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十二乐坊”（以下简称“乐坊”）成立于2001年6月8日，12位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女生，手持12件民族乐器，在北京世纪星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王晓京总经理和几位热心乐评人精密的策划下，不到三年时间，这个“乐坊”声名鹊起，取得了十分惊人的业绩，不仅在音乐界内格外醒目，在普通民众中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若说“家喻户晓”可能有些夸张，但提起“乐坊”即使没有看过演出的人也都有印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乐坊”出访日本所引起的“乐坊热”。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在日本销售“乐坊”唱片专辑180万张。在当前国际唱片业很不景气的背景下，一张中国民乐唱片在日本成为“发烧大碟”，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般的记录。“乐坊”走红了，“乐坊”在海内外热起来了。这是我国音乐界的特大新闻，更是民乐界一件不同寻常的大好事。作为一个老民乐人，我格外兴奋、激动，深感自豪。兴奋之余，我们应深入思考，“乐坊”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认真研究这一现象的成因，也许更为有益。
“乐坊”是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产物
在改革开放，人们对文化生活要求多样化，求新、求变的时期，再搞“精神食粮”统一“供应”，观念不断更新、开放的百姓，尤其是广大青年绝不会“买帐”。在这一大环境下，我国民乐界以变革演奏形式来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涌现出许多探索性的演奏新组合。“乐坊”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以称之为“乐坊”现象，就不仅是“乐坊”一家，类似的演奏组合很多。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北京的“五朵金花”、上海的“丝弦五重奏”、山西绛州的打击乐组合等等，九十年代初期北京的“卿梅静月”（4女）、“华韵九芳”（9女）、“八大锤”、“华夏室内乐团”、“松竹梅”（3女）、“红樱束女子打击乐团”（10女）、“东方魅力”（5女）“林月冉冉”（4女）、南京的“民乐新视听”、辽宁的“民族音乐秀《女儿风流》”（36女），还有北京的王勇、文博等以男士为主角、带有摇滚风格的民乐组合等等。这些组合尽管艺术含量、技术含量、演奏风格各具特色、各有不同，却都是十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都是对传统演奏模式的突破，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称赞。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些组合昙花一现者有之；时断时续者有之；“同仁俱乐部”式“沙龙”活动者有之；深具质量不会“打造”者有之……如能以“乐坊”的成功为契机认真总结各式组合的好坏成败，也许是认真学习“乐坊”经验最具实际意义的选择。
准确的定位是“乐坊”成功的关键
“乐坊”缘何以两年半的“团史”却获得传奇式的成功？个中自有其独特的通往成功之路的蹊径，既非运气，更非神话。除新颖的创意、精确的策划而外，有以下几点值得深入思考。
公司化的定位。“乐坊”从创意、策划、定名到具体实施运作均是在“星碟”公司一手操作下完成的。“星碟”公司是股份制的民营企业，“乐坊”是公司旗下的一个演出实体。“乐坊”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它的“属性”即是公司化的，而且是民营的。它有着自主发展的广阔空间，无任何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它可以完全按自己的艺术理念去决定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产业化的思维。“乐坊”必然要用“产业化”思维来经营，否则无法生存。连可心的演员都“养不住”谈何创意与策划？最低标准也要维持投入与产出的平衡才能寻找自我发展的机遇，“星碟”将“乐坊”视为文化产业是很高明的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
