”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第一篇博文中写到“我为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而痛不欲生”，实际上，你直接出国，不就解决这些痛苦了吗？
范美忠：由于文化根基的原因，我不会去国外。何况我在对改变中国教育体制方面还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我在文章开头的那句话“我为没有出生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而痛不欲生”，换一种解释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变成这样自由的国家？
这篇文章，我想可以拿嵇康蔑视礼教的表现来做比较：由于它已经受到玷污了，我以一种反它的形式，实际上是在捍卫它——我是在捍卫一种美好的东西，一种真善美的道德观，这是人类所共有的。我想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骨子里有着很强烈的责任感，嘴巴里面却不这么说。
对我这篇文章，我有朋友批评说，范美忠这一次勇敢错了，你的文章的确是真的，但这个真不是善。我的回答是：真确实不一定是善，但善必须以真为基础，没有真就没有善。
中国新闻周刊：你事实上反对的是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面子文化？
范美忠：在第一篇文章中，我虚构的那段话（指的是“即使是母亲我也不会救”这一句），确实有挑起争论的意思。我是做教育的，期望通过案例来说事，而不是空讲道理，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在争论当中去学会思考。不过我当时估计也就是我常常混的几个论坛里会有争论，也估计到会有一些人要骂，但没想到影响会那么大，完全溢出了几个论坛的范围。在我自己看来，那是一篇很平常的文章，不就是一个真实经历的记录吗？
不过仔细想来，引起这么大的争论本来应该在意料之中：中国人太假了！
是的，我并非要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一面，而是在反对中国的面子文化。中国文化建立在高度的专制基础上，它不可避免地要演变成面子文化：如果大家都说真话，它很难再专制下去。不仅仅是中国，其他任何国家，只要是专制政权统治，都会或轻或重地存在谎言文化问题，只是中国好像更加突出一些而已。另外，“礼”的文化传承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它更加讲究外在的仪式。
面子文化还跟一个因素有关：中国人缺乏个体独立价值，个人尊严总是依附于他人的眼光而存在。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风波，对你来说，坏的一面自不必说，有给你带来好处吗？
范美忠：对于我个人来说，当初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出发点是主要是为了记录自己这次非凡的经历，以及给给学生以解释，给朋友以安慰。
但这篇文章背后的首要意图，就是反对虚伪，以自己上刑台的夸张方式，提倡一种真诚、真实的言说，反对道德绑架，以个体主义伦理正当性的诉求反抗集体主义伦理，以异端思维的言说挑战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的一元化思维对于异端思想的容忍度——这些都是我长久以来的想法，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体现。
它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对这种沉积上千年而形成的这种面子文化、虚伪的文化、做戏的文化，而且还是一个厚黑的文化、说一套做一套的文化，不能指望以一篇文章引起的一场争论而得到彻底的改观，但至少会有所冲击，对大家认识这个问题有所触动。（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