市场化的运作。在竞争激烈的演出市场中“拔头筹”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它需要精密的成本核算；一场一场的安排演出；艰苦的价格谈判等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随便可握的，他们却成功地握住了。如今他们海内外的演出订单络绎不绝，这是市场化的成功运作；
以唱片为先导的立体化宣传。这是“乐坊”最为娴熟的战略运作，是有别于其他“组合”的最大优势。如：今年六月赴新加坡演出，二月份就在新加坡开始销售唱片专辑，三月初新加坡界内界外已沸沸扬扬的都知道“乐坊”六月份来演出，可谓“乐坊”未到，唱片先行。王晓京总经理是从事唱片的“老把式”，深谙此道。事实上他是将“乐坊”视为“星碟”的“签约歌手”来运作的。这个“歌手”没有资格摆谱、闹大腕脾气的资本与基础，是“乐坊”依赖公司生存而不是公司依赖“大腕”分羹，两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
唱片发行必须宣传，这是唱片界不成文的“成本结构”方式，即拿出制作成本的一半用于宣传。“乐坊”的演出场次并不多，上镜也很少，但唱片宣传却使“乐坊”如同“一夜成名”的歌星一样迅速走红。在日本的成功正是以唱片为先导，包括报纸、广播、电视、户外广告等展开的立体化宣传；正是这一宣传战略的巨大影响，唱片才得以销售180万张；唱片与演出的相互推动获得了“双重”效应。唱片运作不是每一个组合和团体都能“驾轻就熟”、“玩得转的”。我想这可能是“乐坊”有别于其它组合取得成功的一个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成因。
“乐坊”理应总结、完善、升华
“乐坊”的成功是客观存在，但不是十全十美，在成功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可能有更大的难度，应清醒地总结并作出更新的战略抉择。
保持、完善“乐坊”的独特风格。必须认真解决创作问题，在已有的基础上不断推出新作品，既然“乐坊”定位是“民乐”，应在作品中不断加大传统音乐元素含量，求得更好的融合，而不是捕捉一两句民间音调，选一两首民歌当作素材加以发展、配成电声即成作品。应推出精、美、新的“代表作品”；标志性的原创作品；堪称一流的作品。
演奏水平追求一流。民乐演奏技法已十分丰富，其难度早已今非昔比，其艺术表现力、炫技性技法均具较高水准。应充分展示“乐坊”现场演奏的“真实感”，不能过份依赖唱片而“假奏”，应通过更多的演出实践培育、推出一流演奏人才。
表演以及舞美、灯光、高科技手段的综合利用尚显不足，与“乐坊”的创意和已形成的品牌尚有不小的距离。完善内在质量，注重艺术品位，使“乐坊”更加好听、好看且具有高水准。现代风格、时代感、新时尚应把握“尺度”，题材、体裁、形式可多样化，但说到底它的根本属性还是“民乐艺术”，防止有意无意的为了“迎合”所谓的时尚而扭曲“民乐”的本性。
“乐坊”与“新民乐”
“乐坊”为打造自己特有的“品牌”，在宣传上有意回避了“新民乐”一词，我觉得很是明智。这样更加凸显了“乐坊”独到的艺术特征。
我认为“新民乐”的提法与定位较含混、不确切，何谓“新民乐”难以说清。诚然，它不是针对“老民乐”、“旧民乐”而言，而是为各种探索性组合形式的“统称”。但这几乎是无法概括的，不能说除了各种传统民间乐队和当代民族管弦乐合奏而外的各类组合形式都是“新民乐”。“新民乐”的标准是什么？不能说凡是小型民乐加电声和爵士鼓的；扭动、站立演奏的；独出心裁与众不同的；全部女性化的；能奏能跳能唱的……统统都是“新民乐”，涵盖面过于广泛就无法涵盖了。
如视“新民乐”为一新的乐种或流派，应锁定范围，应有理论化的定位；有大量的作品；有代表人物和承传发展这一流派的队伍；有奠定这一流派的培训教材；经漫长的实践过程得到界内和公众的认同……亦未尝不可称为“新民乐”或“流行民乐”、“摇滚民乐”、“民族轻音乐”或以代表人物名字命名的什么什么“乐”。这应当是水到渠成、自然形成的。我认为各种形式的组合都属于“民乐”范畴，称之为“民乐组合”并不意味着陈旧，关键在于是否真有创新而不是模仿“克隆”欧美现代乐的形式。民族的、新颖的（含现代、时尚、突破性的），最终必须是获得广大群众由衷欢迎的。如何冠名并不是主要的。
“乐坊”现象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新世记、新时期，我国的民族器乐艺术正在悄然崛起，广大青少年学习、喜爱民族乐器的热潮，锐不可挡；职业民族乐团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深化改革；非职业民乐团队雨后春笋般的纷纷建立；有更多的专业演奏家深入基础辅导，十分有力地推动民乐大普及。在这样一种繁荣之势的大背景下，为各类探索性的民乐组合带来雄厚的发展基础；而各类组合的创新成果所折射的效应必然反转过来推动民族管弦乐艺术的发展，这种良性互动的作用或后效应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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